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从工
我是1939年生的，比“共和国”大十岁。目前已经步入老年，往事虽不敢说都历历在目，但自信还没有到统统忘光的地步。趁着铁流先生汇编《往事微痕》的机会，赶快把那些还有“微痕”感触的回忆写成文字，以为后来者们将来修订“官史”时参考吧！
一、这“反”那“反”，不断地“反”！
按说，50年上初中，53年上高中，记忆力应该是不差的了，可惜当时对政治实在是一窍不通。所谓“感觉得到的并不等于就能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到”，一点不差。那时各种各样的“反”，虽然感觉中是一个连着一个，但已经记不清、分不出：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反胡风运动，是从哪年始，到哪年终的了。
那时一般人家不订报纸，更没有收音机。国家大事只能是听各人所在的“组织”传达（那时还没有后来的广播大喇叭）：学生听学校的，居民听居委会——所以才有“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的说法。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教得比较好的数学老师和一个语文老师忽然不见了。后来才慢慢透露出来，一个是“肃”出来的历史反革命，一个则是“隐藏”的胡风分子。一个小县城里的规模不大的中学老师队伍里，起码就“反”出了两个，比例恐怕已经不会低于5%了？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看枪毙“反革命”：在中学操场外面，隔着城墙，经常会听到枪毙人的“砰、砰”声，胆子大的先去看过的同学会回来描绘那“刺激”的场面。女生是断断不敢去看的，男生如果一次都不看又怕会被讥为胆小。于是我大着胆子跟同学去看了一次：远远地听见有几声枪响，等部队撤了以后人们才围拢过去。地上匍匐着三个人，似乎还是穿着长衫的，当然是一地的“红”和“白”。脸朝地，看不清啥模样。我想，即使脸朝天，恐怕也看不出模样——那时似乎还没有后来的“人道”，枪只打心胸。更让人心悸的是，一个面如死灰的女人从人丛里冲出来，向其中的“他”扑了下去。并没听到哭声和见到眼泪，只见她把“他”从头摸到脚，然后把他掉了的一只单鞋后跟拔了上来，又把另一只单鞋后跟同样拔好…，看到此处，我已不忍再看下去，别转身快步跑回学校操场了。
后来到60年代学雷锋时才反省到，对敌人就应该像冬天一样残酷。所以才有后来文革中张志新的被割断喉咙；林昭的向家属收取五分钱子弹费；江西的李九莲被枪毙后，家人也“残酷”到不敢去收尸，以致发生“奸尸”的“怪案”；同案犯钟海源竟在死刑前就被某军医院“取了”活肾——这创造了中国死刑犯执行过程中的吉尼斯之最！
二、我记忆中的“反右”
我是56年考上交大的，57年春天正是大一的下学期。“鸣放”开始了，除了雷同于一般社会上的“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外，由于交大还牵涉到“迁校”的矛盾（那时除了台湾有一个新竹交大外，大陆就只有一个交大，正由上海迁往西安中），利害所关，提意见的老师和学生的“介入面”就要广得多。提意见的“面广”，当然“打右派”的面也广。我所在的小班，一共30名同学，就打了6个；同校的电制52班，竟因右派比例太大而遭致解散重组？
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单位有“比例”地打右派，是在很久以后才逐渐披露出来的党内秘密。但大学生中比例高达20%，恐怕能算交大反右的“特色”了？至于在教师队伍里的比例，有的还不止于此，据说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老师还被打成了100%（？）这让我初次领教了“政治的残酷”！
