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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戰的內在悖論(圖)

 2015-06-09 01:0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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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共革命、越戰和阿富汗抗蘇戰爭之後,游擊戰在戰爭史上獲得了空前崇高的地位。在這個問題上,實在有必要指出遊擊戰的內在悖論以及由此造成的侷限。

毛委員常被不懂中國歷史的外國作者稱為「中國游擊戰之父」,其實游擊戰古已有之,歷史上可以追溯的中國游擊戰之父,乃是楚漢相爭時的彭越同志。此後游擊戰一直為歷代土匪使用。

中共使用游擊戰,也不自毛始,朱德才是「紅軍游擊戰之父」。據史沫特萊在《偉大的戰士》中披露,朱德曾對他說,游擊戰術是他最先引入紅軍的。他此前當軍閥時在滇南剿匪,從土匪那兒學會了這套戰術。在南昌起義失敗後,因為強敵跟追,他便不得不把土匪那套使出來,云云。「偉大領袖」的貢獻,似乎是將前人的經驗總結為易懂的條條。

毛澤東和一般書生不同,夙有當土匪的大志。據他微時的熟人介紹,早在大革命以前,他就說,空談無用,不如去落草干實事。還沒有成立共黨,他就遍遊湖南,調查研究何處可以落草為王。因此,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他果斷決定率殘部上井岡山,完全不是一時心血來潮。

要落草為王,光靠《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顯然不夠用。毛一開頭當然是外行。從《毛選》第一卷中就能清晰地看出他的成長軌跡。開頭他只能總結簡單經驗,寫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什麼「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什麼「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什麼「強敵跟追,用盤旋打圈子的辦法。擴大根據地,用波浪式推進辦法」(非原話)。

這些都根本談不上什麼理論,無非是簡單經驗總結。要流竄到延安去後,他才能在秀才們幫助下,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論持久戰》一類專著來。

儘管他將實踐上升為理論,但是游擊戰客觀上存在內在悖論。那就是「飄忽不定的戰術和固有的根據地之間的矛盾」:敵強我弱決定了己方只能採取流動不定的戰術,而要生存下去必須有固定的根據地,這兩者之間構成的矛盾,便決定了游擊戰的有限性。

而革命的根本難題,是解決吃飯、穿衣、裝備以及補充兵員等一系列問題。解決這些難題的唯一途徑,乃是靠搶劫百姓獲得糧餉,靠裹脅良民補充兵力。在這點上,傳統土匪與中共軍隊並無實質差別,區別只在於策略。

傳統土匪一般流動作戰,每到一地,便不分貧富,挨家挨戶洗劫一空。只要當地沒有抵抗,土匪一般不開殺戒,而是將來不及逃走的丁壯和婦女統統擄走。女性用來做革命伴侶,解決革命性慾問題,而擄去的男性稱為「空子」,也就是候補革命同志,以此和「溜子」那些老革命相區別。每逢殺人放火的莊嚴時刻,「溜子們」便逼「空子們」去幹,這就是名為「投名狀」的偉大祖傳戰術。經過多次這種革命考驗之後,空子們自然也就逐漸成長為堅定的溜子,革命隊伍也就逐漸成長壯大起來。

紅軍和傳統土匪在策略上的根本區別,主要是兩點:搶劫一般只限於富戶(長征期間例外);逼良為匪則改為「誘良為匪」,不是先裹脅人家,而是先啟發窮人的階級覺悟,專在人類潛在的邪惡天性上下功夫,把對方可能有的對富戶的不滿、嫉妒等正常情緒,升華為神聖的宗教仇恨,發動他們自己起來去搶劫。這兒最重要的是群眾的自覺而不是領導的強迫,這就是「偉大領袖」為何一再教導:「菩薩要群眾自己去打,我們不能代庖,‘引而不發,躍如也’。」

比起傳統土匪作法來,新時代革命策略的智力含量當然要高到不可勝計。但問題在於,啟發階級弟兄的覺悟需要一定時間,不像傳統土匪擄人那樣便捷,於是這就決定了紅軍不能是闖賊、捻匪那種流寇,必須有根據地。

這根據地非常重要:首先,它為紅軍提供了一個休養生息、治療傷病員的後方,不用疲於奔命。偉大領袖在秋收起義失敗之後就及時悟出了這一點。他在三灣改編的著名演說中對戰士們說:人都要有個屁股,累了才能坐下來休息。我們工農革命軍也要有個屁股,這就是根據地。其次,它為設置政權提供了地盤,使紅軍能把流動搶劫化為制度化的徵稅。當從「土豪劣紳」那兒搶來的「浮財」用完之後,這就是支持革命事業的財源。最後,它為革命軍提供了穩定兵源。

