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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干部老婆吵架 垃圾堆里的情报(图)

我在“监中之监”里度过“文革”(之二)

作者:石天河  2015-06-25 09:09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0

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1。监中花絮

•花絮之一•受不起这样的抬举•

开初,集训队犯人都像是“打懵了的兔”,一批两批三批……不断地从各个中队送进来,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十个八个,一共聚集了约百一二十号人。进监以后,大家都有些忐忑不安,似乎觉得自己原本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堂堂正正的劳改犯人,政府说过,是要把我们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公民”的。现在忽然一下子成了“牛鬼蛇神”,连人都不是,将来还能成“公民”吗?后来忽然听说连国家主席刘少奇、共产党的总书记邓小平都作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被打倒了,就担心这翻天覆地的运动,会不会像龙王爷发大水,在大水冲垮太行山的时候,会捎带着把沿路的蚂蚁窝一鼓荡平。至于蚂蚁窝里那亿万条生命是不是算数,龙王爷是没在意的。加上,干部们这时候的“文革语言”也常常使人惊心动魄,动不动就说:“你们这些牛鬼蛇神,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嘛!你们要敢于乱说乱动,只有死路一条!”犯人觉得非常委屈,怎么无缘无故地就把我们算作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了呢?

于是,有一天,一个老犯,就在学习会上谈自己的思想,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在旧社会里,我也在国民党手下干过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在土改时,农民群众说我是县长和土匪恶霸的脚脚爪爪;到了劳改队,政府干部认为我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脚脚爪爪;在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打得紧的时候,又说我是美帝国主义的脚脚爪爪。这些,我想来都有点沾边。因为地主、国民党、美帝国主义都是一鼻孔出气的嘛。但是,这回,文化大革命一来,干部又说我们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仔细一想,觉得这只有那些解放后当过干部、在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做过事的人,才算得上,我是算不上的。我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政府干部把我这样的人,也算成是刘少奇邓小平的脚脚爪爪,我晓得,这是抬举我,不过,我受不起这样的抬举!我的残余刑期只有4年多,家里婆娘娃儿都在望我刑满回家,我实在受不起这样的抬举!……”他说到这里,嘴唇嗫嚅,神情激动,而别人却只觉得滑稽可笑。有个“小鬼”,学习以后,悄悄里取笑地说:“我是捞摸犯罪,人家一喳口就说我是小偷,脸上很不光彩,这回能够当上大人物的脚脚爪爪,是我这一生最大的光荣。不过,我也还是害怕,害怕将来遇到那些真脚脚爪爪要打我两耳光,说我是冒充的。……”

当时,某些极“左”政治观念之荒唐混乱,大致都和这差不多。

•花絮之二•干部家属吵架•

集训队对犯人的管理是很严的,在“文革”开始以后,干部传达了《公安八条》和“中央文革”的指示:“只准革命人民造反,不准牛鬼蛇神翻天。”农场的内斗信息,对犯人是保密的,一点也不向犯人透露。

但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在“夺权”斗争紧张的时候,我们出工时,看到桂花大队的陈大队长和蔡教导员都被罚在公路边捶石子,就知道他们两个大概是被打倒了。有一天,我们出工,从干部家属居住区的路上走过,忽然听到干部家属在吵架。吵架的双方,一位是桂花大队陈大队长的夫人,一位是大队部一位姓容的干事的妻子,我不记得她姓什么了。她是从成都调来的,原本是成都磨床厂的广播员。人很年轻,活泼,在磨床厂时,我们天天听她的广播,那时候,她对犯人也没有什么傲慢和歧视的表现,笑嘻嘻的,大家对她的印象不坏,似乎是“劳改队之莺”。可是,这回一听她们吵架,才发现,这位广播员竟已经变成了造反的“闯将”,她居然在桂花大队干部对“走资派”的斗争会上,冲上去,打了陈大队长一记耳光。因为,我们听到,陈大队长的夫人在骂她:

“你个嫩屄婆娘,你为什么要打他耳光?他那么大年纪,他跟毛主席南征北战,你还在你妈的烂屄里没有钻出来哩!你打她,你够格吗?你有什么本事?你就是会卖!卖你的屄好啦,你卖一千个人,他也没有管过你,你为什么打他?卖你的好啦!……”