回忆“反右”运动，最令人后怕的还不是“比例高”，甚至还不是“莫须有”，而是所谓的“引蛇出洞”！这一点毛比秦侩更高明：您瞧，报纸电台昨天还在宣扬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忽然一夜之间就变成了“这是为什么？”“是毒草就要锄”！甭说稚嫩的学生。很多“右派”本不想发言，只是在党的一再号召下被“引”成右派的。发了什么言？大到对党中央，小到对支部书记个人提意见，就是“反党”；远到对俄国侵占满清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不满，近到对苏联教材有看法，就是“反苏”。尤其是“反苏”这顶帽子，最最冤枉：一则青年学生容易犯“爱国病”；再则从后来披露的材料看，自赫鲁晓夫20大作反斯大林报告以后，我党早已和苏共有分歧，只是没公开而已。您瞧，毛的内心早已经“反苏”了，却还要给娃娃们套“反苏”的右派帽子！呜呼！我实在找不到用什么词来形容其居心叵测的程度！
55万“右派”，以四口之家算，就株连到220万，再以亲戚朋友也要被影响算，何止千万？有人也许要问：右派不是当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吗？请看两个实例：我校百年校庆时班上同学聚会，我班一位当年被“发配”到新疆的（不让他们五年毕业，故意提早一年，于60年统统“发配”新疆）右派同学介绍了两个“屈死”同类的典型：一个在矿坑里劳动，天生只能干最危险的活，由于根本不会把他当“人民”看，在一次爆破前，连他出来没有也无人留意，就按动了电钮，轰隆一声的结果——他父母来收尸，1.8米的儿子连1米都拼不到，还不敢抱尸痛哭！另一个右派则正好相反，死得无声无息：由于单人住在一个偏远的破屋里，究竟是病死还是饿死？后来已无从判别。只是多天以后，忽然觉得村里苍蝇大增，才寻源发现了那块千疮百孔的“腐肉”！那时作为人的“右派”，或作为“右派”的人的价值，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永远无法想像的！
三、回忆“三年困难”时期
“饿殍遍野”这句成语，想必在小学就学过了吧？但谁见过呢？谁也没见过！我只知道那时还在喊毛的口号：“人多力量大”！但在城市的街道上却已很难发现大肚子孕妇了。当然这不是计划生育的功劳（毛时代还无计划生育一说）而是饿肚子的效果。我们家乡下里巴人中有一句歇后语：“叫花子日B——穷开心！”意为再穷如讨饭的乞丐，也不会丧失其天生的生殖机能。但在大跃进后的大饥荒年代里，中国人竟然能饿到把生物界亿万年进化得来的基本机能都“淡忘”的程度！这恐怕也是文革后生朋友们不能理解的吧？我自己就有一次饿极时终于下狠心掏1两粮票买一个馒头才咬一小口（不是一口吞不下，而是想延长咀嚼的幸福感）就被一个更饿的人抢走的体验。我所在的工厂里，尽管每人的月定量也有30斤左右，而且为防“寅吃卯粮”，食堂饭票上都要印上每天的日期，但每月下旬仍有少数人会发生“饿”床不起的现象，因此后来很多个车间主任都要把青年单身工人的饭票集中保管。为什么？怕有人倒换呀！其实即使会高等数学的大学生，在“饿极”时也往往会把月底的2两饭票换成月初的1两饭票。我们科的一位俄语翻译就这样的“寅吃卯粮”吃撑到胃穿孔送院开刀的！在饿极的年代里却会吃撑到胃穿孔？——只有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物极必反”的“黑色幽默”！这恐怕又是文革后生朋友们不能理解的吧！
到这里说的，还都是比农村好得多的城市。城镇人口有定量，只要不“寅吃卯粮”，不会直接饿死；浮肿或“间接病死”，兴许是你自己体质不好，不能凭空栽到毛伟人头上。但农村呢？直接饿死恐怕就不是个别事例了。我曾听一位安徽来的亲戚讲，安徽乡下就有整村饿死的例子。我当时还不解的反问，农村无论再怎样闭塞，农民无论再怎么老实，人到要饿死前，怎么样爬到城里或公路铁路边也不至于饿死呀？回答是，你们城里人不知道，出来讨饭也要开“证明”啊！后来作为正面电影的《焦裕禄》大家都看过吧，连这么一位“爱民如子”的父母官，都要到车站去“拦阻”外出逃荒的人流；换成一个爱民不如子的父母官呢？再换成一个惯于踩着子民头颅往上爬的父母官，像河南信阳事件中被处理的干部和四川的一把手李井泉呢？
中国人啊，中国人！下笔到此，我无法下笔！我建议各位可以在《中国学术城》网站上看一下高华的《大灾荒与四清运动的起源》，该文完全从史料的角度（不同于本文从亲身感受的角度）叙述了毛应负的罪责，文中共引用110处史料，其中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是：“刘、周、邓、陈为中央决策的错误而导致百姓无谓牺牲而感到很深的愧疚，1962年夏，刘犯忤向毛进言，要求放宽政策，刘甚至对毛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书的。（据邓力群回忆）。到了一向对毛唯唯诺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竟敢“犯忤”进言“人相食”，可见农村的非正常死亡已严重到何等程度！现在已有大量关于河南的信阳事件和四川的大量饿殍事件的史料披露，只要不闭目塞听，应该可以知道并不是故意造谣。
