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历史看公民抗命(组图)
没有抗争，哪有改变？（网络图片/看中国配图）
【看中国2014年11月20日讯】香港曾为一百五十几年的英国殖民地，然而有些香港人对英国人如何争取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手段和历史所知不多，于是被亲北京人士篡改历史以至随意创作，却没有人对此迎头痛击。
没有抗争，哪有改变？
例如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说，英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实经历了数百年的演进，始走到今天，而英国的法治起源亦是以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开始……。”因此她认为，“由下而上，即是人民有代表的民主政体的发展，必须建基于宪法及法治，并非建基或产生于街头。”
事实是，大宪章是由于英王屡次发动大陆战争却惨败，被贵族迫签以限制王权，这是战争的产物，而非追求“宪法及法治”。创立英国普通法的英王亨利二世，只视法庭为增加税收的利器，而非追求“法治”。至于叶刘淑仪提出的其他例子如美国，早在她列举的一七八七年费城会议之前十四年——即一七七三年，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就以“抗命”在波士顿倾倒英商的茶叶，才带来独立战争，才赢得美国的独立。叶刘淑仪却以独立战争之后的费城会议，说成是美国民主政体的发展，否定了美国史人人皆知的波士顿茶叶案（Boston Tea Party）。其荒谬之说，就有如否定法国大革命始自进攻巴士底监狱，否定辛亥革命始自武昌起义一样。没有抗争，哪有改变？没有革命，哪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
即使说到全世界经历最少革命的西方强国——如英国，其自由与法治也是始自几场革命；一二一五年的大宪章是王室与贵族权斗；一六四二——一六五一年发生内战是王室与国会“圆头党”规管王室权力的战争；一六八九年奠定英国法治基础的《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是始自国会与王室继续斗争的“光荣革命”。这些抗争都无一例外，是力量的较劲，而非当权者自动放权。
香港法治缺失因没有民主监督
另一种偷换逻辑，则来自香港玄学家苏民峰——他在面书贴了一张泰国乡郊落后贫穷的照片，说从未听过一个地方透过牺牲法治与言论自由去争取民主，这些地方有民主却贪污成风，暗示“占中”等是牺牲法治与言论自由去争取民主，是一个错误。首先，香港“占中”的公民抗命，根本不会“牺牲法治与言论自由”。无论如何占领，抗命者为此承担法律的责任，香港的法官仍然正常判案，法治不会被“牺牲”。即使有些所谓“违法”——有如“非法集会”，根本就和伤人或者放火等真正带有罪恶的刑事案件本质不同，这些事绝不会“破坏法治”。至于今日香港法治的缺失，却和抗命无关，而是执法者以至检控当局选择执法，甚至知法犯法，如政府与警察滥用公权，对亲政府一方犯法时视而不见；而对争取民主的市民则敌视而刻意针对，甚至执行暴力私刑，破坏法治而不受制裁的原因，就是没有民主监督。
早在一八三一年，英国人就为了政改问题出现有如香港今日的抗命事件。当时英国的国会分两种选区——郡（Counties）和镇（Borough），后者就有如今日香港的功能组别或特首选委，很多由一些只得几十票几百票的小圈子利益团体所把持，和今日香港的情况相似。当年英国的选民想改革议会，一再投票授权民主派人士通过改革议案，却为上议院贵族一再否决，结果打吡郡发生暴动，民众冲入监狱解放囚犯，愤怒的英国人四处放火烧贵族住所，火烧诺定咸城堡，暴力事件蔓延至多个郡。当时的英国人甚至比起今日的香港人激进，在那段准革命的日子（Days of May），英国人发起广泛的不合作运动，示威者拒绝交税，发起多次银行挤提，民主派否决政府的财政拨款。
以苏民峰的标准看，大抵批死英国没有前途，“牺牲法治与言论自由”甚至暴力放火与破坏治安去争取民主，怎会有好结局？历史的答案，就是因为这场暴动与不合作运动，令英国王室介入，成功劝退保守派，通过改革议会的方案，才奠定了英国日后稳定的民主政制。
接近二百年前，即鸦片战争香港开埠的十年之前，英国人已经通过抗命来追求民主。争取民主的确需要时间，以及人民血汗的付出，因此当今日大多数地球人都生活在民主选举的政制时，香港以至中国的人民却仍然活在专制独裁之下。为什么呢？因为有人自甘为奴，或不愿意付出任何成本。等而下之者，不但不肯付出，更反过来攻击牺牲自我的抗命志士，埋怨他们霸占街道阻人享乐之外，更无限上纲抹黑为破坏法治与言论自由。民主不会从天而降，革命也不是请客吃饭，不去争取与付出，最终只会一无所有。
愿意付出与只愿“等运到”，这或许就是美国人、英国人以至法国人和所谓“中国人”的不同之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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