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战的内在悖论(图)

自中共革命、越战和阿富汗抗苏战争之后，游击战在战争史上获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有必要指出游击战的内在悖论以及由此造成的局限。

毛委员常被不懂中国历史的外国作者称为“中国游击战之父”，其实游击战古已有之，历史上可以追溯的中国游击战之父，乃是楚汉相争时的彭越同志。此后游击战一直为历代土匪使用。

中共使用游击战，也不自毛始，朱德才是“红军游击战之父”。据史沫特莱在《伟大的战士》中披露，朱德曾对他说，游击战术是他最先引入红军的。他此前当军阀时在滇南剿匪，从土匪那儿学会了这套战术。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因为强敌跟追，他便不得不把土匪那套使出来，云云。“伟大领袖”的贡献，似乎是将前人的经验总结为易懂的条条。

毛泽东和一般书生不同，夙有当土匪的大志。据他微时的熟人介绍，早在大革命以前，他就说，空谈无用，不如去落草干实事。还没有成立共党，他就遍游湖南，调查研究何处可以落草为王。因此，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他果断决定率残部上井冈山，完全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要落草为王，光靠《水浒传》和《三国演义》显然不够用。毛一开头当然是外行。从《毛选》第一卷中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的成长轨迹。开头他只能总结简单经验，写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什么“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什么“强敌跟追，用盘旋打圈子的办法。扩大根据地，用波浪式推进办法”（非原话）。

这些都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论，无非是简单经验总结。要流窜到延安去后，他才能在秀才们帮助下，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一类专著来。

尽管他将实践上升为理论，但是游击战客观上存在内在悖论。那就是“飘忽不定的战术和固有的根据地之间的矛盾”：敌强我弱决定了己方只能采取流动不定的战术，而要生存下去必须有固定的根据地，这两者之间构成的矛盾，便决定了游击战的有限性。

而革命的根本难题，是解决吃饭、穿衣、装备以及补充兵员等一系列问题。解决这些难题的唯一途径，乃是靠抢劫百姓获得粮饷，靠裹胁良民补充兵力。在这点上，传统土匪与中共军队并无实质差别，区别只在于策略。

传统土匪一般流动作战，每到一地，便不分贫富，挨家挨户洗劫一空。只要当地没有抵抗，土匪一般不开杀戒，而是将来不及逃走的丁壮和妇女统统掳走。女性用来做革命伴侣，解决革命性欲问题，而掳去的男性称为“空子”，也就是候补革命同志，以此和“溜子”那些老革命相区别。每逢杀人放火的庄严时刻，“溜子们”便逼“空子们”去干，这就是名为“投名状”的伟大祖传战术。经过多次这种革命考验之后，空子们自然也就逐渐成长为坚定的溜子，革命队伍也就逐渐成长壮大起来。

红军和传统土匪在策略上的根本区别，主要是两点：抢劫一般只限于富户（长征期间例外）；逼良为匪则改为“诱良为匪”，不是先裹胁人家，而是先启发穷人的阶级觉悟，专在人类潜在的邪恶天性上下功夫，把对方可能有的对富户的不满、嫉妒等正常情绪，升华为神圣的宗教仇恨，发动他们自己起来去抢劫。这儿最重要的是群众的自觉而不是领导的强迫，这就是“伟大领袖”为何一再教导：“菩萨要群众自己去打，我们不能代庖，‘引而不发，跃如也’。”

比起传统土匪作法来，新时代革命策略的智力含量当然要高到不可胜计。但问题在于，启发阶级弟兄的觉悟需要一定时间，不像传统土匪掳人那样便捷，于是这就决定了红军不能是闯贼、捻匪那种流寇，必须有根据地。

这根据地非常重要：首先，它为红军提供了一个休养生息、治疗伤病员的后方，不用疲于奔命。伟大领袖在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就及时悟出了这一点。他在三湾改编的著名演说中对战士们说：人都要有个屁股，累了才能坐下来休息。我们工农革命军也要有个屁股，这就是根据地。其次，它为设置政权提供了地盘，使红军能把流动抢劫化为制度化的征税。当从“土豪劣绅”那儿抢来的“浮财”用完之后，这就是支持革命事业的财源。最后，它为革命军提供了稳定兵源。

