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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人间苦难,世上真情(组图)

——两个右派老人的故事

作者:铁流  2014-04-17 11:24 桌面版 正體 打赏 3

【看中国2014年04月17日讯】题記:1975年我逃亡潜伏成都,多亏老友陈肇世“窝藏”,李才义“包庇”,否则一天也呆不下去。后在灌县为一“朋友”出卖,他们很是紧张了一阵。恶吏蔡伟来成都审问我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与甚么人来往?我一口咬定:住桥洞,喝河水,与臭虫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松口,就会给他们带来恶果。此后提起此事,李才义总要翘起姆指:“老铁,肩膀硬!”

1976年,我刑满从宜宾汉王山茶场,送到四川省地方国营新华硫磺厂当“就业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二犯人”。这里地接云贵高原,硫磺厂位于仙峰山下,气候恶劣,浓雾障目,谷含阴霾,峰积寒雪。厂区硫磺气体环绕,恶臭难忍,十里不见树,五里不长草,山沟里的水都是黄绿色的。好不容易蒙“主上恩宠”,给了我一个探亲假,回到一别二十年的故乡成都。

此时,全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时,饥寒交迫之中,过着20多种票证相伴的日子,对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恶政,极为不满,故借悼念周的活动,发泄心中积怨,是中国人民的聪明之举,追求民主自由之举;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借题抗争之举,故而引发了举世闻名的“四.五”事件。回到劳改队,我把一些见闻告诉了身边的几个朋友。不几天,从京都到地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追查政治谣言事件”。

何谓“政治谣言”?就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本《红都女皇》的手抄本,以及悼念周恩来的一些诗词,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想不到这几个“朋友”中的一位,为了“立功赎罪”,向狱吏检举了我。于是,我立即成为全厂两千多“两劳人员”中重点打击的对象,遭到大会小会的连续批斗。当时有“恶攻罪”,就像今日刑法105条的“颠覆罪”一样,如果承认了,不杀头也会判重刑。我是个顽固派,当然不认账。

管教蔡伟,一个山东南下的老獄吏,原是川南公安处小负责人,因奸污妇女連降三级,自此郁郁不乐,对“两劳”人员特别凶残,总想寻求晋升机会改变不快处境,唯一手段就是在政治上挣表现。他以为逮住了大鱼,谁知碰上了一个敲不开“花岗岩”的嘴巴,但他邀功心切,只好毕其攻于一役:刑讯!其凶恶残暴令人发指。为保住残躯,我星夜越狱。潜逃中曾将被打被捆的情况写成叙事长诗,残稿尤今保存,为昭世人,摘抄于后:

“千刀剐来万刀扎,肝胆欲裂眼冒花。两臂断裂不知省,十指乌黑胖如蜡。汗水淋漓头近爆,唇干舌硬口发麻。前曲后仰不减痛,惨声凄切飘万家。恶奴仍不解心恨,还嫌绳索不紧扎。令人松绑重再捆,一腿打倒在地下。脚踏背心绳套脖,脸面贴地碎石擦。贴身衬衣撕粉碎,口中还塞破棉花。篾索挽梁吊离地,背上外把木棒插。万般痛苦恨不死,不如刑场一刀杀。叫喊渐微声渐绝,大汗林漓浑身麻。松绑才感肩有痛,两臂下垂难动搭。不知己手是吾手,始见微脉渗血花。三日困卧长呻唤,半月举手难喝茶。吃饭用嘴碗中啃,如猪似狗地上爬。至今天阴风雨夜,手腕手膊痛自发。一时一时穿胸过,一阵一阵似针扎。肉在跳来筋在抖,骨头深处刀在刮。辗转不眠心有悸,一思一想滚泪花。何罪如此遭荼毒?祸起传谣被挞伐!恶奴为求黄金帽,不惜残暴乱国法。笔底一曲伤心语,寄呈中央望彻查。革命人道原污水,改造是戏没王法。子孙后代须牢记,岂容暴政玷中华!”