陈大队长原先是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一个营长,团长就是雷马屏农场的场长兼场党委书记常胜,常胜这个团,在解放战争中是有很大战功的。后来常胜调到这个农场,陈大队长就跟着调来了。他的夫人是北方人,大概是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骂人骂得很粗鲁,她为丈夫挨打,憋了一肚皮气,骂起来是肆无忌惮的。而容干事的妻子,一向作广播员,根本不会骂人,她只好用“文革”的语言来回骂:

“你们还想骑在人民头上?你还想当母老虎呀?现在不行了!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不怕你!你有本事,到大会上来辩,看谁有理,看今天是谁家的天下!……”

陈大队长夫人说:“大会又怎么啦?毛主席说,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他有错误,你们可以提意见嘛!你打人,你故意违反毛主席的教导,你要向毛主席请罪!你个嫩屄,我看你不会有好下场!……”

我们一边听,一边忍着笑走过去,走远了,还听见陈大队长的夫人一口一个“嫩屄”的在骂。大家就从干部家属的吵架,知道陈大队长在斗争会上挨了耳光。我当时想,这大概就是“文革”社会的一个缩影,这运动对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团结与社会人际和谐的破坏,是可能使一切都被撕裂。但这是谁也没法的事。当时,农场已经乱成一团,常胜也已经“靠边站”,听说是养病去了。

•花絮之三•犯人的情报来源•

在集训队里面关着,对外面“文化大革命”的动态,除了听读报,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可是,有一天,“熊笨三”被派到外面去打扫清洁回来,忽然把他捡到的两张纸拿给我看。原来,那是油印的造反派的“快报”。那上面不但有周恩来接见四川造反派代表的消息,还有成都造反派迫使检察院赵副检察长自杀的报道,标题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赵××昨晚自杀狗命呜呼”。看了这样的东西,的确使人惊心,虽然不清楚那检察院是成都市检察院还是四川省检察院,但这运动竟然斗到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自杀,而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可见那造反的乱局已经无法收拾了。我看过以后,便叫“熊笨三”不要乱传,最多传几个人,便把它毁掉。同时,又问他是从哪里捡来的,他说是从围墙外面那个垃圾堆里捡到的。我说,以后有机会,多注意一下那个地方。

这以后,他竟然有好几次把这样的材料捡了回来。不但有四川造反派斗争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材料,还有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批“文艺黑线专政”的材料。后来,我才知道,可能是在集训队的武警居住的某个房子里,有一个临时搞起来的电台,电台不知道是农场的还是武警部队搞的。他们每天要工作一个短时间,通过电台搜集情报,油印出来,可能是供领导参考。印废了的纸,就随便丢在垃圾堆里。这垃圾堆就成了犯人的情报来源。

这些情报,有的是触目惊心的,有的也促使我作进一步的思考。特别是关于斗李井泉的“反毛主席罪行”和批周扬的“文艺黑线专政”,由于这两个人牵涉我的一些个人怨愤,心底下真有许多说不出的复杂情感。我感到,运动中把这两个人当作所谓“反毛泽东思想”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实在是胡乱加上去的罪名。但是,这两个人,也确实有不可原谅的罪错,那不是对毛泽东有罪,而是对人民、对文艺界知识界有罪。李井泉一贯左,“反右”运动中,四川知识界划右派人数之多,是全国第一的;“大跃进”运动中的虚报浮夸之盛,也是名列前茅的;后来四川农村中饿死人数之多,尤其令人发指。李井泉对这些事,是有直接责任的。至于周扬,他一贯执行毛泽东的文艺政策,哪有什么他的“文艺黑线”?他个人的罪错,主要是宗派主义,解放前反鲁迅,解放后反胡风,把文艺界搞成“一派掌权、排斥异己”的死气沉沉与离心离德的局面。“反胡风”运动,完全是由他一手制造出来的。在“反右”运动中,他作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干部,不但没有致力于保护文艺界少受伤害,反而火上浇油,尽量扩大“反右”的范围与声势。他确实是中国文艺界的罪人。我过去想过:假如“解放”后的文艺工作,不由周扬而由冯雪峰作领导,也许会少出许多冤案。但是,平心而论,李井泉和周扬,他们对毛泽东都是忠心耿耿的,把他们打成“反毛泽东”的“走资派”或“修正主义分子”,纯粹是乱弹琴。这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在他的极左路线搞坏了国家大事以后,看到党内高层存在着要“纠偏(反左)”的意向,他自己年事已高,害怕在自己身后,会遭到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的批判和“毁墓焚尸”的对待。所以,他必须先下手,把这些有可能成为“中国式赫鲁晓夫”的老干部,一律打倒,另行提拔一些绝对忠于自己的年轻干部,来做自己的接班人。同时,他知道自己在“反胡风”、“反右”、“大跃进”这些运动中的作为,已经在文艺界、知识界和人民群众中招来了许多怨恨,他需要找替罪羊,让这些老干部去承担“不执行毛主席政策路线”与“实行文艺黑线专政”等方面的罪责。这样,一方面,消除了知识分子与群众中长期压抑的怨气;一方面,借群众的斗争来把这些老干部打下政治舞台,使他们再也不可能在群众中对毛泽东进行批判。这样,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心腹之患。岂不妙哉?——毛泽东的深沉大智,雄猜阴狠,翻云覆雨,纵横捭阖,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千古一人!

