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起源——政治篇(组图)

【看中国2014年10月14日讯】近年以来，西藏、新疆与香港三地接连发生的各种反抗事件表明，中国政府面临严重的地区治理危机。北京的中央政权对这三地的经济羁糜不可谓不强，维稳力度（对香港是增强该地区的向心力）不可谓不大，结果却是三地的局势越来越不稳定。何以会如此？这是极权政治一元化特点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极权政治的高度一元化特点

任何极权政治都强调所谓“国家目标”，即用其宣称的“理想社会”来代替现实，为了达到“理想社会”，要求政治、经济与文化（宗教）的统一。对于异质文明，极权政治毫无包容性，一定要通过一切手段，将异质文明改造成与本身同质的政治文化。如果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则宁可消灭对方也不愿意求同存异。

极权政治的一元化特点是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权，这个政党通常由一人来领导，如果演变成少数人的集体领导，如胡锦涛时期的“九龙治水”这种权力分散格局，就可能导致统治集团的内部分裂。习近平上任以来的集权之举，不少论者以为这是他个人偏好，其实是极权政治的内在逻辑使然，做为一个极权政党的最高领袖，如果其大权旁落，不仅处处要受他人掣肘，还会有身家性命之忧。

这种一元化政治有两大政治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用你死我活的斗争来维持与巩固权力。这种斗争不仅用于控制社会，也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历史上中共有11次路线斗争，改革以来远有邓小平两废总书记，近有薄熙来事件；第二个特点是排斥法治。毛泽东自诩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文革时干脆废除公检法，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邓小平及江、胡几任中共领导人口头上都表示重视法治建设，要“依法治国”，但实际上政治权力始终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两大特点决了极权政治的内在逻辑必然是通过消灭一切政治对手而独享政治权力。

这种极权政治必然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和利益需要发生本质上的冲突，与香港的异质政治文化不能共存。极权政治与威权政治不同，威权政治主要控制人间的政治，对宗教往往采取包容的态度，即“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极权政治其实是种类宗教，因为马列主义政党一方面将宗教看作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另一方面将自己当成取代一切宗教的“宗教”，这是马克思主义号称社会科学，但与其它任何社会科学都不同的本质特征。它提出的共产主义理想虽然是永远无法实现的说教（前苏联人嘲笑说“人类离共产主义理想永远相差五公里”），却硬被诠释成不可否定的终极真理。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正宗的中共，事实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还要管空气”的全能政权，它不能容忍藏人对达赖喇嘛的信奉，也容不下维族人对真主的信仰，同样也容不得香港人对大陆极权政治的反感与排斥，这是现阶段中国地区治理危机的根本来源。

中国青年节，武警在拉萨布达拉宫前面宣誓

极权政治除了通过社会科层组织操控社会之外，还依靠全面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秘密警察及线人网络，以增加政治控制力与社会成员的恐惧感。这种控制方式不仅用于汉族聚居地区，也同样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及香港。在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的方法是在少数民族当中培养亲政府人士，鼓励他们监控族人兼告密；在香港则采取长期培养、利益诱导以及单程移民等方式逐步渗透，据香港资深媒体人程翔推算，香港现有居民700万，中共地下党成员达40万，占居民人数5％。如此控制手法可以在一段时期里让当局体验到顺从并便于管制，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依靠告密与恐怖感的专制统治，在不断加深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和香港多数居民的矛盾。

极权政治通过垄断教育与传媒，建立起高度发达的意识形态控制。凡与当局不一致的思想统统被视为严重的政治问题，毛时代屡屡发起“思想改造运动”以整肃思想异己；改革开放以来官方不断强调所谓的“信仰真空”、“信仰缺失”，其实并非国人丧失信仰，而是不少人抛弃对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其中部分人改信各种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法轮功、全能神教等。为了维持意识形态控制，中国政府不断整肃思想异己。至于藏人，尽管中共努力用各种方式同化，包括不准藏人悬挂达赖喇嘛画像，改贴中共领袖画像；取消藏语教学等，但藏人从来就未曾放弃过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新疆维族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也同样如此。

中共这种同化或消灭异质文化的政治企图，固然来自其原教旨的经典之教诲，比如马恩列斯毛等人的理论，但更主要是出于维持现实权力的政治需要。为了“统一思想”，极权政治的领袖人物都要构造自己的理论，比如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习近平上任两年来，虽然不断有智囊为其提出“三个自信”、“人民中国”、“宇宙真理”等“理论”，他也会在某一阶段的讲话中引用一些说法，但总的来看，属于习近平的“理论”目前还在构造过程中，尚未成型。

广东汕头的文革博物馆有毛像，也有中共中央否定文革的语录

极权政治要建立这样一个“理想社会”，除了政治暴力（包含武力镇压）和思想控制之外，还必须不断发起各种政治运动。这种政治运动不仅针对人民，也针对统治集团内部，例如毛的“文革”和如今以“身份识别”为特征的反腐败运动（即太子党与红二代被排除在反腐对象之外），其目的都是达成思想统一和对领袖的高度服从。除了达成这一政治目标之外，极权政治还必然追求经济上的“全国一盘棋”，以便支撑其政治统治。为此，中国政府往往不顾每个省区的地理与资源条件差异，通过日益增强的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这一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称之为“缩小地方差距”，在本世纪以来，渐渐被改称为花钱买稳定。但由于藏区与新疆的“异化”来自于深层次的政治与文明冲突，在这些地区“花钱买稳定”的做法只能奏效一时，加之这些钱并未真正用于这些地区的广大中下层人民，终于导致“花钱买稳定”策略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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