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民怨民怒沸腾，暴政四面楚歌(图)
【看中国2015年07月06日讯】《自由圣火》编辑部：用民主大革命摧毁中共暴政的思想大潮已经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主流意志，中共为之惊慌失措。近期，中共的御用宣传机器和混迹于中国海外民运中的垃圾、中共的思想走狗，如刘路之流，开始不断发文，企图论证中共暴政是不会死亡的万年帝国。面对这种情况，征得出版社同意，摘发袁红冰所著《决战二〇一六》一书中的第二章第二节，希望读者能够从中理解到中共暴政已经是尸居余气，处于灭亡前的回光返照之中。
《决战二〇一六》第二章
第二节 民怨民怒沸腾，暴政四面楚歌
——东亚大陆反抗中共暴政的历史大潮涌起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东亚大陆成为历史关注的重心。引发关注的，是随遮天蔽日的沙尘暴一起涌向苍穹之巅的经济奇迹。从华尔街的肥猫到北美和欧洲信奉浅薄的功利主义哲学的政客；从中共收买的各国“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到中国的伪自由知识分子，都把惊叹艶羡的目光投向暴发的中共强权，而忽略了东亚大陆上人权大劫难的浩荡悲歌。在这个奉“经济决定论”为圭臬的堕落时代，对人权的关怀相当程度上是一样伪善，因为，“经济决定论”哲学分泌出的物性贪欲获得生命价值之王的权威。
然而，即便上帝和人类都忽略了人权大劫难，宿命地活在东亚大陆上的各个族群却无法忽略，因为，被剥夺了属于自由人的所有权利之后的苦痛悲愁，构成他们生活的主调——他们就活在人权大劫难中。
这个只懂得谀媚金权的时代，把滚滚如黄河浊浪的溢美赞颂之辞，献给创造出经济奇迹的中共强权，同时忘记了思索一个问题：为什么奇迹般崛起的经济不能给东亚大陆带来普遍幸福；或者说，为什么经济奇迹崛起却使社会远离普遍幸福？
这个问题犹如猩红的血迹迸溅在时代的眼球上，只有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能准确预言中国的前景。探寻自由台湾的出头天，当然需要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准确评估。既然如此，就让我来回答上述问题，以为自由台湾谋。
权贵市场经济是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之母；邓小平则是权贵市场经济的“总设计师”。
一九八九初夏，北京浴血，中共又一次犯下不可饶恕的反人类重罪；作为统治者，竟动用数十万大军，占领本国的首都，血腥屠杀本国人民——邓小平之恶，神人共愤；中共又一次摧毁自己的政治道德基础。
面对严峻的统治危机，基于政治黑手党式的阴晦诡诈的天性，邓小平决策实施权贵市场经济，以重建中共极权专制的“合法性”。他要通过权贵市场经济，使中国人的良知在物性贪欲中腐烂，从而抹去其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反人类重罪——记住罪恶需要良知；良知腐烂了，社会就丧失记住罪恶的道德基础。
权贵市场经济是从政治黑手党化的中共统治危机中长出的一个经济怪胎。它以挽救中共统治危机，强化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为宿命，而不是以实现社会普遍幸福为天职。这正是当代中国经济奇迹与社会普遍幸福南辕北辙的本质原因。
所谓中共权贵市场经济，一言以蔽之，乃是以腐败的专制权力为轴心，以人性中的物性贪欲为原初动力，以权钱交易为润滑剂运行的一种经济系统。这种由物性贪欲和专制权力主导的经济系统必然导致特定的社会效应，即社会财富如天河倒灌，滔滔不绝，涌入中共权贵以及作为权贵白手套的奸商恶贾的钱袋——这种社会效应又必然以社会财富的极端两极分化作为结论；在人的自由权利受到政治否定的专制体下，社会财富的极端两极分化，也必然以社会权利的极端两极分化作为补充。
