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cast

content

《往事微痕》被诬“影射共产党对人民鸡脚杆上剐油”的结果(图)

祸年逃生记——右派遭遇之另一版本

2015-05-09 09:19 作者:马万才 桌面版 正體 0
    小字

【看中国2015年05月09日讯】编者按:本网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内容都是当事人在反右、文革等历次运动中亲历、亲见的事件。现将《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后陆续发表;应读者要求部份文章会重新刊出,以飨读者。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屡屡被某些人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沿袭至今。原因有二:一是怕说真话犯忌,招来横祸;二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意掩盖历史真像,为制造那场灾祸的罪魁祸首开脱罪责,还要给老天爷制造一个更大的冤案。其实,那三年并无天灾,而是那个“最卑鄙、最无耻、最荒淫、最下流、最荒诞、最奸诈、最虚伪、最残暴”(部分为吴祖光语)的独夫民贼一手制造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我是一个水电勘测队员(技术干部),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反右”中为野外生活补贴不合理(工人少、干部多,相差一倍)一事为工人们鸣不平写了一篇题为《鸡脚杆上剐油》的大字报,被诬为“影射共产党对人民鸡脚杆上剐油”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九月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垫江县农村监督劳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正轰轰烈烈,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到处大放高产卫星。在那双魔手的指挥下从村、乡到县、市、省,干部们疯了、狂了,硬是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在一夜之产是建成所谓的“共产主义”。

开始“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里红苕、包谷(玉米)羹还可勉强吃饱。到五九年底,公共食堂已是夜无鼠耗之粮,宣告断炊。于是,喂猪的红苕藤、南瓜叶、糯米草(一种晒干磨成粉能熬糊的野草)乃至芭蕉头都成了人们填充饥肠的不可多得的食物。我的祖父、父亲(母亲早故)和许多乡邻都得了浮肿病,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这个监督劳动的“分子”不但要经受饥饿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还要没日没夜地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任你是钢筋铁骨也难以支撑啊!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父亲把我叫到床前:“树娃(我的小名)啊,我和你爷爷看来没得几天了,你才二十几岁,不能和我们一起等死啊。跑吧,到外面去凭命闯。哪儿黑哪儿歇,去打一条生路。”说罢气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双眼噙满了泪水。

次日凌晨,雨仍下个不停,趁村干部还没有吆喝人们出工时,我身背简单的行李,挥泪告别双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此去竟是永诀。三十多年后,幸存乡亲告知,我走后十多天双老即先后去世。年轻的胞妹随后也饿病交加而死。九岁的弟弟去了区上的孤儿院。)

艰难地走完几十里山路,来到长江边上的长寿码头。凭着当年的一身干部装束,在趸船入口处躲过了治安人员的盘查,顺利地登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船抵朝天门码头已是傍晚。在临江门山坡上一间吊脚楼棚房里找到远房表哥谭声禄。表哥是弹花匠,表嫂无工作。他们每人每月有19斤配给粮食。表嫂当晚煮青菜稀饭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于我已是久违。但我没有狠吞虎咽,而是细嚼慢咽,仔细地品味着。此时此刻,我想起因饥饿而周身浮肿的二老,也想起一则字谜:“上八不像八,下八才像八,十字当中架,救命全靠它。”米是救得人生,饿得人死的。

饭毕,表哥抽着劣质香烟听我述说家乡的状况,不住地唉声叹息(他的父母、弟弟也在乡下)。他说:“跑出来是对的。饿死不如死。不过,现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别是无粮无户的外流‘黑人’。一旦抓住,就会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诉我:“听说兰州、新疆那边好找工作,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还说成都火车站附近常有那边的汽车晚上来“偷人”,以鸣喇叭或闪车灯为暗号。一到兰州,就有用工单位争相招用,不要粮食、户口关系。

表哥的“兰州、新疆”之说,在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决定先奔往成都。

夜幕中,火车拖着疲惫的身躯“晃荡、晃荡”地向成都进发。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邻座竟是三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实习技术员。当时我们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可此刻车上邂逅,彼竟佯装盲哑,形同路人。“凤凰落水不如鸡”,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亦识时务不与之攀谈,以免自讨没趣。兀自闭目养神,涵养些口水以排遣饥饿(不过人也不能一概视之。二十多天后,在成都盐市口又邂逅原同组工作的易明华夫妇。他们已易单位在省商业厅工作。他们陪我喝了近两小时茶。摆谈之中,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分别时高矮送我5斤粮票,20块钱。此是后话。)



车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政府街省高级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门卫传达,堂兄出来见我。走至街对面,他环顾左右,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点钟,玉带桥公共汽车站等我。”说罢即匆匆离去。

玉带桥车站,堂兄如约而至,神情仍很祟秘,有点儿像电影里的特务接头。他开口就说:“你不在农村安心改造,跑出来干什么?你成‘流窜犯’了,知不知道?”说罢,也不听我解释,悄悄塞给我几张纸币后甩下一句话:“以后再也不要到法院来找我了。”

