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不幸发生在我身边的八个死者

遇罗克

过去,东四往北几乎看不到什么厕所。因此时有过路人问津打听四处找厕所。其时内有机关,街上的小胡同,不论益懋大院、盐店大院、大沟巷,还是隆福寺里的骄子胡同,里面都有厕所。在明星电影院的后头,也就是老东四邮局的对面,有一条死胡同,那里面也隐藏着一个公共厕所。厕所,大都建在活胡同,人来人往方便东西南北客。说实话,开在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还真不多。为什么本博秦全耀永生难忘这个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只因那个死胡同里住过一个只活了27年的匆匆过客。他的名字叫遇罗克。

遇罗克死后,他家的街坊东四人民巿场卖雪花膏的回民大爷告诉我,那个老在明星电影院南门门口卖《中学文革报》的瘦猴大耳朵,他就是遇罗克。呵,他呀,好一双搧风大耳,似今天还脯腑在大地上倾听血统论拼爹的罪恶。

鼓吹血统论打砸抢的红卫兵们有没有罪恶?不还是官照当董事长照做,千秋万代不变色。倘若遇罗克还活着,再大的能力又如何,父能量才是正能量,遇罗克他拼爹拼不过。打天下坐江山,红色基因就像是活胡同里的厕所,四通八达机会多。在中国,只要你们家上辈子没染上红色,你就只能像是遇罗克,死胡同里的一个厕所。

金有钟:

1970年初,北京又枪毙了一批犯人。其中有现行反革命犯金有钟,男,五十二岁,河北省人,资本家出身,旧职员成份,北京市被服厂杂工,因贪污罪被判过刑。

金有钟的家就是老秦隔条马路的街坊,就住在多福巷粮店边上的中华医学会礼堂旁。金有钟的儿子比我大两岁,都管他称"小小"。因为"小小"有好几个,为了区分便取其姓为"金逼小小"。

"金逼小小"的爸爸金有钟就是一个普通群众,我们都管他叫金伯伯。他平常很少说话,老抽烟,喝点酒滿脸通红。为什么枪毙他呢?据街道老太太说:金有钟攻击社会主义,说什么本来就吃不饱,文化革命这么搞岂不是越搞越穷?

就这些,说实话的金伯伯被枪毙了。

杨淑辰、王守亮:

北京市第25中,虽不如高干子弟云集的第101中学、北京4中那样高贵,文革中却一度十分出名,而且成了北京中学文革的中心并出了一个被毛泽东接见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李冬民。

王守亮,柳传志在25中读书的语文老师。杨淑辰就是在苏联大使馆当雇员的王守亮的太太。1970年1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发给北京市各单位一份20人的处决者名单,由单位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组织“革命群众”讨论并最后提出所谓“处理意见”的“内部材料”。实际上是一份由当局已定罪定刑的待处决者名单及“罪行”简介。在《通知》所列的20人名单,排第一位的就是杨淑辰。

在这份《通知》上,当局介绍了杨的身份及“罪行”:现行反革命犯杨淑辰,女,四十八岁,北京市通县人,地主出身,国民党员。其母系地主分子,被遣送原籍。杨犯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有刻骨仇恨。杨犯于一九六六年充当外国特务,大肆盗窃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仅一九六七年三月杨犯出卖情报数百份,同年四月向外国驻华使馆人员递交情报时,当场被我抓获。

杨淑辰出卖给“外国驻华使馆人员”的所谓“机密情报”是什么呢?按老秦的想像不过是当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的文革小报、传单之类。杨只是一介平民,又不是红二代贵族。当汉奸,拿什么当?卖情报,拿什么卖?苏修大使馆又不是什么智商低下的傻逼。

1970年1月27日,杨淑辰被执行死刑。相隔了两个多月后的1970年4月18日,王守亮在北京市当年第三次集体处决行动中被处决。同刑的还有北大才子沈元等。在对王守亮宣判时,宣判员故意提高嗓门说明:其妻杨淑辰系外国特务,已处决。当时,只见戴着手铐脚镣的王守亮双腿一颤。  

