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归来者背后——文革犯人出狱记(下)(组图)


电影《归来》剧照

【看中国2014年05月22日讯】思想犯:重新打开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满释放的杨曦光走出湖南建新农场,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地名当然只是劳改犯人“艰辛”的谐音。杨曦光在“文革”中由于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触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领袖,获刑10年。出狱之后,这个顶着“反革命”帽子的名字当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杨小凯,就是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震铄当今的名字。


杨小凯

作为一个“反革命”刑满释放犯,杨小凯被释放后没有工作。他在父亲家闲居一年,此后受雇于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因思想犯历史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终于在院长于光远支持下被录取,从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学术界的机会。

由于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后杨小凯的出国申请通不过,由总理委托刘道玉办理才成行。出国后的杨小凯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数量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但不幸这一可能性未能变成现实,杨小凯在56岁的年龄去世,早年在劳改营里的艰辛积累了身体欠账。

作为思想犯,杨小凯“归来”的历程仍是幸运的。胡风和路翎走出高墙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丧失了才华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辉一去不回。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来的晚年文稿,达不到基本的发表水平。他们由思想者变成了时代的化石。

底层思想犯的归来更是历尽辗转。上海中学生刘文忠“文革”前夕因为和哥哥刘文辉投递“反革命”传单、批判“文革”和伟大领袖被捕,哥哥枪决,刘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度过十余年,“文革”结束后才平反获释。

回到社会却不甘于工人身份的刘文忠,不顾小儿麻痹的身体短板下海,贩打火机卖羊毛衫炒股票经营化妆品公司,终究赚得不菲身家,却因意外在飞机上获赠一本《古拉格群岛》,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遗志,出版囚徒回忆录和刘文辉传记,并游历东欧诸国写作新海国图志,思考社会道路,为反思历史保留一手资料和提供个人视角。

思想犯归来,是当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间产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狱时年纪尚轻,很多人熬过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开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当下著名的历史学者中,有好几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狱经历,包括大名鼎鼎的杨奎松、沈志华、王学泰诸位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独特现象。杨奎松固属短期入狱,王学泰和沈志华则都数年坐牢,王学泰入狱之前已被打成“反动学生”劳改多年。沈志华以“中央情报局间谍”罪名的入狱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严打”风潮中。

王学泰出狱后任中学教师,以后致力于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背后的“流民文化”本质,为当代史增添了新视角。2013年他的《监狱琐记》出版。他的个人生活则极为俭朴,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狭窄的家属楼里。


王学泰

沈志华出狱后下海经商,多年打拼之后回归学术界,以血汗巨资复制苏联解密档案,为当代史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资料库,成为思想者“归来”的奇迹。

平民:无法归来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严祖佑的儿子是律师,近年代理了几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当年的劳改劳教犯们期满后留场就业,在“文革”结束后选择回到上海,却没有工人身份,自己营生糊口,到退休年龄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拿社保,年过七十仍旧卖茶叶蛋开杂货店度日。

这些人都是严祖佑介绍给儿子的当年狱友,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和因为思想犯罪几度入狱的严祖佑不同,这些狱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运动的年代里由于所谓“耍流氓”或者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入罪或劳动教养,从上海发配到市劳改局所属的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劳改农场,期满后又“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二劳教”,却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农业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还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劳动力”。

“文革”结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释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时,农场出台政策,规定留下来者可得到农业工人户口,选择回城者只能自谋出路。很多人选择回城,严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没有难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却把他的那些普通狱友们打入了今后数十年社会最底层,沦为黄鱼车夫、燕子店小贩和临时工。到了老年,他们由于当初的“原罪”,成为社保系统之外的“局外人”,蓦然发现当初自己虽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国家却没有承认他们的“归来”。

相比之下,那些当年选择留在劳改农场的人似乎显得“明智”了。严祖佑回军天湖探望期间,看到当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边却形成了庞大的“犯人村”,全是当年未返城的劳改劳教犯,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由于打工潮兴起,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愿意屈居僻乡,犯人小区里居住的多数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业的狱友们,这些人对自己以终身代价获得了一个“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犹感庆幸。

严祖佑觉得这个“无法退休”的群体相当庞大,仅他接触的狱友就有几十位。比之于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构成了一部没有声音的《人曲》。

“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声势浩大,主要对象仍旧是遭迫害的老干部和右派知识分子,并未完全覆盖底层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纲上线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纪录片《罪行摘要》显示,“文革”中浙江农村中十几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后,他们各自顶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惧下度过余生,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离婚,很多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他们从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纪录片《罪行摘要》剧照

几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区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迁的废墟中,我见到过一位腰身弓得像虾米的老人,像在一部电影的慢动作镜头中移过街头,提着一个装有两个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饭。

这位老人当年是纱厂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营引发的上海工潮中领头,向公方干部索要被克扣的奖金,事后入狱,在囚牢和农场度过数十年。

直到“文革”结束后归家,他已经蜕去了当初的任何青春痕迹,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恐惧,却又时常忍不住偷偷切齿咒骂。他一直单身,和同样被劳教过一直单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迁公司大锤敲破了楼顶、堆满了垃圾杂物的老屋里,每天到区图书馆看报纸打发时间,风湿病使得他的腰再也无法直起,只能像虾米一样前进。这个当年拥有青春、勇气和技术的年轻工人,已经彻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剥夺了任何的人生价值,剩下这个一无用处的躯壳,在大街上缓缓移过。

他没有归来,归来的只是这个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了废墟围墙上的大幅标语:坚决支持拆迁,配合世博会圆满召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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