但有了根據地後,也就背上了包袱。當初紅軍能創建根據地,靠的是軍閥混戰造成的權力真空,所以根據地統統都建立在所謂「邊區」,亦即數省交界的三不管之地。等到軍閥混戰停息下來後,中央軍前來圍剿,立刻就出現了生存危機。

紅軍對付圍剿的辦法是所謂「運動戰」。也就是在根據地內東躲西藏,避免被敵人捕捉到主力後加以殲滅。敵人自然要來追,追到後來疲憊不堪,且處處分兵把守,導致兵力分散,現出破綻。此時紅軍便「斬其一指」,挑最弱的那路殲滅之。對方士氣一蹶不振,只好退出,圍剿由是打破。

這一套確實有用,保證了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前三次由毛指揮,第四次毛已被罷免,由周恩來指揮,他初學乍練就成了大功,其輝煌讓毛嫉妒終生)。但後來蔣總司令在德國顧問指點下,採取步步為營,鐵壁合圍的辦法,立刻就困死了紅軍。
這戰略毫不難懂:我不再尋找你的主力和你決戰,而是逐步推進蠶食你的根據地,剝奪了你的根據地,你就喪失了糧餉兵力來源,所以非要來跟我決戰不可。這就化被動為主動,讓你在我選擇的地方來和我決戰,使我得以發揮陣地戰優勢,充分使用強大火力,剝奪了你飄忽不定,神出鬼沒的優勢。

要避免被活活扼殺在根據地內,紅軍便只有「跳出外線」,也就是突圍衝出根據地去,如此一來意識形態上的優勢便完全喪失了,只能靠沿路搶劫為生,糧餉沒有固定保證還不說,兵源更成了大問題:沒有機會和時間去耐心啟發階級弟兄的覺悟,又不能如傳統土匪那樣擄掠丁壯,逼良為匪,當然就無法「擴紅」。此時革命隊伍既沒有屁股可以坐下來休息,又吃了上頓不知道該去哪兒搶下頓,更沒有兵力補充,受傷生病掉隊者都只能棄之不顧,革命鐵流便如同雪水一般,迅速消融了。

德國人想出來的這戰略當真高明。除了中央根據地之外,紅軍還有三四個根據地,亦即張國燾所在鄂豫皖,賀龍所在洪湖地區,徐海東的根據地等。等到1934年,所有這些根據地統統喪失,紅四方面軍、徐海東率領的紅25軍、紅一、二諸方面軍統統先後突圍而出,轉戰千里,流竄到陝北那拉屎不生蛆的死地上去,兵力從原來的數十萬之眾減少到兩萬多人。還全靠陝北有個根據地,否則真是只有逃往外蒙的份。敬愛的高崗同志教導我們:「陝北救了中央」,端的是千真萬確。

然而國軍立即又開始對陝北的圍剿。全靠少匪張學良的賣放,紅軍才能殘喘一時。但好景不長,蔣介石見張剿匪不力,指揮中央軍上陣。紅軍在寧夏戰役中大敗虧輸。中央又再度準備突圍,進行第二次長征。如果西安事變不是在此時爆發,紅軍早就如蔣介石預言的那樣,在幾個月內被解決了。

由此可見游擊戰的內在矛盾,決定了它的成功相當有限,當根據地被剝奪,失去依托之後,宗教優勢也就隨之喪失,革命軍便不能不變成比傳統土匪還不如的流寇,徹底喪失兵員補充可能。

長征乃是中共遭受的最大失敗,根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大手筆。

紅軍之所以死裡逃生,取決於許多後人忽略了許多因素,諸如軍閥割據造成的生存空間,地方軍閥部隊不是避免和紅軍作戰,就是裝備太差,甚至比紅軍都不如;內地交通極度不便,追軍和逃軍都靠步行,等等。最重要的一條還是,「偉大領袖」把敗軍毅然領入草地雪山那些追軍無法進入的不毛之地,由此逃脫了被殲滅的命運。有趣的是,官方讀物忘記告訴大眾,而大家居然也就想不起來:爬雪山過草地之所以苦不堪言,乃是因為無人可搶,紅軍於是只能餓得吃草根樹皮,甚至吃煮熟或烤熟的皮帶。這當然反映了宗教戰士們的堅韌卓絕,但恰恰說明放棄根據地改作流寇是死路一條。一旦走上這條路,便只有兩個選擇:要麼和強大的追軍拚命而被殲滅,要麼逃到無人區去餓死。

由此不難看出,在紅軍極大減員之後,如果西安事變不爆發,紅軍按中央計畫,再次放棄陝北根據地突圍而出,則唯一的活路就是逃到蒙古的戈壁灘上去。第一次長征從數十萬眾變成兩萬多人。如果真的進行第二次長征,則理想結局就是如抗聯那樣,剩下千把人逃入蘇聯,還不能排除全軍在戈壁灘上餓死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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