逃,逃到哪里?中国虽大,没有我辈“右派”立脚之地;故乡有情,岂容底层贱民栖息?所幸,原报社一个叫陈肇世的老友收留了我。他是文教组编辑,是未戴帽的“近右”分子,虽大着胆子让我留宿,可得吃饭呀!我没有粮食供应指标,又无点滴经济收入,只好东藏西躲,做些卖汽球、火炮的小生意谋生。

老友的家,在成都市内通顺桥街,外面不远处,就是文武路与锣锅巷交叉的十字口。那天我正徘徊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成都旅馆门前,忽然从商业厅方向传来呼叫我的声音:“黄泽荣!黄泽荣……”。我伫脚张望,见一中年汉子端着碗在街对面向我挥手。走拢细看,原来是在云南盐津、凉山喜德、川北旺苍修铁路同过队的李才义。我立即握住他的手道:哦,哦,你是李才义……李才义,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呢?

李才义比我小三岁,是中队里最年轻的右派。原是四川省财厅直属的省建设银行的干部,喜欢文学,有时还写点什么,曾在省文联办的业余创作辅导班学习过。1957年“整凤”时,与几名团员到省委找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许梦侠,反映机关领导压制群众批评的情况。反右时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而他则被定为这个小集团的头头。在全财政厅系统批斗后,《四川日报》又点名批判,最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强制迸劳动教养(简称:劳教,下同)。在劳教队,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小青年,虽然落难,也衣着干净整洁。有一次他所在的三、四大组工棚失火,烧掉了他不少的书,心疼得几天睡不好觉,逢人便说:“书呀,我的命啊!这大山沟哪里去买?比烧我的钱还痛。”

在云南盐津黄桷槽,我们同队不同大组,接触不多;加之我当时伪装积极,与李康(民盟中央委员、重庆民盟宣传部长)负责编中队墙报,是教育干事手下的“红人”,不少人怕接近我,担心我画他们的“猫猫”(指检举揭发)。

1960年内昆铁路下马,劳教筑路支路转移到凉山喜德县修成昆铁路。这是个十分荒凉的彝族地区,基本上买不到吃的食物;加之口粮标准下降,生活极其困难,觅食求生成为劳教们时刻考虑的大事。为了填饱肚子以求活命,我被迫脱掉积极改造的伪装,破天荒偷吃了中队干部小厨房的一只鸡,立即被批斗,成了全队第一个送支队部关禁闭的“反改造分子”。

1961年,“415”劳教筑路支队转到川北修广(元)旺(苍)铁路。不久,我也被解除了禁闭,放回已迁往旺苍县快活场侯家扁的十九队。但没有回我原先的小组,而分去与李才义同组,因此成了同乡、同趣、喜爱文学的好友。但好景不常后来伙同他人偷米又被关进集训队。在“马盟事件”案发前夕,我从集训队潜逃到西北,流浪一年后被追捕归案,判重刑劳改。屈指一算,已有14年多没有见过面,所以突然相遇,不敢唐突相认。而李才义满有把握认准我是黄泽荣。

“你取脱(指解决了问题)没有?回成都了?”他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用话支开,反诘道:“你回财政厅了吗?”

“怎么回得去,头上有帽子,又劳教过,恐怕此生就如此这般了。”他有些泄气的答道。

在简短交谈、互相安慰后,我见他手持碗筷,是要去哪里吃饭的样子,就准备与他告别。他却不让我走,说他是在烂芋充数当木匠,在省供销社干活,去商业厅食堂买饭。并且说:明天是国庆,今天凭票可买到“特菜”(纯肉类)。于是我随他又去找事务长要了一张《特菜供应票》,又说他用公家的木料替事务长做过私活,所以对他好。那年月,商业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东西可以不要票证,所以他的伙食团供应比哪家省级机关都好。