我揣上相当于我原来半个月工资的三十块钱,立即返回车站去守株待兔——等那西边来“偷人”的神秘汽车。

从此,我白天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从夜幕降临开始,便一心一意在火车北站广场周围凡是能停车的地方去等待。寻找“偷人”汽车,直至深夜一点以后。之后,车站候车室便是我的歇宿之所。没有粮票,饿了,只能买点儿煮窝笋、煮红萝卜之类的东西充饥。但要搭售红酒,且价钱很贵。

我转悠到成都老店“竟成园”,见店外排着长队。一打听,原来是在卖回锅肉(高价,那时称“高级”,如高级点心、高级水果糖等。其价格是平价的10—20倍。)机会难得,我毫不犹豫地跟着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进入店内,我的前面只有两个人了。那知那脚踏长凳、高坐于“八仙”桌上的卖票女郎竟卖起了关子,“叭哒”一声把票箱一关:“没得了!”经不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恳求,女郎才把票箱重新打开:“只有最后三份儿,8元一份儿,把钱准备好!”

回锅肉端上桌子,蒜苗与肉的比例约为七比三。但总算尝到了两年多未见的荤腥,别小看那点儿肉,由于久不见粮,身体极度虚弱,每晚至少小便三、四次。但当天晚上竟然一次也没有了。就像不常吃药的人,一旦吃药,立见奇效。

七、八天过去了,那“偷人”的汽车仍杳如黄鹤。我不由怀疑重庆表哥所说的真实性。

火车站候车室屡有警察或治安人员前来查夜,乞讨者或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被带走多人。我因穿着较整齐,且有一个被包做掩护,很像是一个候车的旅客,所以躲过了好几次盘查。

如此下去决非长久之计。我决定自赴兰州。

在会府(旧货市场)效仿“杨志卖刀”的故事把一只“山度士”手表以60元贱卖掉。此表系1956年工资改革补发钱后购于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原价155元。后来瑞士表缺货,本应高出原价。但当时一是不知行情,二是急需钱用,所以吃亏不小。所幸买者不是“牛二”。

那知当时买火车票竟要证件。我身上仅有一个1955年工作时单位发的义务兵役证。上面有原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章。我诚惶诚恐递进窗口。“这个不行,回单位开介绍信来”不由分说,售票员把兵役证扔还给我。

后来在火车站邂逅一曾西去而后返回成都的壁山籍流浪者,他告诉我,即便买到火车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门在广元、宝鸡等地均设有检查站,盘查极严。无有效证件,一律当“流窜犯”处置。

“偷人”的车等不到,直接去兰州不成,下来该怎么办,令我一筹莫展。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火车站当晚要进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车室扮演旅客了。在广场周边逛至深夜,带着被包到郊外一个农舍旁的竹林里露宿。此时已是寒冬季节。偏偏是夜浓雾弥漫,下半夜露水从竹叶间滴下将薄被浸湿。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几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红萝卜、牛皮菜加红酒愈吃愈痨。白天黑夜,只有一个感觉:除了饿还是饿。

一天,我又不自觉地走向了“竟成园”。看是否还有回锅肉卖。这次我失望了,大堂里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买了一碟凉拌韭菜和一碗红酒,坐下慢慢吃起来。

邻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给她的小女儿买了一小碗米饭。那小女孩儿扒了一口,竟然不吃了(那时多数人饿肚子,但有些人还是能吃饱饭的)。一会儿,母女俩双双离去。望着那一小碗剩下的白米饭,我当时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什么脸面了,立即起身端将过来,据为已有。

我的第三视觉告诉我,对面一个干部(或教师)模样的老者,见了我的举动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但眼神里并无鄙视之意。他的潜台词大概是:“唉,世道维艰,男儿末路啊!”

就是这一小碗不足二两米的白饭,促使我养成以后几十年从不倒一碗剩饭的良好习惯。



隆冬季节,晚上没有地方住的日子是最最难熬的。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就为当晚的住宿而忧心百结。浪荡街头,望着那幢幢楼房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我多么羡慕那些有家,有“窝”的人们啊。

一天,我逛至罗锅巷,偶然发现一家类似“鸡毛店”的小旅店——宾至旅馆。店内陈设简陋,两把竹椅,一张旧条桌。桌上放着一把掉了两桥算珠的算盘。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坐于条桌后面的那位账房先生,瘦骨嶙峋,胡子砬碴,口含叶子烟杆儿,戴一付断了一条腿用麻绳系着的老花镜。身上那件兰色中山服又肥又大,与他瘦弱的身材极不相称。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

店不算正规大店,老头儿也很古董。我怀着侥幸的心理上前冒叫一声:“大爷,写个号。”

“拿把凭来。”

“啥子把柄啊?”“把凭”即证件,我明知故问。

我双手递上义务兵役证。大爷凑近缺腿眼镜端详了好一阵子,“叭”一了口已经熄了火的叶子烟:

“没得工作证嗦?”

“遭模杆儿偷了。”

“你在哪里做事?”

“灌县。”

“做啥子的?”

“修水电站的。”

“你来成都做啥子?”

“看病。”

“啥子病?”

