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10月03日讯】一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屡屡被某些人称为“三年自然灾害”，一直沿袭至今。原因有二：一是怕说真话犯忌，招来横祸；二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家伙有意掩盖历史真像，为制造那场灾祸的罪魁祸首开脱罪责，还要给老天爷制造一个更大的冤案。其实，那三年并无天灾，而是那个“最卑鄙、最无耻、最荒淫、最下流、最荒诞、最奸诈、最虚伪、最残暴”（部分为吴祖光语）的独夫民贼一手制造的不折不扣的人祸。
我是一个水电勘测队员（技术干部），一九五七年二十四岁。“反右”中为野外生活补贴不合理（工人少、干部多，相差一倍）一事为工人们鸣不平写了一篇题为《鸡脚杆上剐油》的大字报，被诬为“影射共产党对人民鸡脚杆上剐油”而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九五八年九月被开除公职，送回原籍垫江县农村监督劳动。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正轰轰烈烈，各地纷纷成立人民公社，到处大放高产卫星。在那双魔手的指挥下从村、乡到县、市、省，干部们疯了、狂了，硬是想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在一夜之产是建成所谓的“共产主义”。
开始“敞开肚皮吃饭”的公共食堂里红苕、包谷（玉米）羹还可勉强吃饱。到五九年底，公共食堂已是夜无鼠耗之粮，宣告断炊。于是，喂猪的红苕藤、南瓜叶、糯米草（一种晒干磨成粉能熬糊的野草）乃至芭蕉头都成了人们填充饥肠的不可多得的食物。我的祖父、父亲（母亲早故）和许多乡邻都得了浮肿病，几乎每天都有人死去。我这个监督劳动的“分子”不但要经受饥饿的煎熬和精神上的折磨，还要没日没夜地承担繁重的田间劳动，任你是钢筋铁骨也难以支撑啊！
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父亲把我叫到床前：“树娃（我的小名）啊，我和你爷爷看来没得几天了，你才二十几岁，不能和我们一起等死啊。跑吧，到外面去凭命闯。哪儿黑哪儿歇，去打一条生路。”说罢气喘不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双眼噙满了泪水。
次日凌晨，雨仍下个不停，趁村干部还没有吆喝人们出工时，我身背简单的行李，挥泪告别双老，踏上茫茫流亡之路。（此去竟是永诀。三十多年后，幸存乡亲告知，我走后十多天双老即先后去世。年轻的胞妹随后也饿病交加而死。九岁的弟弟去了区上的孤儿院。）
艰难地走完几十里山路，来到长江边上的长寿码头。凭着当年的一身干部装束，在趸船入口处躲过了治安人员的盘查，顺利地登上了开往重庆的轮船。船抵朝天门码头已是傍晚。在临江门山坡上一间吊脚楼棚房里找到远房表哥谭声禄。表哥是弹花匠，表嫂无工作。他们每人每月有19斤配给粮食。表嫂当晚煮青菜稀饭招待我。白生生的大米于我已是久违。但我没有狠吞虎咽，而是细嚼慢咽，仔细地品味着。此时此刻，我想起因饥饿而周身浮肿的二老，也想起一则字谜：“上八不像八，下八才像八，十字当中架，救命全靠它。”米是救得人生，饿得人死的。
饭毕，表哥抽着劣质香烟听我述说家乡的状况，不住地唉声叹息（他的父母、弟弟也在乡下）。他说：“跑出来是对的。饿死不如死。不过，现在活路很不好找，特别是无粮无户的外流‘黑人’。一旦抓住，就会被押送回原地。”末了，他告诉我：“听说兰州、新疆那边好找工作，特别是有一技之长的技术人才。”还说成都火车站附近常有那边的汽车晚上来“偷人”，以鸣喇叭或闪车灯为暗号。一到兰州，就有用工单位争相招用，不要粮食、户口关系。
