铁流：来自地狱的报告（一）(组图)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北京话“寻旧”，四川话叫“收脚板印”。“寻旧”和“收脚板印”都有两层意思，人在生命结束前都会追忆有过的往事，并尽力想去看看那些留给记忆最深的东西，走过的路，住过的房，植过的树，以及那些忘不了，抹不去的欢乐、痛苦、眼泪。七十多岁了的我，来日不多去时日近的老人，总想去看看当年那些吞噬我青春的监狱，埋葬我生命的黑牢，但总难成行。一晚上我突然做个梦，我盍然死去，到了阎王殿，那黑脸估眼的阎王问：铁流先生，你来到这里就再不能提及阳间恩恩怨怨的事了，你好生想想还有什么未尽之事？我琢磨了好一会说：报告阎王，想去看看曾经关押过我的监狱，不知它“与时俱进”，有无变化？阎王笑了说：你大概是被共产党关了二十三年的关系，改不了“报告”的口，总以为还蹲在监狱里。别忘了你早是自由人了，那你就去吧！为此才下定决心，死前去收收“脚板印”。于是，带上太太和女儿，坐上朋友新购的三菱越野车，沿着四十九年前流放之路，作了一圈黑色旅行，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认认真真地做了一次自费考察，把所见所闻留洒纸上，取名《来自地狱的报告》。

大渡河仍在哭泣

大渡河，历史的河，水寒浪高，常年咆哮，似诉说人间的不平，那屈死的生命唱着安魂的曲？1958年春，我们二百多名年轻的右派，分乘十辆卡车，在前有机枪，后有警哨的重兵押解下，从成都经双流、新津、彭山、夹江，花了近一天的行程，来到了改造我们思想的目的地—峨边沙坪劳改农场。沙坪镇一个小小的乡场，位于成都西南300公里，地处小凉山。四季气候恶劣，阴风怒号，霜剑冰刀，野兽横行，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后有800里莽莽的原始森林，是一座天造地设的监狱。关押在这里的人，纵有双翅也逃不出这险恶的鬼门关。150多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军西征至此，也未逾越此天险，全军覆没，拆戟沉沙，留下累累白骨。想不到我们这两百多名“早晨八点多钟的太阳”，竟然都成了“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饿鬼，生还者寥寥。现在这个小镇依然，已是峨边县所在地，热闹繁华一片现代化气氛，问及农场知之者甚少：搬走了，茶场早已卖给私人。你们知不知道，当年茶场饿死了不少右派？什么右派，不就是犯人嘛！听老人说，农场吃不饱，好多犯人饿死在山。一切被掩盖了，老乡竟不知这里是扑杀知识分子的坟场。为此，我不得不为他们讲述一遍：右派不是打家劫寨的犯人，右派全是有学问抱负的知识人……老乡听得入神，我讲得细腻，我竭力还原历史真实，揭露毛泽东罪恶。是感动是愤然，他们热情为我指点上山的路。路毕直，弯弯曲曲地挂在云中，越野车根本开不上去。我们叫了一辆火三轮，四个人挤在窄窄的车厢中，在陡削的山道上奔跑起来，摇摇摆摆，蹦跳颠簸，有如腾云架雾，危险极了。我两手死死抓住篷柄，思绪追忆当年……

那个山风咆哮，寒流刺骨的1958年1月的一个早晨，我们收拾好行李，集合站队核实清点人数后，成都收容所押送人员正式把我们移交给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的接收方，就像非洲黑奴一样卖给了美洲的农场主，自此开始了人生的悲惨历程……

白夹林中队的接收大员（也就是我们的中队长），一个三十岁的瘦长高个儿，脸上有几颗白麻子，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背一顶草帽，手里拿着一条棍子。他接过猪仔后，逐个认真地查点了一遍，有无废品？有无残缺？看来全是身强力壮的棒劳力，然后才发布训令说：“你们去的地方是峨边沙坪农场白夹林中队，我姓张，今后就叫我张队长。农场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也是你们改造思想的场所，不是享福的地方。你们要用劳动的汗水认真改造自己，将功赎罪，争取早一天回到人民行列。”言毕，用手里竹棍指了指远处的山峰，“白夹林中队就在那个山坡后面，不远，六七里，一袋烟工夫就走到了。现在各人拿好自已东西，跟我走！”