如果认为世上最宝贵的是人的生命（虽然毛经常讲“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核大战即使死掉一半，剩下的一半还可以建设共产主义”；但是他本人至少口头上也承认“世上最可宝贵的是人的生命”），那么我认为毛的最大的一件罪责就是“大跃进导致的大饥荒”！因此仅就此再提一点个人的看法：
1．很多崇拜毛的朋友，其实也知道这是毛泽东无法绕过的“饿殍门”——在和平时期（这一点无争论），在无全国性的特大灾情（这一点有争论：双方都举出气象资料，我不是气象专业的，分不清孰是孰非；但我对比朝鲜和韩国可知，老天爷不会那么偏心眼，专找社会主义的茬。何况中国比朝鲜要大得多，从天气本身是概率性事件可以分析，老天爷没有可能偏偏“仇恨”中国这块偌大的960万方公里地方，而且一恨就“恨”三年！）的情况下，饿死那么多人，即使对于皇帝，也是怎么下罪己诏也洗不脱的罪责呀！——于是双方就喜欢在饿殍数字上大做文章。有人就说这是“敌人”故意夸大到数千万的。
2．59/60/61这三年的饿殍数，政府没有公布，估计也不可能公布：一是那时绝对不许提饿死人的事（59年连劳苦功高的彭德怀为民请命都被打成反党分子，谁还比彭老总功劳高、胆子大？）二是“饿殍”的定义恐怕很难有确切的标准：饿死？病死？因饿而病死？还是因病而饿死？不过我们可从国家统计局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上推出一个大致的饿殍数：在59年前，全国人年度-人口曲线基本上是一条上升斜线，到59/60/61这三年突然出现一个下拐，这个下降直到62年才缓慢止住。这样一个下拐，在表示人口数的纵坐标上的投影是2000万。如果沿着59年以前的上升趋势做一条假想的延长线，则61年的下降谷底和这条虚构的延长线的纵坐标差距就会达到3000万以上。所以一般估计的三年大饥荒全国“非正常死亡”达3000万，应是一个比较可信的数据。
3．3000万？当时全国人口才六亿；3000万/6亿＝1/20？每二十人中饿死一人？谁见过？这是崇毛朋友最常见的反问。这个反问问得好！如果我们进行一个网上在线统计，包括可以问你的长辈，我估计恐怕也到不了1/20的饿殍统计比例！为什么？因为当时再如何困难，城市百姓还是有“粮食定量”可以保证的，惨的就是当年共产党打天下靠之“包围”城市的农村！我有一位在部队当兵的表哥，在安徽农村搞“四清”时还能发现田野里不少饿殍的未埋尸骨呢？安徽比之当年“极左”盛行的河南、四川应该还不算饿殍大省罢？（请见有关“河南信阳事件”和四川李井泉的“极左”事迹）这样就可以解释了：现在能上网的网民，恐怕以城市居民占多数，农村居民，尤其是“饿殍”们的后代，有多少人能够上网？“三年困难”时我就在大城市，虽然饿得天天眼睛发绿，的确没有发现1/20的饿殍比例。
4．如果对上述没有更多的异议，崇毛朋友们一般又会退一步为毛辩解：什么大跃进是毛受了下面的欺骗啦；是苏修的逼债啦；毛的动机和初衷是好的啦；他自己也不吃肉啦……等等。但这些都已经是无关大局的小节了，只要三言两语即可打发：
——毛太祖受臣下的欺骗？实在是对毛的侮辱，一个农村出生的英明领袖居然也会相信亩产多少万斤！
——苏修的逼债？现在已有苏联的解密档案，花点时间看一看罢！
——动机和初衷是好的？哪一位“朕即天下”的皇帝的“动机和初衷”不好，哪位在位的“朕”不想把天下治好的？因为“天下即朕、朕即天下”嘛。即使史上有名的“昏君”景惠帝，在臣下上奏百姓们已饿饭时，还会深有感触地反问：“为何不食肉糜？”景惠帝的动机和初衷不好吗？
——至于毛三年不吃肉、决心与百姓共甘苦的“佳话”，只要看一篇原上海锦江饭店特调去做毛的私人厨师的回忆文章就真相大白啦！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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