问个没完没了,心头有点儿烦,本想顶他:“饿痨病!”但最后还是说:“胃病”。

老头儿再没问什么,慢条斯理翻开旅客登记薄。我心中一阵窃喜。

登完记,老头儿带我爬上“嘎吱嘎吱”响的木楼梯,将我安置在拐角处一间偏房里。房间里有一间单人木床,铺着草席,被子很旧,但还干净。最使我满意的是单人独住,清静自在。最后老头叮嘱我:“早晨七点开门,夜晚十一点关门。”

终于有了一栖身之地,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白天仍四处闲逛,夜晚仍去火车站碰运气。七、八天过去了,一无所获。此时,一个最最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钱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来临。

头天晚上我没去火车站,早早回到旅店,掩上门仰卧床上,头枕着双手望着屋顶发呆。忽然,门被轻轻推开,账房先生刁着叶子烟杆儿出现在我的面前。

“吃饭没得?”

“还没有呢。”

老头儿不请自坐,我也立起身来。

“小伙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难事啊?从你拿兵役证登记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坏人,但也不像是来看病的。”

我以沉默对之。

“有啥子事跟我摆一下要不要得,看我帮得到忙不?”

“我没得钱了,你能借我吗?”我心里说。

老头的叶子烟大概是那种“遍街接火”的劣质货,熄了又点,叭两口又熄。一会儿,地上丢下十多根火柴棍儿。

我脑子里不住地转着圈儿,老头儿葫芦里到底装的啥子“药”,对他说不说实话?最后我想,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烂船颇倒烂船划。于是一五一十,把实情给老头儿说了。

老头儿听罢,沉默有倾,又“叭”了两口烟。

“今晚你早点儿睡吧,明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头儿带我径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关了近20个人。其中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几个妇女,还有七、八个油腔滑调,流里流气的年轻娃娃。

屋子里很冷,既无水喝,更无饭食,也不见有人来提问。娃娃群里人拿出用黑纸卷的劣纸烟(俗称“黑爵士”)点燃让人们吸,两角钱吸一口。还有用古巴糖制成的呈黑褐色的水果糖,五角钱一颗。除那群娃娃里有人买食外,余皆无人问津。

那一整天水米未进。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元旦。

一直到下午,才有两个民警来将门打开。把我们一群人押出派出所——移送多宝寺收容所。

途中,有几个娃娃跑掉。民警只是吼骂了两声,并不追赶。

到收容所已是黄昏时刻。第二天早晨,每人有一小碗约三两米的粑粑饭。吃完饭后全部被收容人员被押至附近的三砖厂挖、运砖泥,有人监督。活虽苦,但总算有了饭吃。

整整挖了三天泥巴。

第四天没叫大家出工。约十点钟,全体被收容人员被集中在收容所的院坝里。人们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估计是要被遣送。

一会儿,从办公室走出几个警察,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径直走到人丛中挑选人。被选中的站到另一边。大约选了一百多个人,全部是年轻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一会儿,三辆大客车缓缓驶入,将被选出的人全部载上,向天回镇方向开去。

没问各人原籍何处,姓甚名谁,且乘坐的是各人有一个舒适座位的客车,不像要遣送回原籍。但究竟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呢,令人费解。

这太令人感到突然。对我这个濒临绝境,走投无路的流浪者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馅饼来!

早知如此,去陶瓷店打烂几个坛坛罐罐,或去抢几个包子馒头,不就轻易进收容所了吗?偏煞费苦心去寻找什么“偷人”的汽车。

宾至旅馆含叶子烟杆儿的大爷,我真该给你磕头啊(我写信给重庆的表哥,嘱他把在农村的表弟叫出来,到成都后找机会进入收容所。后来表弟来成都果然被安置在光华村成都自来水厂)!

步行入山,只见重峦叠嶂,绝壁千仞。我们就要在这悬崖绝壁间开凿出一条运送煤炭的轻便铁路来。这里叫成都市天池煤矿桅杆坡筑路队。我们的工作是削崖撬石,打眼放炮。脚下是万丈深谷,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具和设施。有几个“流”哥命运不济,路未修通,自己却走向了黄泉路。

艰苦的劳动,玩命的活计,但没有人愿意离开,因为这里每人每月有42斤粮食还有点儿零用钱。1962年铁路竣工时,时值各机关厂矿大量压缩人员。我们这批“流窜犯”大部分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无亲人,无家可归,从此又成了一名中国不要,外国不收的流浪者。但外逃三年,好歹捡回了一条性命。

“往亊微痕”供稿

“往亊微痕”更多故事请看﹕

https://m.secretchina.com/taxonomy/17798

来源:看中国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看中国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本文短网址:


【诚征荣誉会员】溪流能够汇成大海,小善可以成就大爱。我们向全球华人诚意征集万名荣誉会员:每位荣誉会员每年只需支付一份订阅费用,成为《看中国》网站的荣誉会员,就可以助力我们突破审查与封锁,向至少10000位中国大陆同胞奉上独立真实的关键资讯,在危难时刻向他们发出预警,救他们于大瘟疫与其它社会危难之中。

分享到: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评论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理性交流,拒绝谩骂。

留言分页:
分页:


Top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并分析我们的流量。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