张队长说话到也客客气气，态度也不怎样凶暴，看得出是个老管犯人的队长。他提着竹棍轻飘瓢地在走在队伍前面，我们一行人扛着、挑着、揹着行李紧紧跟在他身后，几个押送的解放军横担着枪走在最后。山道陡削，乱草丛生的小路满是坑坑洼洼，走起来很吃力，爬起来更费劲。开初我们还能跟得上，渐次地距离越拉越远，再一会儿拉得更远了，他只好坐在山头上摇着竹棍等候。我们中走得快的已到了他身边，走得慢的相距半里之遥，稀稀拉拉前前后后，早己溃不成军。四川保险公司姓吕的右派，箱子里装了好多好的书，加之是北方人不习惯走山路，爬起来更吃力。他一路走一路抹汗一路嘀咕：“谁叫你要去鸣放，谁叫你要去乱说，现在知道了吗，锅是铁倒的，人是肉长的，累不累？苦不苦？还乱说不乱说？”引得大家一阵嘻笑。成都市邮电局一个姓卢的跟在他后面向我说：“晓枫，这就是生活，有趣不？记下来，二天写在小说里。”我道：“我就是一边来改造，一边来体验生活，当然要写成小说。”

山道越爬越陡，路越走越直，好些地方根本没有路，没说有行李，就是打着甩手走也吃力。先初还有人唱歌说笑话，现在只听呼哧呼哧的风箱声，一身汗水，一脸愁，一个个牙巴紧得紧紧的。大家一件一件地脱衣服、脱裤子，最后脱成尖身身，只穿条火窑裤，白白的肌肉斗尖生艳。一位教语文的老师，把屈原的《离骚》改了词儿唱道：“路漫漫兮峰无边，坡直直兮山不尽。山不尽兮峰无边，何时才能把家还？……”邮电局的卢接口道：“日暖兮风不寒，草黄黄兮树不绿，脱光衣服兮爬呀爬，快休息兮腿无力。”右派真是好样的，一个个能说会道出口成章，真是人才啊！

我是学徒娃娃出身，干过体力活到不感到怎样累，却心事重重想着女儿周岁生日。记得三个月前曾经和妻商量，计划她生日那天先去大光明照相馆给照张相，再后去春熙路耀华食品厂买个大蛋糕，然后去人民公园假山上的亭子里围集，一家大小四口边吃蛋糕边喝饮料，屈子一算洽洽今天就是女儿的一个生日，可我此时此刻却在不停的爬山爬山。她知道吗？会怨我吗？他一定会问：“妈妈，爸爸怎么不和我们过生日哩？”妻该怎么回答？也许会说“爸爸有事，出远门去了”或说“在报社忙写稿，还没回来。”是哦，我不在家这个生日还过不过哩？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沉甸甸重沉沉，脚下越来越没有劲儿，我借歇气时光放下行李选个高处回头向成都方向望去，什么也看不见，除了云层还是云层，穿过高山还是高山，成都在哪里？哪里是成都？云遮雾绕什么也没有，只有痛肝断肠的凄楚。从山下到山上，不足4公里的山路，我们足足爬了四个多小时，才到未来的归宿地白夹林中队！一看，大家心里凉了半截，异口同声道：“这就是农场？这就是白夹林中队？

记得，新建的白夹林中队在岭环崖抱的一块长不足200米、宽不过50公尺的山间平地上，立着几憧不规则的草棚棚，墙壁用树枝毛竹条编织成，上面涂了些厚簿不均的泥土，龇牙咧嘴极其粗劣。泥土还是湿漉漉的，一看就知是新近赶建起来的。它既是工棚又是宿舍，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像个大仓库，两面是上下两层的通铺，中间是条通道，所谓的床是树条绑扎起来的，上面一层簿簿的山茅草，室内光线黯淡，白天都要点灯才能看明白。通道分挖有四个火坑用于生火取暖，要不晚上难以入睡。这儿就是改造我们思想的家，用句不客气的话说，还不如从前地主关牛关猪的圈。

张队长看我们心中的疑窦、，立即发表现讲话：“条件是差一些，当然不如你们过去的机关，但你们要知道，到这里来不是享福，而是要通过艰苦的磨炼，最后达到脱胎换骨改造思想的目的。如果条件好了，怎么能改造得好你们呢？一切得靠自力更生，创造丰衣足食的生活！”我们城市来的人怕冷，晚上不敢脱衣服，待第起床一穿鞋，鞋和地冻得连成一体，天冷风大，一地是雪碴，如此恶劣环境，冻得直跳。我们以为通过这次不太长的“改造”和“劳动锻炼”，快很快回到机关，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但谁也不知道，“劳教”比“劳改”还要酷烈，遥遥无期，不仅骗了我们，也骗了它的执行者，才会有如此惨绝人寰的悲剧。