可惜,不久,那个电台似乎撤走了,我们就再也看不到垃圾堆里的情报了。

2。格斗士戏剧的转化

集训队每天只出半天工,其余的时间都是学习。所谓“学习”,除了听干部讲话,听读报,主要就是开会讨论,或叫犯人互相揭发检举。一年到头,都是这样。在“文革”期间,犯人也要学会背语录,唱语录歌。不过,日子长了,揭发检举就只有在干部布置了以后,犯人才会紧张起来。干部没有布置揭发检举的时候,那学习就只是叫犯人谈对文件、报告以及时局的认识与体会。这样的学习,虽然干部强调每个人的发言都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但犯人往往把学习时间拿来“说空话”。可是,这“说空话”还真是一种不容易学会的本领。因为,每天的学习时间很长,下午四小时,晚上还有两小时,要说很多话才能把学习的时间填满。而集训队的犯人又都是有“思想包袱”的,许多人在学习时都在想自己的心思,不愿多说话,甚至根本不说话。其中,有的人是生来的木讷,有的人则是害怕说错了话要挨批挨斗。但如果一组人坐在那里,没一个人发言,冷了场,干部发现了,或有人向干部反映了,那是要挨训的。全队分为两个分队,学习通常都是以分队为单位。我是一分队的学习组长,要负责按时开会和作学习记录。每逢没有人发言的时候,我就得提醒大家“不要冷场”。幸而,后来新收监的犯人中,来了一位“空话大王”,他一发起言来,可以从五年前偷鸡蛋,三年前抠黄鳝,谈到昨天打牙祭,又从打牙祭谈到当前大好形势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再从电影上毛主席的神采奕奕想到了《南征北战》的战略思想,又从《南征北战》说到《上甘岭》那位女演员唱的那支歌,再从唱歌说到有一次学唱语录歌因为喉咙肿了唱不出,别人以为他装怪,自己又气又着急,生怕唱不好语录歌今后改造不好,后来幸亏是卫生员张驼子在山沟沟里找到了一窝“开喉箭”,拿来煎水当茶喝才医好了。然后联系到毛主席说过西医要学中医,又说到我们劳改队的卫生员应该向农村的赤脚医生学习,再说到医病不如防病,防病不如锻炼,你看我们农场的干部,每一个都红光满面,就是因为思想先进又锻炼得好;不像我们劳改犯人,思想反动,除了劳动就不晓得锻炼,弄得来一个个黄皮刮瘦。再说到干部对我们的改造,关怀得无微不至,看到有人在工地上晕倒了就喊卫生员来打针,让他好了可以继续劳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争取早日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公民……等等等等。他一个人,可以包场,从学习开始说起,一直发言到学习结束,说得滔滔不绝,似乎说的也都和改造有关。但你如果要仔细想想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你才会发现,他说了几小时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组上自从有了他,就再也没有冷过场。就是从他身上,我才懂得了“说空话”也是一种本领。在集训队这样的场合,没有“说空话”的人,那学习就会是很恼火的。