表哥的“兰州、新疆”之说，在我心中燃起了希望之火。我决定先奔往成都。
夜幕中，火车拖着疲惫的身躯“晃荡、晃荡”地向成都进发。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邻座竟是三年前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一个实习技术员。当时我们关系很好，无话不谈。可此刻车上邂逅，彼竟佯装盲哑，形同路人。“凤凰落水不如鸡”，彼一时，此一时也。我亦识时务不与之攀谈，以免自讨没趣。兀自闭目养神，涵养些口水以排遣饥饿（不过人也不能一概视之。二十多天后，在成都盐市口又邂逅原同组工作的易明华夫妇。他们已易单位在省商业厅工作。他们陪我喝了近两小时茶。摆谈之中，对我的遭遇十分同情。分别时高矮送我5斤粮票，20块钱。此是后话。）
二
车抵成都，已是晨曦初露，先到政府街省高级人民法院去找我堂兄。门卫传达，堂兄出来见我。走至街对面，他环顾左右，神情紧张地告诉我：“一点钟，玉带桥公共汽车站等我。”说罢即匆匆离去。
玉带桥车站，堂兄如约而至，神情仍很祟秘，有点儿像电影里的特务接头。他开口就说：“你不在农村安心改造，跑出来干什么？你成‘流窜犯’了，知不知道？”说罢，也不听我解释，悄悄塞给我几张纸币后甩下一句话：“以后再也不要到法院来找我了。”
我揣上相当于我原来半个月工资的三十块钱，立即返回车站去守株待兔——等那西边来“偷人”的神秘汽车。
从此，我白天漫无目的地到处转悠，从夜幕降临开始，便一心一意在火车北站广场周围凡是能停车的地方去等待。寻找“偷人”汽车，直至深夜一点以后。之后，车站候车室便是我的歇宿之所。没有粮票，饿了，只能买点儿煮窝笋、煮红萝卜之类的东西充饥。但要搭售红酒，且价钱很贵。
- 我转悠到成都老店“竟成园”，见店外排着长队。一打听，原来是在卖回锅肉（高价，那时称“高级”，如高级点心、高级水果糖等。其价格是平价的10—20倍。）机会难得，我毫不犹豫地跟着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进入店内，我的前面只有两个人了。那知那脚踏长凳、高坐于“八仙”桌上的卖票女郎竟卖起了关子，“叭哒”一声把票箱一关：“没得了！”经不住最前面那位女士再三恳求，女郎才把票箱重新打开：“只有最后三份儿，8元一份儿，把钱准备好！”
回锅肉端上桌子，蒜苗与肉的比例约为七比三。但总算尝到了两年多未见的荤腥，别小看那点儿肉，由于久不见粮，身体极度虚弱，每晚至少小便三、四次。但当天晚上竟然一次也没有了。就像不常吃药的人，一旦吃药，立见奇效。
七、八天过去了，那“偷人”的汽车仍杳如黄鹤。我不由怀疑重庆表哥所说的真实性。
火车站候车室屡有警察或治安人员前来查夜，乞讨者或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被带走多人。我因穿着较整齐，且有一个被包做掩护，很像是一个候车的旅客，所以躲过了好几次盘查。
如此下去决非长久之计。我决定自赴兰州。
在会府（旧货市场）效仿“杨志卖刀”的故事把一只“山度士”手表以60元贱卖掉。此表系1956年工资改革补发钱后购于人民南路百货大楼，原价155元。后来瑞士表缺货，本应高出原价。但当时一是不知行情，二是急需钱用，所以吃亏不小。所幸买者不是“牛二”。
那知当时买火车票竟要证件。我身上仅有一个1955年工作时单位发的义务兵役证。上面有原国防部长彭德怀的签章。我诚惶诚恐递进窗口。“这个不行，回单位开介绍信来”不由分说，售票员把兵役证扔还给我。