火三轮颠颠簸簸，在少有人烟的山里穿去穿来，约莫一个小时候来到一处人口密集的地方停下来，他说：“大爷，这就是农场场部。”

女儿扶着我下了车，我久久伫立张望。这儿我来过留有脚印，那年几千人的两劳（劳教、劳改）人员在这里召开大会，场长梁村夫大讲“节约粮食”、“以场为家”，后又在这里宣布“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加速思想改造”，“争取早日摘帽解教”。由于粮食标准低吃不饱，劳动负荷又重，没日没夜的干，很快出现水种病，大批大批饿死人……

开火三轮的年轻人奇怪地看着我，似乎在问：大爷，你来这里干什么，探亲访友，还是寻找什么？我先口说：“小伙子，你知道不，这里过去锇死了好多好多人？”他道：“听父亲说，饿死了不少劳改犯……”我纠正他说：“不是劳改犯，全是有知识有文化的右派分子”他迷惘问：“右派分子，什么是右派分子？”

天呀，中国历史上这么样的大事，他竟然不知道，封杀，封杀，密不透风的封杀！把生命封杀，把青春封杀，把罪恶封杀，我不得不为死者发声，将中华民族有过的大灾大难向他讲述一遍。天津作家杨显惠写的《告别夹边沟》一书问世后，国内外广大读者才知道甘肃省武威地区夹边沟劳改农场，在那里劳教的3200多名右派分子仅1959年1960年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被饿死的右派达2400多人，死亡数高达百分之八十。而四川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关押了一万多名各类分子（其右派占百分之七十），在这两年时间里活活饿死五千多人。死人的比例虽没有夹边沟大，其残暴酷烈却远远超过夹边沟。经历过死亡而未死的难友说：“饥饿是慢性的扑杀，枪毙是快速的死亡，虽恐怖但不痛苦；饥饿之死其痛苦非言可表，死者在断气前神智仍十分清楚，感到五脏六腑似痛非痛，肠肠肚肚在一寸一寸的断裂脱落，难受极了。有人又把饥饿之死比着抽血似的死亡，一点一滴地流尽生命最后一滴滴液体，其惨状有如凌迟。”又有人说，“饥饿之死如生命之舟正在沉没水下，种种恐惧也将随之而来。然而，饥饿却另有一种功能，它也能使恐惧消失。当饥饿到了一定程度，人的大脑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因为没有血去能供应它的转动。大脑由于缺血变得非常迟钝，渐次渐次就运转不起来，恐惧思维也就模糊淡漠，以至全部消失了。”

生命虽然脆弱，却也相当顽强。如果无食物来维持生命，人体只要有一点点水，一点点阳光，也会自动地延续下去。起先是脂肪的燃烧、脏腑的燃烧、肌肉的燃烧，尔后是骨骼、骨髓里有用部份一点点地转化为能量来支持生命的继续。为了免除浪费，人体会自动把一些不必要的器官关闭，来维持着生命的基本功能。人到了那时体重慢慢减轻，骨头开始疏松，心跳速度缓慢，大脑作用休止。所以，在那时再听不到饥饿者的悲嚎和哭泣，一切都十分寂静。如果有了一点点食物，或是可以作为食物的东西进入肠胃，它会被高度地消化和吸收，生命又开动起来。为什么有些人在饿得最难会喊出：“只要给我一顿饱饭吃，枪毙都愿意！”在他们生命结束那一瞬间，还睁着那双无力的眼睛，长长地望着那没有米粒的空碗，嗫嚅地发出一丝丝如弦如缕极其细微地呐喊：“我饿，我饿，饿……饿……饿……”最后阖上双目，无言难过地死去。