王守亮到底犯了什么罪?判决书说:现行反革命犯王守亮,男,四十七岁,山东省人,地主出身,系蒋匪军上尉军官、国民党员,原北京二十五中教员。王犯自一九六六年以来,伙同其妻杨淑辰(外国特务,已处决),大肆盗窃、出卖我国机密情报,书写反动文章,仅一九六七年三月,王犯就伙同其妻出卖我国重要情报数百份,并领取了大量特务活动经费。

这就是王守亮的罪行。何罪之有?北京25中58届学生、中国著名漫画家、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名誉会长、工人日报社高级编辑徐进说:我在25中读书时有过两个班主任,一个被划为右派,一个就是后来被打成反革命枪毙的王守亮。王老师当了我两年的班主任。那时我爱画画,数理化成绩有时跟不上,有人说不务正业。是王老师告诉我学习要跟上,但个人爱好也不能丢掉,更要追求。

徐进这样评价王守亮老师,他不但语文教得好,而且最有人味。不论出身贵贱,是当权正红的高官子弟,是落魄的浦仪侄子韩复榘孙子,还是我们这些平头百姓的子女,他都能一视同仁。在拼爹已经成为主旋律的上世纪文革前的年代,有几个不是势力眼,像王守亮这样的老师不多。难能可贵呀!王老师值得怀念......

邢宗益:

同是25中学,给老秦教课的邢宗益老师在批斗会上被打闷棍,第二天就去世了。

邢老师的家就住在首都剧场对面的黄土岗,和胡耀邦住的富强胡同六号走路用不了一分钟。邢老师何罪之有,又不是什么当权派。唉,只因为他们家有人加入过国民党。每当同学聚会,一提起文革,一提起邢老师,难忘那个现场,没有一个同学不义愤填膺。

王大贞:

文革中,有人揭发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不轨搞女人等问题,林彪为之辩曰:“要注意政治大节,不要纠缠于生活小节。”因此,周恩来称邱会作是最好的后勤部长,这也是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本博秦全耀年轻时曾在总后系统工作过十多年,听到邱会作的风流韵事特别多。但有了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党中央的一致看法,这种维护通奸特权的理论不但官员说得出来,奇怪的是广大人民还能接受。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度,洗脑居然能把马洗成牛......

老秦的一个在总后工作的街坊王大贞就因为贴了邱会作耍流氓的大字报,被隔离办学习班活活打杀。当时王大贞的家就在报房胡同乔冠华、何英、柯华住宅楼后头的多福巷。打开后窗户,就是你住上头,他住下头。那里的几百户人家可以做证,在那样一个血腥的时代老百姓住的多福巷多什么福?

大贞哥腿有残疾,又是我哥的小学同学。文革时他在我家对过贴总后一三的大字报时常有军艺和战友文工团的“冲派”朋友。有时他们去商量事,便隔着马路喊我看浆糊。

李天德:

李天德的家就住在东四人民市场前头的隆福寺回民小吃店边上。文革时,有个民族俱乐部,也叫聋哑人俱乐部,常常有批斗会和宣传队演出。当年批判大右派章乃器连打带抽,都是在此亲眼目睹。

李天德比我大两岁,时不时还教我们“得和乐摔跤”。一天,他在民族俱乐部门口遭遇打群架,被殴当场致死。

孙海泉:

海泉哥外号小喇嘛,有人说他是神偷。几次请他教我们,他始终是说不会偷。1968年,文革秩序还是混乱,家家都是双保险两把锁,根本不存在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时自行车上的铃盖几乎被偷了个够,一景。两次丢了玲铃盖,海泉哥两次在自行车铺用旧的给换上。

忽然有一天晚上,传来不幸消息,海泉哥倒在了家门口。他是被人用刀子扎死的,据说是企图阻止有人偷自行车。我信,别瞧他嘻嘻哈哈,人挺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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