后来在火车站邂逅一曾西去而后返回成都的壁山籍流浪者，他告诉我，即便买到火车票要走出四川也非易事。为防止川民外流，公安、民政部门在广元、宝鸡等地均设有检查站，盘查极严。无有效证件，一律当“流窜犯”处置。
“偷人”的车等不到，直接去兰州不成，下来该怎么办，令我一筹莫展。
一天下午得到消息，火车站当晚要进行大清查。我再也不能在候车室扮演旅客了。在广场周边逛至深夜，带着被包到郊外一个农舍旁的竹林里露宿。此时已是寒冬季节。偏偏是夜浓雾弥漫，下半夜露水从竹叶间滴下将薄被浸湿。人在其中，如入冰窟。
几十天不见一粒粮食，红萝卜、牛皮菜加红酒愈吃愈痨。白天黑夜，只有一个感觉：除了饿还是饿。
一天，我又不自觉地走向了“竟成园”。看是否还有回锅肉卖。这次我失望了，大堂里冷冷清清，食客寥寥。我买了一碟凉拌韭菜和一碗红酒，坐下慢慢吃起来。
邻桌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给她的小女儿买了一小碗米饭。那小女孩儿扒了一口，竟然不吃了（那时多数人饿肚子，但有些人还是能吃饱饭的）。一会儿，母女俩双双离去。望着那一小碗剩下的白米饭，我当时也顾不得什么斯文，什么脸面了，立即起身端将过来，据为已有。
我的第三视觉告诉我，对面一个干部（或教师）模样的老者，见了我的举动意味深长地摇了摇头，但眼神里并无鄙视之意。他的潜台词大概是：“唉，世道维艰，男儿末路啊！”
就是这一小碗不足二两米的白饭，促使我养成以后几十年从不倒一碗剩饭的良好习惯。
三
隆冬季节，晚上没有地方住的日子是最最难熬的。每当夜幕降临时，我就为当晚的住宿而忧心百结。浪荡街头，望着那幢幢楼房窗户里透出的灯光，我多么羡慕那些有家，有“窝”的人们啊。
一天，我逛至罗锅巷，偶然发现一家类似“鸡毛店”的小旅店——宾至旅馆。店内陈设简陋，两把竹椅，一张旧条桌。桌上放着一把掉了两桥算珠的算盘。最引人注目的是端坐于条桌后面的那位账房先生，瘦骨嶙峋，胡子砬碴，口含叶子烟杆儿，戴一付断了一条腿用麻绳系着的老花镜。身上那件兰色中山服又肥又大，与他瘦弱的身材极不相称。我一下子想起了电影《小二黑结婚》里的“二诸葛”。
店不算正规大店，老头儿也很古董。我怀着侥幸的心理上前冒叫一声：“大爷，写个号。”
“拿把凭来。”
“啥子把柄啊？”“把凭”即证件，我明知故问。
我双手递上义务兵役证。大爷凑近缺腿眼镜端详了好一阵子，“叭”一了口已经熄了火的叶子烟：
“没得工作证嗦？”
“遭模杆儿偷了。”
“你在哪里做事？”
“灌县。”
“做啥子的？”
“修水电站的。”
“你来成都做啥子？”
“看病。”
“啥子病？”
问个没完没了，心头有点儿烦，本想顶他：“饿痨病！”但最后还是说：“胃病”。
老头儿再没问什么，慢条斯理翻开旅客登记薄。我心中一阵窃喜。
登完记，老头儿带我爬上“嘎吱嘎吱”响的木楼梯，将我安置在拐角处一间偏房里。房间里有一间单人木床，铺着草席，被子很旧，但还干净。最使我满意的是单人独住，清静自在。最后老头叮嘱我：“早晨七点开门，夜晚十一点关门。”
终于有了一栖身之地，心里感到踏实多了。
白天仍四处闲逛，夜晚仍去火车站碰运气。七、八天过去了，一无所获。此时，一个最最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钱快用光了。
1960年元旦来临。
头天晚上我没去火车站，早早回到旅店，掩上门仰卧床上，头枕着双手望着屋顶发呆。忽然，门被轻轻推开，账房先生刁着叶子烟杆儿出现在我的面前。
“吃饭没得？”
“还没有呢。”
老头儿不请自坐，我也立起身来。
“小伙子，你是不是有啥子难事啊？从你拿兵役证登记我就注意你了。你不像坏人，但也不像是来看病的。”
我以沉默对之。
“有啥子事跟我摆一下要不要得，看我帮得到忙不？”
“我没得钱了，你能借我吗？”我心里说。