在这些锇死的难友中，最难忘记的是刘盛亚先生，他和我曽有一面之交。那是1957年5月，他受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之邀，以高级知识分子身份来成都参加省委“整风鸣放”座谈会，一天来到我们报社文艺组，他风度翩翩，身着细呢料制服，脚蹬发亮皮鞋，满脸红光，言谈举止一副大作家派头。想不到十个月后今日相聚沙坪白夹林中队时，竟一脸晦气，满嘴胡碴，两眼无神，显得呆滞。他穿着一身旧棉制服，腰上系着一条皮带，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胸襟上全是包谷汤汤的残迹，看来也在领尝饥饿。他大约年长我十多岁，是个大块头人，易于激动和坦露感情，但没有什么力气，不能承受担粪施肥等重活。他所在的大组长还算有点良心，专门安排他去守看播种在地里的包谷。他每天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手拿一根系有布条的长竿，在地埂上走去走来赶麻雀驱老鸹，嘴里总是不停地吆吼着“鸣鸣——鸣鸣……”远看去就像草扎的稻草人。谁能相信他就是当年反法西斯名震华夏的大作家！

早在1953年我就知其大名，因重庆作协机关刊物《西南文艺》常发表我的短篇小说，作为作者每期有一册惠赠杂志。刊有他长篇小说《再生记》的节选，不久便有连篇累牍的猛批，说它是一篇有害的小说，全书充满小资产阶级情调，模糊敌我界限，歪曲阶级斗争，丑化了人民群众形象，违背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方针。

出于好奇，我查阅了他的相关历史资料，对他有了一些了解。他出身仕家，自幼聪明，19岁时即留学德国，尔后成为作家。在法西斯猖獗的欧洲，中国人还不知什么是法西斯时，他就以一部《在5字旗下》的记实散文向国人叙述善良的人民在法西斯极权专制下的悲惨命运。刚20出头就跻身于罗曼罗兰与斯蒂芬，茨威格等反纳粹作家行列，而且还是中国第一部反法西斯的文学作品。刘盛亚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末登上中国文坛，不仅高举人道主义旗帜，还以襟怀人类文化前景的高起点，有别于那些吟风咏月的文人。他也是当年的海归派人物了，与今日归来的留学生不同，他是在民族危亡的七七事变后，放弃欧洲的优裕生活，同许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起共赴国难。当时欧战尚未开始，抗日烽火刚刚燃遍华北、华东。他回国后即被聘为四川大学教授，时年不足二十六岁。迫于战争形势，川大迁往峨眉山，武汉大学迁乐山，他又受聘于武大。中国教育史中年轻教授不少，著名的如梁宗岱先生，他执教西南联大也是27岁，散文家梁遇春先生也是27岁即任北京大学教授。相比之下刘盛亚更属少年俊彦，他既授文学又授德语，还以专长的戏剧授教于省立四川剧校。华北平原失守后，京沪与欧美的精英汇集于四川，留美归来的戏剧家余上沅先生在江安主办国立剧专，今日还健在的电影名导演谢晋即出自此校。五四运动以来即从事话剧运动的熊佛西先生又在郫县主办省立剧校，刘盛亚在此校教授戏剧，与肖锡荃、侯枫这些活跃四川剧坛数十年的名导演共事。后来脱颖而出的青年剧作家刘沧浪就是他的学生。那时，在江安国立剧专执教的吴祖光先生也很年轻，与刘盛亚共誉为少年天才，吴祖光称北方神童，刘盛亚赞为南方神童。

八年抗战，在重庆也留下刘盛亚的文学与文化活动历史。他的家就在重庆，那时郭沫若在重庆办群益出版社，虽然他的夫人于立群巳在社里工作，郭沫若却聘刘盛亚任总编辑。后来，中国最著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迁重庆，主编此报副刊均是大手笔，如夏衍、聂绀弩、吴祖光等，毛泽东那首《沁园春-雪》便是吴祖光从手抄稿寻来发表的，刘盛亚也有一段时间主编过这家报纸的副刊。1950年以后刘盛亚进了单位，从西南文联再到重庆文联，他的教授、作家、总编辑、主编等职务都没有了，成了专业创作员。凭他不凡的资历、学识修养、业绩与声望，应是重庆文联的招牌作家了，却受到一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歧视与排挤，虽然这类人不过是中学生，他们认为你刘盛亚只不过就是仅仅出国留了一下学，喝了一点海水而已，这岂能和我喝过延水的相比。喝的海水是资产阶级的，喝的延水才是无产阶级的，这就是刘盛亚被这类人打成右派最早的思想定性了（此段材料文字引自曾伯炎先生文章，作者稍作修饰）。