实际上,集训队的干部,对于进了集训队的犯人原先在中队上犯了什么错误,一般是并不过问的。只有那些犯了“重案”关进“独居”正在交代问题的犯人,是特殊情况,要由农场的“驻场检察员”随时提讯,决定是否起诉判刑,而那也不由集训队干部管。所以集训队的干部最重视的,是犯人在集训队里面,是否有新的反改造活动。每年年终的“冬训”,是最紧张的时候,干部要号召犯人互相检举揭发。平时则只有发现了问题,才开批斗会作出处理。而集训队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越狱逃跑”,另一类则是“反改造言论”。“越狱逃跑”的情况,多半是发生在刑事犯身上,因为他们逃出去以后,仍可以以盗窃为生。“反改造言论”则往往发生在“右派”犯人身上。监中还有不少在国民党中任过职的“老反革命”,因为改造时间长,大都已经退了火,谨言慎行地不容易出问题。在集训队的“右派”犯人中,有两个人最被干部注意。一个是一分队的任世同,一个是二分队的杨长虹。这两个人在集训队干部眼里,是一贯反改造的顽固分子。“文革”开始以后,他们两个人又得到了一个新的封号,叫“反改造祖师爷”。

任世同原先是在北京参加工作,最初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调到了重庆,在一个工厂里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以后,被送劳教,编入了四川省劳改局所属的415劳教筑路队。后来因为在成昆铁路的筑路劳动期间,涉嫌用粮票和钱,资助两个“右派”分子逃跑,被逮捕审查。415筑路队的领导干部,怀疑他有计划地组织犯人逃跑。同时,415筑路队里面发现了一个名为“马克思主义者联盟”(简称“马盟”)的组织,既然他有“组织逃跑”的嫌疑,就进一步怀疑他与“马盟”有组织关系,被戴上脚镣手铐审查了一年多。后来,因为查不出他与“马盟”有关的证据,那两个逃跑的“右派”抓回来审问,也没有交代出什么与“马盟”的关系,莫名其妙地判了他13年徒刑,送到了农场。他一到农场就被送进了集训队。我第二次收监以后,在一分队担任学习组长。他进来的那天,管教干事就交代我:“这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死不认罪的反改造分子,交给你负责,要好好地监督他。”我觉得这事情责任重大,就把他的床位安置在我的旁边。从外表上看,他虽然有一米七几的个子,却骨瘦如柴,脸色苍白,走路踉踉跄跄,弱不禁风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因贫血而身体衰弱到极点的病人,并没有什么可怕。渐渐地我开始了解他犯案的情况。据他说,他确实与“马盟”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筑路队的管教干部,认为“马盟”是一个大案,就把一个普通的逃跑案件,和“马盟”联在一起,硬逼着要他承认。他不承认,在法庭上与检察员公开辩论,就被认为是“死不认罪的顽固分子”。在审查期间,戴脚镣手铐是准备把他判死刑的,如果经不起折磨,被逼着胡乱认罪,就冤死了。“马盟”的主犯周居正,原本是重庆解放前夕从国民党集中营里面逃出来的共产党员,后来就因为“马盟”的问题被处死刑,枪毙了。他说,他虽然曾与“马盟”的个别“右派分子”来往过,但他并不知道他们搞了什么组织,甚至“马盟”是不是真有那么一个组织,他也觉得是可疑的。他怀疑是“逼供信”逼出来的。至于他资助别人逃跑,他说,主要只是同情其中一个“右派”想逃出去结婚。当时为了朋友义气,没考虑事情的后果,他还写了一个字条,让那两个逃跑的“右派”去找自己的妻子帮忙。就为这,他就被认定为是组织逃跑的要犯,而且,连带他的妻子,也被判了五年刑。他本来只差个一年半载,劳教期满就可以回原机关的,原机关也已经在考虑他回去以后的工作安排。可就因为他的“朋友义气”,自己差一点丧命,还把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也毁掉了。他说他解放前就参加过学生运动,根本没想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现在这样整他,他没法不反改造。