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利双重意义上的极端两极分化，意味着对社会普遍幸福的绝对否定。在中共极权专制背景下的两极分化，又有其特定的内涵，即由千万贪官污吏构成的“上层一万家”，不仅是拥有暴发的财富而毫无良知正义的一极，而且表述国家权力空前绝后的极端腐败，溃烂入骨；由十五亿普通民众构成的另一极，则既要承受生活的辛劳，甚至艰难，更要时时承受千万贪官污吏以及奸商恶贾从他们没有权利保障的尊严上践踏而过的精神苦痛。
被阉割掉道德原则的资本，为追求暴富的贪欲，如漫天蝗虫般涌入权贵市场经济体系——除此之外，中共创造经济“奇迹”的内在因素主要有两个：其一，对三亿五千万农民工奴工般劳动的二十余年的剥夺；其二，对东亚大陆壮阔山河间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毁灭性的开发利用。第一个因素背叛人性良知，摧残社会正义；第二个因素悖逆人类理性，戕害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
进行上述讨论是为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无论从起点到归宿，也无论从本质到运作的具体逻辑，都违背良知与理性，所以，中共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在创造人民对它的愤怒；中共在飞速积累巨大经济能量的同时，社会全面危机也在迅速积累——全球的庸人政客和琐碎的学者为之惊艳的经济发展指数，同时在诠释社会危机的深刻和激烈程度；豪华的经济奇迹的外观后面，末日的丧钟已从地狱深处隐隐传来。
从二十一世纪初叶开始，东亚大陆腹地的“群体性事件”就年复一年日益增多；由最初每年数万起，增至前年，即二〇一三年的三十万起以上。中共公安部所谓的“群体性事件”，实质就是规模不同的“人民起义”——起义，为反抗中共政治黑手党的贪官污吏对天赋人权的践踏；起义，为反抗财富和权利极端两极分化所表述的社会不公正，以及维护这种社会不公正的极权专制。
由于还没有受到历史机遇的祝福，大量分散崛起的规模不同的“人民起义”，迄今没有形成导致前苏联共产帝国崩溃或者“天安门事件”那样的全民反抗，而是在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镇压下表现为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失败过程。不过，失败既不是终结，也不意味着绝望；相反，每一次失败都为重新崛起积累更强悍的能量，人民反抗已经获得不死的灵魂——正是中共强权对人权的践踏和社会正义的缺失，构成人民反抗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之源。暴政的逼迫是人民反抗的根本原因；暴政退出历史之前，人民反抗必定呈现为“动荡不息的大海”。
中共的政治辞典中，其统治下的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除了同汉人一样承受千万贪官污吏的经济剥夺、政治压迫、人权践踏，还不得不为坚守民族宗教的生存权和心灵的神圣感而浴血。东亚大陆之上，当代反抗中共暴政的大潮中，“少数民族”的反抗形成最壮丽的波涛；其中维吾尔人和藏人对中共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反抗，则是血海泪滔书写的追求自由的史诗。
对于相信人的本质是精神的存在，而不是一块物质或者一堆肉的民族而言，摧残心灵是比屠杀肉体更深重的罪孽；也可以说，心灵受到强权戕害的悲怆，比肉体承受的酷刑之痛更惨烈。维吾尔人和藏人就是坚信人的本质在于精神的民族。
中共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天性，只在于摧毁维吾尔人和藏人从祖先承继的精神价值信仰，把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心灵关进共产党专制文化的巴士底狱，使维吾尔人、藏人沦为魂飞魄散的行尸走肉和中共暴政的精神奴隶。形象地讲，中共要用极权专制之刀，剜出维吾尔人和藏人的心，然后给他们换上共产党文化的魔鬼之心。所以，维吾尔人和藏人对中共暴政的抗争，是维护精神价值之战；他们的抗争证明维吾尔人、藏人是忠实于心灵的民族。