一天，四下无人，他悄声问我：“晓枫，你饿不饿？”我苦苦一笑道：“刘老师，谁不饿啊！可有什么办法呢！”他低低地叹口气，抹去流在嘴上长长的清鼻涕，极其悲观绝望地说：“你年轻扛得出来，我看来会死在这里。晓枫呀！又冷又饿日子真的难过啊！”我道：“你怎么不写信向家里要点吃的东西？”他摇着头，无可明状地说：“这信该怎么写呀？我能说农场吃不饱，这不是又在攻击党和政府吗！”我听后几乎叫起来：“刘老师呀，这是什么时候了，你还顾虑这么多，快向家里写信吧。”但他没有写，一直没有写，每天就样抱着肚子承受饥饿的煞煎。

我出于同类相怜，一次偷偷地送点猪油给他，开初他说什么也不要，在我再三强送下他才收受。他接过猪油，两手激动得发颤，声音近似在哭地说：“晓枫，你送我的不是猪油是救命的血呀！我一辈子不会忘记你。”我不好意思道：“刘老师，我们现在是同经患难的难友，今后回到单位在写作上求你多指教指教。”他一脸迷茫，没点信心喃喃地道：“不知有没有那一天？”

我发现饥饿已夺走了他的人生希望，残酷的环境已吞食了他壮年的志气，那颗跳动的心已经死了。后来他家里得知一点情况，寄来的两大瓶酵母片，他竟一次把它全部（1000片）吞下，后果可想而知。不久，他一身肿得发亮，快死前急送到农场医院急救，半路上就“脱胎换骨”提前“解教摘帽”了。死后没棺材敛收遗体，也没有属于自已单个儿的坟场，几十个几百个合葬在一起。1979年获得“改正”，生者为他举办追悼会时，多次去沙坪觅寻遗骸，面对大片白骨难辩谁是他的真骸？为此，那灵堂的骨灰盒里只好放下他生前写文章长用的那只派克钢笔，伴着他灵魂的安息。

还有一个忘不了的人是董时光，他是西南师范学院的讲师，有弟兄三个，大哥董时恒、二哥董时进，他居三。在我读到过介绍他的文章中，有位叫陶谓熊先生这样写道：“一九五七年六月下旬的一天，一位身穿短袖白衬衫的中年人走向西南师范学院大礼堂主席台。看他从容不迫而又大义凛然的气度，像是要对台下6000多名师生员工作一次重要报告。此时，台下鸦雀无声，几千双怀着复杂心情的眼睛盯在那中年人身上。那中年人走到麦克风前，清了清嗓子，用铿锵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我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为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与共产党并肩战斗，为国民党所不容，不得已离乡背井亡命海外，去美国留学，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追捕。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我在美国报纸上撰文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为美国政府所不容，被驱逐出境。1953年回到祖国怀抱，并来西南师范学院教书。我满怀激情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我没有反对共产党的任何企图……”此时，主持会场的学生会主席马娴华（即后来在陈希同案中自杀的王宝森之妻）一手夺过麦克风大声叫喊：“不许右派分子董时光放毒！董时光必须彻底交待反党罪行！”接着，台下齐声高呼“打倒右派分子董时光！”“董时光必须低头认罪！”会场一片骚动。董时光凛然不可侵犯地站在主席台上。这位年青时就向往自由、民主，并为之战斗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铁塔似地伫立在那里，坚持说他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参加整风运动。严词拒绝了会议主持人要他自污自辱、检讨自己的“反党罪行”的威胁和诱导。台下继续呼喊口号，许多争当反右英雄的勇士，已经手舞足蹈地站了起来，会场秩序大乱。这时，会议主持人用几句陈词滥调对董时光乱吼一通：“你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绝不会有好下场！”随即宣布勒令董时光继续反省交代，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只得草草收场。

在这所学校，董时光用他的智慧和勇敢，第一个粉碎了让右派分子在斗争会上屈膝投降的阴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当年，我作为刚刚跨入这所学校的新生，董先生的正义凛然，极大地震撼了我。”