任世同在我担任学习组长的那个时期,他也并没有什么反改造活动,只是因为戴脚镣手铐坐牢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常常因病不能出工,有的人说他装病,消极怠工。当我经过山西寨的“社教”,又被“横扫”进集训队的时候,发现他已经成了集训队干部的眼中钉。主要是因为他常常在集训队的一些“小鬼”(年轻的刑事犯)中间,作一些类似“思想启蒙”的工作,有些“小鬼”在他影响下,搞了些捣乱的小活动(如把靠拢政府的犯人的盆盆碗碗偷偷砸了,或把他们的雨鞋在夜间偷去甩到厕所的粪坑里之类)。另外,他跟一分队的某些“老反革命”,关系搞得不好,这些老反革命就常常打他的小报告,说他是那些“小鬼”背后的“祖师爷”。我感到,这是很危险的。他其实是个很单纯的人,政治上是相当幼稚的,这从他仗义气去资助别人逃跑和在集训队叫“小鬼”们去搞小活动,就可以看出来。我想,在“文革”这样的情势下,无论如何,得让他收锋敛迹,别再受打击。

杨长虹,家在上海,听说原本在海军里面工作,1957年划为“右派”后,大概是在劳教时,逃跑了一年多,抓回来后,判了20年徒刑。因为他在二分队,住在另一所监房,集训队的犯人是不许串监的,所以我和他接触很少,对他的情况,不很了解。他被看成是集训队的“反改造祖师爷”的原因,也和任世同差不多,也是因为犯人中的“小鬼”,很听他的话,往往是因为那些“小鬼”在传播“反改造言论”时,被揪出来斗,斗争会上,便有人揭发,说这些“小鬼”的反改造言论,都是从杨长虹那里学来的。而集训队的那些“小鬼”,又都是些“泥鳅”和“泼皮”。虽然都是些刑事犯,却一个个能言善辩,平日既不容易被别人抓住短子,斗争会上又敢于“滚钉板”。哪怕被捆得骨头喳喳地响,宁肯自己担待也决不把“祖师爷”扯上。所以,杨长虹究竟干了些什么反改造活动,集训队的干部明明知道他在自己眼皮子底下摆八卦阵,却总是查无实据。因此,对杨长虹是切齿痛恨的。

集训队干部也不是无能之辈,他们都有管理犯人和惩治反改造分子的丰富经验,其中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用集训队干部的话来说,这叫搞“狗咬狗的斗争”。就好像古罗马斗技场里面,看奴隶格斗士互相厮杀,无论谁被杀死杀伤,对看格斗的贵人们来说,都是有益无害的。

我被“横扫”进集训队之后不久,就听“熊笨三”告诉我,说现在杨长虹和任世同之间,由于干部追查谁说了“文革是狡兔死、走狗烹”这句话,两人互不信任。干部认为这话在他们两人中,二者必居其一。杨长虹怀疑任世同想嫁祸于人,任世同怀疑杨长虹为了自保就会叫“何小鬼”来揭发他。“何小鬼”向“熊笨三”说,那话本来是他从任世同那里听来的,他并没有想揭发,但如果任世同要攻击杨长虹,他就只能站在杨长虹一边。“熊笨三”还说,“何小鬼”这个人,并不算坏,原来他本想自己承认是从川戏里学来的,现在看到两个“祖师爷”都怕担责任,心里就有点慌,不知道自己担不担得起。——我听“熊笨三”这么一说,就感到,如果这两个“右派”在这时候上演一场格斗士戏剧,必然是两败俱伤。而且,这是一场非常危险的“生死决斗”,弄得不好,还会牵连其他“右派”。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是首先让杨长虹与任世同停止互相猜疑,绝不要互相攻击。然后,就必须转移干部的注意力,把检举揭发的方向,转到别的方面去。把干部想搞的“狗咬狗的斗争”尽可能搞成一个“人打狗的斗争”。

在没有别人可以调解任世同与杨长虹的矛盾的情况下,我只好冒险地自己出面。我叫“何小鬼”把杨长虹约好,在晚饭后与上学习前的那段空闲时间里,到一分队后面那个僻静无人的空房子门口和我见面。我把任世同叫到和我一起。三人见面时,我说:“现在,时间很紧,我只说几句话:现在你们两个的处境很危险,决不可以搞内斗。从现在起,你们两个都休息,沉默下来。其他问题,由我来处理。”他们都点头同意,随即各自走开。就这样,我总算把一场格斗士戏剧的两个演员叫停了。

