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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被公开杀害的第一反文革“反革命”(图)

 2015-04-16 00:26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7
刘文辉,一名生长在上海的普通工人,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于1967年3月23日,他成为文革发生后国内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他的被害,是因为他反对文革,不仅称其是一场暴政,是一场祸国殃民、穷兵黩武的大浩劫,而且认定毛泽东残害人民、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在那样的年月,如此犀利的言辞,亦注定了刘文辉的结局。
 
1937年出生的刘文辉,父亲曾在银行和华东工业局工作。毛泽东建政后,其父亲失业,后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年仅16岁的刘文辉被迫辍学,进了沪东造船厂当工人,并成为一个佼佼者。在工作之余,他还自学读夜大。1957年“反右”期间,他因批评领导官僚作风和生活腐败而被打成右派。1960年代初,其右派帽子被摘掉,并被恢复团籍。然而,期间所经历的一切——检查、批斗、孤立、改造、监督已让他开始清醒。
 

1967年3月23日,刘文辉成为文革发生后国内被公开杀害的第一人。
 
刘文辉通过阅读书籍,了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衰落形势,并为此深深反省,认为以专政牺牲民权、控制言论、剥夺民众自由、践踏民众意志的社会制度不会长久维持下去。他特别推崇苏俄十九世纪伟大作家赫尔岑的自由民主思想,并希望自己可以效仿他走“流亡救国之路”,在国外也办一份揭露独裁专制罪行的报纸。为此,刘文辉努力寻找机会出国,哪怕是偷渡出去。抱着这个目的,1961年,他来到了面临东海的嵊泗船厂工作。他不仅苦练游泳技术,而且偷偷学习航海技能,并坚持收听海外广播,特别是美国之音。
 
因为收听美国之音,他在第一时间得知肯尼迪遇剌身亡的消息,并告知家人和朋友全世界都为之震惊和沉痛悼念,而此时的大陆领导人为此欢呼庆贺。当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中国媒体一致攻击诋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刘文辉却告诉家人和朋友尼赫鲁是个杰出的政治革命家,他和毛泽东在取得政权后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当他从外台中听到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的报告时,他告诉家人:毛泽东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事件得出教训,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掀起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用阶级斗争的高压政策控制人民,国内才能太平。他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是同一体制下的暴君,“历史不是靠狂人独夫、暴君用残害百姓为代价来创造的,这种倒行逆施终将被时间巨轮辗压得粉碎”。
 
或许正是因为收听了外台,才让刘文辉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出了什么问题。据他的弟弟刘文忠分析,刘文辉思想形成大致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影响;其父亲和叔叔曾分别在银行与报社工作,精通外文,与英、美、日在华工作人员多有结交,刘文辉因此耳濡目染,接受到一些西方现代理念。其母亲出身名门,外公乃书画大家胡公寿,二位舅舅(胡定国、胡定城)为辛亥先烈,母亲傲骨甚硬,从小带给他很深教养。二是长期收听“外台”;刘文辉小学曾住读教会学校,英语甚好,后来在海岛工作,一直收听所谓“敌台”,获得了甘为“义士”的价值自信。三、十年自学,通读《史记》、《资治通鉴》及诸子百家古籍,结合近代西方社科经典名著,特别认同胡适标举的民主自由思想。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刘文辉的出逃计划被出卖,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回上海管制3年。
 
1966年6月,文革爆发后,刘文辉和其父亲再次成为抄家批斗的对象。在这样的日子里,他写下“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泽东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这样的“反诗”。刘文辉除了每天在昏黄的灯光下奋笔疾书,还时常对弟弟低声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将给毛泽东彻底搞砸了!”他让弟弟尽可能收集各种传单、资料,带回家给他阅读、研究。最终,他决定写一篇文章,全面揭露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祸国殃民的大阴谋,借各派混乱之手,以反面教材写成大字报贴出来,使它震撼中国大地。
 
这篇文章就是《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写完后,刘文辉与弟弟复写成了14封长信,每封信有10张信纸厚。刘文辉让弟弟去杭州向全国北大、清华、复旦等14所最著名的大学投寄这些匿名信。他说,这是要杀头的,但他早已不怕杀头了,他宁愿做当代的顾炎武、谭嗣同、中国的普鲁米修斯!尽管内心有些害怕,但感佩于哥哥精神的刘文忠,最终还是邮寄了这些信。
 
在这万言书中,有这样触目惊心的词句:“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文化大革命强奸民意,疯狂迫害民众,是全民大迫害”,“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 “当权者人人正装,登天安门城楼掀起疯狂的红卫兵运动,高唱世界革命,控制报刊广播,操纵全国舆论,对内暴行专政,镇压知识份子,焚书坑儒,推行愚民政策,比秦始皇更犹过之。处人人唯唯诺诺不敢言,陷社会暗无天日,使神州大地百业俱废,遍地饥饿,穷山辟乡,白丁文盲。工人不干活,农民不种田,学生不读书,教书者牛棚劳役,形形色色流氓高喊革命口号。武斗伤民,抄家捕人,残无人道……”如此一针见血的言辞,让当时的政权惶恐不已。“案子”很快被侦破了,刘文辉被公开枪决于上海市民广场,刘文忠入狱13载。
 
上海市中级法院刘文辉“反革命案”刑事判决书上罗列着刘文辉罪行:1957年“疯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大肆污蔑我历次政治运动和各项方针政策”,1962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劫船投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竟针对我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编写了反革命的‘十六条',分别散发到全国八大城市十四所大中院校,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我伟大领袖;疯狂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是‘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是‘战争的策源地',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全民大迫害'。同时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平等、博爱',竭力吹捧苏修、美帝……”,刘文辉“是一个罪大恶极、拒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确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判决反革命犯刘文辉死刑,立即执行”。
 
从该判决书中不难从字里行间看出当年全体国人包括知识份子皆被长期洗脑欺骗愚民恐怖变得白痴一般,整天只会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林副统帅健康健康永远健康!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舞……,而中华民族真正伟大的英雄刘文辉、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榕芬、陆洪恩、竞仅因他们有思想有见解有分析有判断有知识有智慧,更重要的是有独立人格有真知灼见有真理而命丧黄泉!
 
在被害前,刘文辉留下了一封遗书。遗书中写道:“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刘文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的遗书——
 
(1967年)“3月9日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即法庭)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份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你们了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之: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装,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
 
“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毛泽东……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翊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泽东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日后吧!”
 
“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书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的污垢。我在第一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与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
 
“……我将向人民上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是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泽东贪天之功据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泽东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毁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泽东的战争政策,毛泽东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泽东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
 
谁说中华无男儿?!谁言中华民族系天生的奴隶?!谁称黄种人天生劣等?!谁云中华文明应当死亡?!谁曰中华文化应当靠边?!吾国正宗文化文明能培养出刘文辉、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王榕芬、陆洪恩这样的英雄豪杰!
 
林昭、遇罗克、王申酉、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的光辉事迹早已家喻户晓,而中华民族优秀男儿,迄今中国人又有几人知晓?!难道不应当反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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