但有了根据地后，也就背上了包袱。当初红军能创建根据地，靠的是军阀混战造成的权力真空，所以根据地统统都建立在所谓“边区”，亦即数省交界的三不管之地。等到军阀混战停息下来后，中央军前来围剿，立刻就出现了生存危机。

红军对付围剿的办法是所谓“运动战”。也就是在根据地内东躲西藏，避免被敌人捕捉到主力后加以歼灭。敌人自然要来追，追到后来疲惫不堪，且处处分兵把守，导致兵力分散，现出破绽。此时红军便“斩其一指”，挑最弱的那路歼灭之。对方士气一蹶不振，只好退出，围剿由是打破。

这一套确实有用，保证了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前三次由毛指挥，第四次毛已被罢免，由周恩来指挥，他初学乍练就成了大功，其辉煌让毛嫉妒终生）。但后来蒋总司令在德国顾问指点下，采取步步为营，铁壁合围的办法，立刻就困死了红军。
这战略毫不难懂：我不再寻找你的主力和你决战，而是逐步推进蚕食你的根据地，剥夺了你的根据地，你就丧失了粮饷兵力来源，所以非要来跟我决战不可。这就化被动为主动，让你在我选择的地方来和我决战，使我得以发挥阵地战优势，充分使用强大火力，剥夺了你飘忽不定，神出鬼没的优势。

要避免被活活扼杀在根据地内，红军便只有“跳出外线”，也就是突围冲出根据地去，如此一来意识形态上的优势便完全丧失了，只能靠沿路抢劫为生，粮饷没有固定保证还不说，兵源更成了大问题：没有机会和时间去耐心启发阶级弟兄的觉悟，又不能如传统土匪那样掳掠丁壮，逼良为匪，当然就无法“扩红”。此时革命队伍既没有屁股可以坐下来休息，又吃了上顿不知道该去哪儿抢下顿，更没有兵力补充，受伤生病掉队者都只能弃之不顾，革命铁流便如同雪水一般，迅速消融了。

德国人想出来的这战略当真高明。除了中央根据地之外，红军还有三四个根据地，亦即张国焘所在鄂豫皖，贺龙所在洪湖地区，徐海东的根据地等。等到1934年，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统丧失，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率领的红25军、红一、二诸方面军统统先后突围而出，转战千里，流窜到陕北那拉屎不生蛆的死地上去，兵力从原来的数十万之众减少到两万多人。还全靠陕北有个根据地，否则真是只有逃往外蒙的份。敬爱的高岗同志教导我们：“陕北救了中央”，端的是千真万确。

然而国军立即又开始对陕北的围剿。全靠少匪张学良的卖放，红军才能残喘一时。但好景不长，蒋介石见张剿匪不力，指挥中央军上阵。红军在宁夏战役中大败亏输。中央又再度准备突围，进行第二次长征。如果西安事变不是在此时爆发，红军早就如蒋介石预言的那样，在几个月内被解决了。

由此可见游击战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的成功相当有限，当根据地被剥夺，失去依托之后，宗教优势也就随之丧失，革命军便不能不变成比传统土匪还不如的流寇，彻底丧失兵员补充可能。

长征乃是中共遭受的最大失败，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手笔。

红军之所以死里逃生，取决于许多后人忽略了许多因素，诸如军阀割据造成的生存空间，地方军阀部队不是避免和红军作战，就是装备太差，甚至比红军都不如；内地交通极度不便，追军和逃军都靠步行，等等。最重要的一条还是，“伟大领袖”把败军毅然领入草地雪山那些追军无法进入的不毛之地，由此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有趣的是，官方读物忘记告诉大众，而大家居然也就想不起来：爬雪山过草地之所以苦不堪言，乃是因为无人可抢，红军于是只能饿得吃草根树皮，甚至吃煮熟或烤熟的皮带。这当然反映了宗教战士们的坚韧卓绝，但恰恰说明放弃根据地改作流寇是死路一条。一旦走上这条路，便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和强大的追军拼命而被歼灭，要么逃到无人区去饿死。

由此不难看出，在红军极大减员之后，如果西安事变不爆发，红军按中央计划，再次放弃陕北根据地突围而出，则唯一的活路就是逃到蒙古的戈壁滩上去。第一次长征从数十万众变成两万多人。如果真的进行第二次长征，则理想结局就是如抗联那样，剩下千把人逃入苏联，还不能排除全军在戈壁滩上饿死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