接着,我就和“熊笨三”商量怎么把斗争目标转移的问题。“熊笨三”认为可以从检举“有人卖包谷粑”的问题下手。我同意试试看。

所谓“卖包谷粑”问题,是这样的:监狱里的伙食,通常每人每顿只有一个四两粮的包谷粑。可是,有的犯人在食堂吃过饭以后,还有人把包谷粑拿出来吃,甚至还拿包谷粑送给别人。这些包谷粑从哪里来的呢?监狱只有一个大厨房,无疑是从那里来的。要么是他会偷,要么就是大厨房在偷偷地卖包谷粑。要说是偷的,难道他能经常地偷到手吗?如果包谷粑确实是大厨房卖出来的,显然是大厨房克扣了犯人的口粮。这不仅违犯监规,而且是破坏国家粮食政策的行为。把这问题揭发出来,干部是不能不管的。

经常将多余的包谷粑拿出来吃的那个犯人,是一个惯于在犯人中搞“鸡奸”的“不男不女”的家伙,姓巫,很年轻,大家叫他“巫东朋”。他颇有些通天手眼,别人无法搞到的东西他偏能搞到。他这次收监,是因为他诱骗了一位中队干部的妻子,逃出去过了一段浪漫生活。所以,干部对他也是很憎恨的。我们选择从他下手,不仅犯人会群起揭发他,干部也不会轻易放过他。所以,从他下手,容易造成声势。

这事情一揭发开,斗争的发展竟还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原来这“巫东朋”不仅从大厨房买过包谷粑,而且,因为他和集训队的卫生员有“鸡奸”关系,还经常到卫生员的房间里去拿包谷粑吃,而卫生员的包谷粑也是从大厨房的炊事员那里弄来的。

大厨房的炊事员,姓李,原本是农场的管教股长,在肃反运动中,他家乡的群众检举他在敌伪统治时期做过汉奸,罪恶很大。农场把他撤职判刑以后,便把他放到集训队监狱里来当炊事员。他平日对犯人态度非常恶劣,犯人都讨厌他,叫他“老汉奸”。

卫生员的姓名我现在记不得了,只记得他解放前是天津一家报社的记者,是在劳改队才学会医病的。在监狱里,卫生员是有特殊地位的,因为干部和干部家属经常都要找他看病,所以,卫生员深受干部信任,他向干部反映什么情况,几乎是一句顶两句,犯人谁也不敢得罪他。他和炊事员的勾结,主要也因为炊事员常常要找他看病。

在炊事员和卫生员被揭发出来以后,发现保管工具的保管员,也有卖包谷粑的情况,也是和炊事员有勾结的。这样就暴露出集训队里面原来还窝藏着狼狈为奸的一个反改造集团,而且,是最肮脏、最卑鄙、又最隐秘的。这事,使集训队的萧指导员大为光火,于是就连日召开全队的大会,来揭发他们的问题。

集训队的卫生员、炊事员、保管员,是犯人中的“三大员”,是干部最信任的积极分子,往年,他们都是以打手的面貌,出现在斗争别人的斗争会上。而今年这样一来,这年“冬训”的主题,就成了一连串“斗倒三员”的斗争会。追查“卖包谷粑”所牵涉的人,追查“鸡奸”还有谁和谁?每天学习会上,揭发检举的发言,把会场炒作得非常热闹,一反历年“冬训”那冷清凄厉的场面。集训队干部原本想看“右派”格斗士互相厮杀的悲剧,就被转移成“人打狗”的喜剧了。

这是我在集训队生活中最得意的一笔,基本上是用“围魏救赵”的方式,打击了“假积极分子”,使两个“右派”避过了充当“格斗士”的困境。而这也因为,从“文革”开始以后,我看到那运动进程中许多骇人的极左现象,知道物极必反,“极左路线”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也许黑暗的尽头,就会有晨光再现。因而,我对这样的斗争也更有信心。

(但是,杨长虹和任世同在我离开集训队以后,仍然遭到了厄运。杨长虹后来病死在总场部的医院里。听说,干部已经搜集了他的许多材料,他如果不死,可能会被起诉加刑。任世同在集训队军管时期,被武警打断了两只手膀子,很久才医好。不过,任世同在1979年后得到了平反,原先打成“右派”和在筑路队怀疑他和“马盟”有组织关系,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后来,他回到原机关,几年之后,担任了重庆蓄电池厂的党委书记,并曾被选为重庆市人民代表。2003年因心脏病猝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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