我陪李才义去供销社隔壁的商业厅食堂,取回一盆饭,两份红烧肉,两份咸烧白,到通顺桥街陈肇世家一起吃,介绍他与陈和陈的夫人(二嫂)认识,后来他们也成了好友。

在吃饭的时候,我才告诉他,我是逃跑出来的,并简单叙述了经过。他也介绍了他1962年在灌县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仍不让回成都自谋职业,而强制去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就业,后又因“马盟事件”诛連,再次劳教三年,1968年才“清放”回成都。

我此次逃亡潜伏成都期间,多亏老友陈肇世编辑“窝藏”,李才义“包庇”,他还帮我销售烟花火炮,否则一天也呆不下去。后来我在灌县为另一“朋友”出卖,他们很是紧张了一阵。恶吏蔡伟来成都审问我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与甚么人来往?我一口咬定:住桥洞,喝河水,与臭虫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松口,就会给他们带来恶果。此后提起此事,李才义总要翘起姆指:“老铁肩膀硬!”

押解我回宜宾磺厂前,恶吏蔡伟自然要用這个机会去游览省城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我寄押在公安厅收容所,我姐姐得知后前来看我,我愤然悲壮凄凉写道:

三杯苦酒别情重,万语千言涌心中;姐弟相别八千日,又去天涯忆重逢。平原菜花三千里,仙峰雨雪八万重;此行难把归期料,又见沱江涨洪峰。

押回仙峰磺厂不久,即再遭逮捕,1987年4月宜宾地区兴文县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加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到雷马坪劳改农场马家湾中队“改造”。1980年11月,原判法院宣告我无罪,成都日报社“改正”了我的右派问题,1981年回到报社文艺组重操旧业。不久,我用曾经用过的“晓枫”署名,在《成都日报》、《四川日报》《星星》诗刊上发表文章。李才义早于我一年复职,在南新街财政厅上班,休息时常去不远的春熙路茶叶店找我姐姐,打听我的消息。

我刚上班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来报社白果树旁边我的临时住房找到了我。难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除大骂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真封建帝王外,就是谈别后相互的思念。后又谈到他落实政策的情况。

他说,他落实政策很顺利,原因是有民主与法制理念的田纪云时任财政厅厅长和党组书记,主持了对他右派问题的复查,又有许多老领导同情与支持,所以很快就获得“改正”。复职后,被安排在田纪云夫人李英华任处长的处里工作,有时碰见田厅长,田还关切地问他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困难,不久他荣升为省建行副科长,时有通讯报导、经济论文和短篇小说发表。我则在《成都日报》主编“小镇风情”专栏,也在川报、四川文学、上海《新观察》上常发表小说和报告文学,成了关系紧密的文友。

1984年大年三十,我们两家相约去西安玩。大年三十火车上旅客不多,硬座当卧铺,两家大人小人全放平。到了西安为省钱,住进一家小旅店,每天两元钱。第二天挤公车去看兵马甬、游华清池,再后观大雁塔。他会摄影,我会写文章,随身记者证一亮,一路通谏(四川话,畅行无畅)。在返回四川时,为防旅客行李中携带爆炸物,西安站非得要我们开箱接受检查。我们这些受过冤屈的人,火性大,自尊心强,认为凭白无故叫开箱,是对人格的侮辱,拒不开箱。

我说:“凭什么?拿文件来!”

检查人说:“没文件,不开箱就不能走!”

他比我更火,硬着脑袋道:“你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四人帮]早打倒了,一切讲法,凭什么要开箱子?”

检查人员仍不放行,我们两人同时吼叫起来:“叫你们领导来!叫你们领导来!凭什么?凭什么?”

检查人员者见我们强硬,一身干部打伴,弄不清楚是什么人,再者他们手中无开箱检查文件,只好放行。上车后,我们十分得意地向家人说:“做人就得恶一点,不然老受欺负。”

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笑笑说:“快五十岁的人了,还不熄火?”他道:“这火是毛老头逼的,过去我脾气好得很,好得来像个乖娃娃。现在只要哪个悄微欺我一下,老子就要和他来起!”

我道:“我也这样!”