由于董时光是全川以至名国的名牌右派，相关资料有如下陈述：1951年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正是美国盛行“麦卡锡主义”的岁月，他怀着一腔义愤于1953年9月回国后，来西师教书。抱着自由主义理想报效祖国的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多么向往！他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初解放时，知识分子都欢欣鼓舞，以为从此可以自由地想，自由地谈，自由地写，大胆地批评，大胆地陈述不同意见了。”他在给友人罗容梓的信中说：“以我们的经济平等，加上政治上的民主，我们和资本主义社会比较起来，便不比他们差了。”然而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缺乏起码的了解。他们不知道专政，是容不得“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虽然董先生没有参加过1952年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但对那些旨在摧毁知识分子尊严，并随意打人、逮捕、逼人自杀的政治运动，却有所耳闻，并深恶痛绝。在1957年5月11日在老教师座谈会上他发言说：“党员领导们在思想改造中要打垮知识分子的尊严；正是觉得他们太骄傲了，看不起自己，就批判他们‘纯学术观点、纯技术观点、纯业务观点，从来不检讨自己纯政治观点。其实纯技术观点，自高自大即使是真的，也绝不会严重到应该受斗争的罪恶地步。”又在稍后19天的《文科论坛》上的发言说：“思想改造难道必须用残酷的肉体伤害吗？纯学术观点、不问政治，难道也应该拿来斗争吗？应该把人家关起来写坦白交待，逼迫人家把自己的骂得狗血淋头，害得人家得精神病、自杀吗？”

知道他的人这样评价他：董时光是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孤傲、不屈、自视高洁，看不惯一切污泥浊水；既鄙视不长脑筋的盲从者，又厌恶趋炎附势的钻营者。他的性格很难容于专制社会。他寄希望于声称实行民主自由的中国共产党，可惜他太天真。他哪里知道，仅仅把民主自由看作手段的共产党，对于他这种桀骜不驯的自由主义者，更不能容忍！所以他痛苦、彷徨、呐喊。他说：我们领导上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肉麻当进步，把投机当积极。真正品德好，有进步思想，不说肉麻话的人，反而被他们视为“顽固”、“落后”当反右大潮迎面向他扑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报刊连篇累牍地向他泼污水的时候，董时光临危不惧地高呼：“你共产党有四百万解放军，我董时光有正义感！”这样一个临危不惧，有着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最后被西师开除公职送来峨边沙坪劳改农场劳教，我们有幸同队。他个子精瘦矮小，鼻梁上架副深度的近视眼镜，身上还穿着质地很好的美式服装，走路老低着头，沉默少言，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也比我长七八岁，劳动上体力不支，但胃口特好。据说他送来劳教时带有不少钱，可很少见他买东西吃，不知是出于节俭还是怕露富，但在抢饭上却又一马当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次吃完饭，他都用指头去刮黄桶里残留下来的星点米浆，要不把洗碗缸里的清水倒去留下少许带糊状的泔水取来喝下。有一次干警嘲弄地问他：“董时光，仓谷糊糊好吃不？”他冷冷地回答：“好吃极了！比美国面包还好吃。”干警不知这是有力的回击与控诉，反视为取乐的趣头。

由于饥饿，由于折磨，由于人与人之间缺少温暖与关怀，似乎大家都变成了一条条以食为目的豺狼。在这残酷恶劣的境况下，一些难友竟去偷窃别人随身携带的钱和粮票，或家里寄来的吃食，真叫防不胜防。于是，有钱粮的人将它缝制在衣服中，有吃食的人出工背在身上。董时光也是将所带来的钱缝制在贴身的棉背心里，一夜也被窃去几十元，害得大家相互怀疑了好几天。自此，睡觉时他也把背心穿在身上，免去失窃的危险，但并未免去死亡的厄运。有一天他出差遇上一位老乡，便将一件上等呢料衣物拿去换了两斤干牛肉，竟一口气吃完，造成肠梗阻致死。悲哉！中国的知识精英啊！谁叫你们要离开“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来到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享受共产特有的“幸福”，不死你死谁？

我的追忆，我的讲述，不，我在控诉！控诉黑暗地狱给我们一代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伤害，的残杀。驾车的年轻人和不经事的女儿惊呆了，中国会有这样的事情吗？阳光掩去不了罪恶，刀剑钳制不住嘴巴，我得说，我得说……

重重叠叠的场部房屋因年终失修早破烂不堪，那虽已生锈的铁门却牢牢地关闭着，惟恐灿烂的阳光照射进去，而山间一股凛冽的清泉却穿过高高厚实的大墙，正一股往外喷射。我默默地站在那里既在思索往事，也在思索未来，我在想这座铁门，这堵高墙，何日才能轰然崩坍？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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