老头的叶子烟大概是那种“遍街接火”的劣质货，熄了又点，叭两口又熄。一会儿，地上丢下十多根火柴棍儿。
我脑子里不住地转着圈儿，老头儿葫芦里到底装的啥子“药”，对他说不说实话？最后我想，事到如今，走投无路，烂船颇倒烂船划。于是一五一十，把实情给老头儿说了。
老头儿听罢，沉默有倾，又“叭”了两口烟。
“今晚你早点儿睡吧，明天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
第二天一大早，老头儿带我径直去了白家塘派出所。
四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房间里，关了近20个人。其中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几个妇女，还有七、八个油腔滑调，流里流气的年轻娃娃。
屋子里很冷，既无水喝，更无饭食，也不见有人来提问。娃娃群里人拿出用黑纸卷的劣纸烟（俗称“黑爵士”）点燃让人们吸，两角钱吸一口。还有用古巴糖制成的呈黑褐色的水果糖，五角钱一颗。除那群娃娃里有人买食外，余皆无人问津。
那一整天水米未进。那一天是一九六零年元旦。
一直到下午，才有两个民警来将门打开。把我们一群人押出派出所——移送多宝寺收容所。
途中，有几个娃娃跑掉。民警只是吼骂了两声，并不追赶。
到收容所已是黄昏时刻。第二天早晨，每人有一小碗约三两米的粑粑饭。吃完饭后全部被收容人员被押至附近的三砖厂挖、运砖泥，有人监督。活虽苦，但总算有了饭吃。
整整挖了三天泥巴。
第四天没叫大家出工。约十点钟，全体被收容人员被集中在收容所的院坝里。人们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估计是要被遣送。
一会儿，从办公室走出几个警察，还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径直走到人丛中挑选人。被选中的站到另一边。大约选了一百多个人，全部是年轻男性，我也在其中。不一会儿，三辆大客车缓缓驶入，将被选出的人全部载上，向天回镇方向开去。
没问各人原籍何处，姓甚名谁，且乘坐的是各人有一个舒适座位的客车，不像要遣送回原籍。但究竟要把我们弄到什么地方去呢，令人费解。
这太令人感到突然。对我这个濒临绝境，走投无路的流浪者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馅饼来！
早知如此，去陶瓷店打烂几个坛坛罐罐，或去抢几个包子馒头，不就轻易进收容所了吗？偏煞费苦心去寻找什么“偷人”的汽车。
宾至旅馆含叶子烟杆儿的大爷，我真该给你磕头啊（我写信给重庆的表哥，嘱他把在农村的表弟叫出来，到成都后找机会进入收容所。后来表弟来成都果然被安置在光华村成都自来水厂）！
步行入山，只见重峦叠嶂，绝壁千仞。我们就要在这悬崖绝壁间开凿出一条运送煤炭的轻便铁路来。这里叫成都市天池煤矿桅杆坡筑路队。我们的工作是削崖撬石，打眼放炮。脚下是万丈深谷，没有任何劳动保护工具和设施。有几个“流”哥命运不济，路未修通，自己却走向了黄泉路。
艰苦的劳动，玩命的活计，但没有人愿意离开，因为这里每人每月有42斤粮食还有点儿零用钱。1962年铁路竣工时，时值各机关厂矿大量压缩人员。我们这批“流窜犯”大部分回了原籍。我因老家已无亲人，无家可归，从此又成了一名中国不要，外国不收的流浪者。但外逃三年，好歹捡回了一条性命。
2008年10月29日于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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