二十一世纪以来，抗争暴政成为维吾尔人的政治主题。新疆地处玉门关之外，距中原万里，但是，中共却把维吾尔人的反抗视为心腹之患。中共对维吾尔人反抗的焦虑在于下述两个方面：
其一，十二亿人的伊斯兰信仰世界构成维吾尔人反抗的天赐的国际背景，这种国际背景使维吾尔人的抗争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而且水势滔滔，难以断绝；根深本固，生机盎然。
其二，维吾尔人的反抗表现出受到坚逾铁石的宗教信仰加持的强悍风格，以及锐利的锋芒。如果这种强悍风格和锐利锋芒影响到中原地区每年数十万起“群体性”抗争暴政的事件，那将意味着中共极权的末日。
为斩断对维吾尔人反抗的国际援助，杜绝维吾尔人反抗对中国内地的影响，中共除用新闻封锁的铁幕把新疆同世界隔绝之外，更通过其绝对控制的舆论宣传系统，指控维吾尔人的反抗是“恐怖主义”，并以此为其对维吾尔人实施大屠杀辩护。但是，中共的指控是魔鬼的谎言；中共对维吾尔人的大屠杀是魔鬼犯下的反人类重罪。
“恐怖主义”是指，为实现特定的政治和宗教意志，用造成社会普遍恐怖的方式和手段，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财产的行为。确实有维吾尔人实施了针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攻击，不过，那并不代表维吾尔人反抗的主流。绝大多数维吾尔人反抗行为的打击对象，是构成中共极权国家暴力机器的各种机构，诸如警察局、武装警察、中共党和政府单位等。
伟大的卢梭提出，一旦暴政剥夺了人民用和平方式表达意志的可能，人民就拥有起义的权利。卢梭提出的，乃是属于人民和自由的真理。近代史上，欧洲和北美大陆正是通过人民大起义，才把人类历史推进到自由民主的时代；当时如果人民放弃了起义的权利，恐怕直到今天历史还只能在中世纪的黑暗中徘徊。现在，维吾尔人的反抗正是行使人民在暴政前起义的天赋权利。
中共强权在恐怖主义的问题上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际，我们有必要指出，当代横行东亚大陆，荼毒天下苍生的，只有一种恐怖主义，即中共强权的国家恐怖主义。中共寡头将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发挥到血腥的极致，用精神铁幕、酷刑黑牢、政治司法迫害，甚至军事屠杀，摧残自由的灵魂；中共暴政是东亚大陆上的恐怖主义之源，而且是唯一的根源。
维吾尔人对中共暴政的反抗恰是在运用人民起义的权利，否定国家恐怖主义暴力；维吾尔人对中共强权国家统治机器和暴力机构的打击，是针对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统治实施的正当防卫。我之所以就中共暴政对维吾尔人的诬陷性指控，为维吾尔人的抗争作上述辩护，乃是基于一个信念：维吾尔人反抗暴政所展示出的强悍风格和锐利锋芒，意味着一种英雄意志的啓示；所有祈盼摆脱中共政治奴隶地位的中国人，只有让自己的抗争获得英雄意志的祝福，才可能实现作自由人的理想——极权暴政的葬礼和自由的庆典，都需要英雄之血的献祭。
如果説维吾尔人以其反抗的强悍风格和锐利锋芒，令中共暴政如刺在喉，寝食难安，藏人的反抗则因为对心灵的忠诚，而使中共灭绝藏传文化的国策折戟沉沙。
一九五九年，用英雄之血点燃雪域高原的全民大起义，拉开了当代藏人反抗中共暴政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的序幕。其后数年间，近一百二十万藏人死于军事屠杀、铁牢酷刑、劳改营的苦役，以及大饥饿；尸横万里，血浴荒野，圣洁的西藏高原，沦为人间地狱。
然而，藏人对心灵的忠诚比国家恐怖主义的中共暴政更顽强。一九八九年春，先于“天安门运动”爆发了拉萨起义；二〇〇三年，全民抗争席卷雪域高原；二〇〇八年被藏人学者称为“铁马年革命”的复国运动崛起于云端；二〇一二年起至今，已有近一百四十余名藏人，为自由西藏燃身献祭，让自己的生命化为金色烈焰，用璀灿的痛苦证明藏人对心灵的忠诚和自由的苦恋。
半个世纪以来，藏人的反抗犹如雅鲁藏布蓝火焰般的波涛，起伏动荡，连绵不绝，涌向历史的天际。藏人的反抗以一次又一次从浴血失败中的重新崛起，呼唤自由西藏的理想，预言强权暴政必将最终败于藏人对心灵的忠诚。
