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归来者背后——文革犯人出狱记(下)(组图)
电影《归来》剧照
【看中国2014年05月22日讯】思想犯：重新打开思想翅翼
1979年，刑满释放的杨曦光走出湖南建新农场，这个听起来很不错的地名当然只是劳改犯人“艰辛”的谐音。杨曦光在“文革”中由于发表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触怒中央“文革”和最高领袖，获刑10年。出狱之后，这个顶着“反革命”帽子的名字当然不好再使用。他被迫使用乳名杨小凯，就是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震铄当今的名字。
杨小凯
作为一个“反革命”刑满释放犯，杨小凯被释放后没有工作。他在父亲家闲居一年，此后受雇于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科院实习研究员，因思想犯历史被拒绝。第二年他再次投考，终于在院长于光远支持下被录取，从此得到了重新踏入学术界的机会。
由于他的“反革命”案一直未平反，此后杨小凯的出国申请通不过，由总理委托刘道玉办理才成行。出国后的杨小凯逐渐成为国际知名的数量经济学家，被认为是“中国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但不幸这一可能性未能变成现实，杨小凯在56岁的年龄去世，早年在劳改营里的艰辛积累了身体欠账。
作为思想犯，杨小凯“归来”的历程仍是幸运的。胡风和路翎走出高墙的时候，已经大部分丧失了才华和思想能力，以前的思想者光辉一去不回。他们费尽心力写出来的晚年文稿，达不到基本的发表水平。他们由思想者变成了时代的化石。
底层思想犯的归来更是历尽辗转。上海中学生刘文忠“文革”前夕因为和哥哥刘文辉投递“反革命”传单、批判“文革”和伟大领袖被捕，哥哥枪决，刘文忠在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度过十余年，“文革”结束后才平反获释。
回到社会却不甘于工人身份的刘文忠，不顾小儿麻痹的身体短板下海，贩打火机卖羊毛衫炒股票经营化妆品公司，终究赚得不菲身家，却因意外在飞机上获赠一本《古拉格群岛》，痛哭流涕而放手生意，重拾亡兄遗志，出版囚徒回忆录和刘文辉传记，并游历东欧诸国写作新海国图志，思考社会道路，为反思历史保留一手资料和提供个人视角。
思想犯归来，是当代史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尤其是“文革”之前或者中间产生的新一代思想犯，入狱时年纪尚轻，很多人熬过了刑期，等到了重新打开思想翅翼的日子。
在当下著名的历史学者中，有好几位在政治年代有着牢狱经历，包括大名鼎鼎的杨奎松、沈志华、王学泰诸位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当代思想史的一个独特现象。杨奎松固属短期入狱，王学泰和沈志华则都数年坐牢，王学泰入狱之前已被打成“反动学生”劳改多年。沈志华以“中央情报局间谍”罪名的入狱甚至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严打”风潮中。
王学泰出狱后任中学教师，以后致力于流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研究，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背后的“流民文化”本质，为当代史增添了新视角。2013年他的《监狱琐记》出版。他的个人生活则极为俭朴，穿着中式布褂，和老伴一起居住在狭窄的家属楼里。
王学泰
沈志华出狱后下海经商，多年打拼之后回归学术界，以血汗巨资复制苏联解密档案，为当代史研究提供独一无二的资料库，成为思想者“归来”的奇迹。
平民：无法归来的局外人
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严祖佑的儿子是律师，近年代理了几起特殊民事案件：一批当年的劳改劳教犯们期满后留场就业，在“文革”结束后选择回到上海，却没有工人身份，自己营生糊口，到退休年龄却没有工龄，无法退休拿社保，年过七十仍旧卖茶叶蛋开杂货店度日。
这些人都是严祖佑介绍给儿子的当年狱友，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关心这些事。和因为思想犯罪几度入狱的严祖佑不同，这些狱友都是普通人，在政治运动的年代里由于所谓“耍流氓”或者打架斗殴、小偷小摸入罪或劳动教养，从上海发配到市劳改局所属的安徽白茅岭和军天湖劳改农场，期满后又“留场就业”，成为“二劳改”、“二劳教”，却只有少数人得到了农业工人身份，直到回上海那一天，都还是非囚徒又非工人的“劳动力”。
“文革”结束之初，公安部宣布释放犯可回原籍的政策时，农场出台政策，规定留下来者可得到农业工人户口，选择回城者只能自谋出路。很多人选择回城，严祖佑也是其中一人，生活没有难倒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有文化的他，却把他的那些普通狱友们打入了今后数十年社会最底层，沦为黄鱼车夫、燕子店小贩和临时工。到了老年，他们由于当初的“原罪”，成为社保系统之外的“局外人”，蓦然发现当初自己虽然回到了生身之地上海，国家却没有承认他们的“归来”。
相比之下，那些当年选择留在劳改农场的人似乎显得“明智”了。严祖佑回军天湖探望期间，看到当年的犯人宿舍已坍塌不存，周边却形成了庞大的“犯人村”，全是当年未返城的劳改劳教犯，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由于打工潮兴起，这些犯人的下一代不愿意屈居僻乡，犯人小区里居住的多数是空巢老人。聊起返城失业的狱友们，这些人对自己以终身代价获得了一个“工人身份退休”待遇犹感庆幸。
严祖佑觉得这个“无法退休”的群体相当庞大，仅他接触的狱友就有几十位。比之于右派或者遭受迫害的老干部，他们构成了一部没有声音的《人曲》。
“文革”结束后的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声势浩大，主要对象仍旧是遭迫害的老干部和右派知识分子，并未完全覆盖底层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大量被上纲上线的普通犯人。
最近面世的作家徐星纪录片《罪行摘要》显示，“文革”中浙江农村中十几位被打成反革命的农民，几乎没有人被平反。“文革”之后，他们各自顶着帽子，在冷眼和恐惧下度过余生，只有两个人的妻子没离婚，很多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时隔50年，他们说出最多的词还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实际上，他们从戴上“反革命”帽子那天起，就一去不返。
纪录片《罪行摘要》剧照
几年以前，在上海南市区的董家渡附近，一片拆迁的废墟中，我见到过一位腰身弓得像虾米的老人，像在一部电影的慢动作镜头中移过街头，提着一个装有两个包子的小塑料袋，是他的午饭。
这位老人当年是纱厂的青年工人，在1957年公私合营引发的上海工潮中领头，向公方干部索要被克扣的奖金，事后入狱，在囚牢和农场度过数十年。
直到“文革”结束后归家，他已经蜕去了当初的任何青春痕迹，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恐惧，却又时常忍不住偷偷切齿咒骂。他一直单身，和同样被劳教过一直单身的弟弟一起，住在被拆迁公司大锤敲破了楼顶、堆满了垃圾杂物的老屋里，每天到区图书馆看报纸打发时间，风湿病使得他的腰再也无法直起，只能像虾米一样前进。这个当年拥有青春、勇气和技术的年轻工人，已经彻底在监狱和劳改农场被剥夺了任何的人生价值，剩下这个一无用处的躯壳，在大街上缓缓移过。
他没有归来，归来的只是这个透明的影子，我甚至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了废墟围墙上的大幅标语：坚决支持拆迁，配合世博会圆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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