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两千多“右派”份子的夹边沟劳教农场(图)

夹边沟劳教农场的幸存者(网络图片)

夹边沟位于甘肃省酒泉市三十里外，地处茫茫荒漠与戈壁之间，以沙土为主，地下水60%含碱，气候是酷暑严寒，年降雨量极少，常常是八级大风。然而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影响之下，甘肃省要让这些被打为右派的知识分子们在这茫茫的戈壁滩上种出粮食，并养活三千余人。右派分子们在这人间炼狱之中，受尽折磨、含冤而去，三年后三千人只活下来了三百人。在当代中国，夹边沟可以说是大跃进和反右斗争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是右派们凄惨岁月的极端写照。

1957年4月，成立于1954年3月的夹边沟农场改变为劳教农场。截至1959年11月，夹边沟约有3100名“右派分子”被关押在这里，他们从事搬沙填海、挖排碱沟等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劳动任务没有完成除了要挨饿外，还会遭到辱骂和毒打，身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的煎熬。1959年开始，中国境内发生大饥荒，粮食定量急剧减少，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每天仅有半斤粮食，到最后为了活命，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体面人甚至吃老鼠、吃蜥蜴，吃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吃死人……1960年冬，中央开始派出调查组“纠正极左路线”，开展“抢救人命”工作，然而此时，夹边沟里还活着的“右派分子”也仅有三百多人了。

在那些饿死的两千多“右派”中，有三位50年代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傅作恭、董坚毅、沈大文。就是这么一群所谓爱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报效祖国而毅然决然的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怀抱满腔热情回到中国后，却被自己的同胞当成特务，被咒骂，被毒打，被虐待，这其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与委屈。

傅作恭，山西荣河安昌村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1952年应时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傅作恭的二哥)的劝说回国从事中国的水利建设。傅作恭回国后到甘肃省从事水利工作。1957年受“反右”冲击，傅作恭被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傅作恭由于身体弱，完不成劳动任务，有时连续几天扣饭。挖排碱沟时由于腿部长期泡于碱水中导致大面积溃烂，最后连饿带累，于1960年冬季死于夹边沟农场。

董坚毅，上海人，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1955年支援大西北建设来到兰州，在甘肃省人民医院泌尿科工作。在1957年因给领导提意见被定为右派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11月上旬董坚毅在饥饿中去世，时年35岁。其妻顾晓颖(也为留美生)来探视，待寻得其遗体时，发现裹尸用的毯子、羽绒被早已不见，董坚毅周身皮肉已被割食一空，仅剩头颅挂在骨架之上。

沈大文，留美博士，甘肃农大的教授，研究植物分类。1958年被打为右派后送到夹边沟农场，在农场期间，沈大文不偷不抢，饿得不行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因他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1960年春，沈大文因饥饿失去行走能力，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自己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跪着去伙房。据其室友俞兆远回忆，有天夜里约11点钟时，沈大文说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他凭借关系弄来了两个，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伸手一摸，身体已经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