国际社会常把对“自由西藏”运动的关注聚焦于海外的流亡藏人社区，不过，“自由西藏”运动的主体却是磅礡于雪域高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良知者胡耀邦主政中国近十年，思想自由的春风涌入东亚大陆。十世班禅大师借思想自由的春风，推动当代藏传佛教复兴运动和西藏文化复兴运动。这个历史进程中，新建或者恢复的各类藏文化学院如雨后春笋，在广大藏区生机蓬勃。藏人把这些学院称为“班禅学校”。
现在，“班禅学校”培育出的当代藏人知识分子群体，和十世班禅大师推动的当代藏传佛教复兴运动中涌现出的新一代僧人学者一起，已经成为境内“自由西藏”运动和藏人反抗运动的中流砥柱。《开天辟地——藏历土鼠年和平革命》一书的完成和公开发表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雪域高原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式承担起为境内藏人反抗运动铸造思想之魂和政治目标的天职；“自由西藏”运动从此获得更加丰饶的精神内涵和更加明确的政治意志。
二〇一二年，流亡藏人“行政中心”的司政洛桑森格，一个从没有在雪域高原上留下过自己足迹的政客，基于愚蠢至极的功利主义算计和猥琐不堪的投机心理，公开向世界宣示，他不挑战中共强权在西藏实施的政策，不追求实现民主制度，也不试图改变中共对西藏的政治统治。
洛桑森格就用上述宣示表明，他决意背叛已经淹没了半个世纪的藏人为自由而涌流的血海泪滔，决意背叛藏人为反抗暴政的文化性种族灭绝而承受的烈焰焚身的苦痛。不过，洛桑森格可以背叛，雪域高原境内的藏人却绝不会背叛自己的历史，因为，属于藏人的当代史，是刻在英雄额骨上的对自由的誓言，是与焚身的金焰一起燃烧的对心灵的忠诚；为在雪域高原重建心灵的家园、精神的故乡而与中共暴政决死战——这是藏人的神圣宿命。
西藏高原是自由长风的故乡，然而，自由却不是藏人独有的祈愿。二〇一四年，香港人以“占中运动”步入历史中心，展示作自由人的意志。
中共宣称要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但是，中共实际作的，却是通过极权政治的逻辑，选择董建华、梁振英一类天良泯灭、物欲如炽的奸商恶贾，作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统治香港，并让民主程序沦为骗局。
在英国统治下，香港人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利，但能够得到思想、言论自由和法治正义的祝福。中共统治之下，腐败的权力和肮脏的金钱通过官商勾结形成魔鬼同盟，法治原则逐步败坏，法的正义日渐枯萎，思想和言论自由处于危险之中，同时，中共又试图操控“民主选举”，剥夺香港人决定自己政治命运和香港前途的权利。中共权贵想要实现的政治目的，就是让香港人也如同内地十五亿人那样，变成极权专制下的政治奴隶。
香港人同中共强权的抗争关系到香港人的根本命运——作政治奴隶，还是作自由人。这个抗争将持续下去，直到历史对暴政作出末日审判。香港虽然地处一隅，人口也只数百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背景，香港人追求作自由人的事业将喷薄出远远超过其地域和人口数量的能量，作用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后，内地地火奔行般的“群体性”维权运动，维吾尔人炽烈得能把刀锋烧红的反抗，藏人英俊壮丽生命中升腾而起的为自由献祭的金焰，香港人的“雨伞革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族群，以中共暴政为公敌的自由人权运动的大同盟横空出世。
上述抗争中共暴政的大同盟并不是任何人主观意志的设计，而是历史逻辑运行的自然结果。历史逻辑的自然结果即天意——是苍天的诅咒，把中共暴政置于万夫所指、万民唾弃的人民公敌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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