我太太讽一句:“你们两人都吃错了药。”

他笑笑:“就是吃错了药!我们本来是拥护共产党的,老毛硬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整了几十年,球上都是气。”

大人和孩子笑了起来,说我们说脏话。我补一句:“什么脏话?這是大实话!毛泽东才说脏话。”

假话、空设,难道不是脏话吗?

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不但想改变自已的地位,也想改变不公正的现实。1985年他得知我要“下海”办公司,他首先表态说:“你当个徒弟娃,懂得生意,胆子又大,闯一闯也好。”很快我“留职停薪”,办起了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那时办公司必须有主管单位,通过成都锦城汽车厂厂长刘恩来的关係,挂在成都市乡镇企业局下面。局长老苏是刘恩来的同乡,刘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这个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改正”后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四川出版社编辑、右派老朋友杨干庭,要我和四川四日报名记者艾风(也是右派)去写一写刘恩来。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了篇一万五千佘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送,并将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为什么,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销。这样和刘恩来成为知已朋友,我办公司,他义不容辞的投资和出任董事长,后又以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的担保,通过他的支持,向省建行以更新设备名义贷了80万人民币。于是建中骤然膨胀,不出半月十多个子公司遍及成都。

无论怎样说,我还是个重情感、信承诺的文人,加之与社会断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后的中国人,早已变了味,再无理信仰与诚信可言。在生意场中的人更是五马六道,十骗九诈,搞到銭就是自已的。不到半年,80万人民币货款被下属子分公司骗得精精光。我这个做总经理的还要靠办报挣钱还息还货,辛苦极了,一天四处奔跑,不敢花个子儿。这些分公司的无赖流氓经理不做正事,成日大吃大喝一掷千金,不仅花光了总公司投去的资本,还撤了刘恩来和我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那时没有公司法,市场乱成一团,没点商业规则。

1987年我被迫远走北京,专事信息开发和公共策划以及办刊办报,才摆脱困难,异军突起京城,逐渐成为有产阶级。

他一边工作一边收集整理材料,立志要把过去有过的灾难写成一部記事的长篇小说。工去不负有心人,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1997年他提前一年退休,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久蕴于心中的三十余万言纪实文学作品《天府悲歌》。全书讲述的是四川全省五万多右派中被开除党籍、团籍和公职,而强制劳动教养近百名“极右分子”的苦难经历。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108位,其中著名的右派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中委、重庆宣传部长李康、西南工人日报副总编汪刚、学者型的作家刘盛亚、重庆美协主席汪子美、四川谐剧创始人和表演艺术家王永梭、海归学子西师讲师董时光、共和国第四任主席杨尚昆的亲侄儿杨少西、前四川省国民政府主席王瓒绪七公子王泽仁,以及我這偷鸡吃的四川名记者、大右派晓枫等。还写了震动全国高层的两桩大案:一是以右派分子张先痴为首的“叛国投敌案”;一是重庆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右派分子周居正为首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集团反革命案。因作者是当事人和亲历者,故字字是血,句句是泪,读后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2000年他写完这本书刻成光盘寄给我,我读后觉得很有史料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就介绍给《十月》杂志总编辑。那位总编辑读后也认为是好书,又推荐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三审通过,准备签订出版合同时,中共诞辰80周年纪念的“七一讲话”传达下来,出版公司认为“时机不宜”,而被搁置。重庆一位难友又将它推荐到重庆出版社,出版社正式与作者签了出版合同,但报到重庆出版管理局专审(凡写历次政治运动的书,均要经出版管理机关组织“专题审查”,其它则不必)时,也说“不宜”。最后才被迫于2002年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這三变折腾的出版过程,才以窥见我囯所谓的言论自由!

在他的《天府悲歌》一书出版后,我怕他闲着没事,请他来京辅佐我的公司的财务漏洞,因为他是理财行家,自然懂得合理避税的窍门。果然不负我厚望,为公司做出了不少成绩。后他女儿患上重病不得不回家料理。用他的话说,我们的友谊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度过了人生一段美好日子。

原本想2008奥运会结束才金盆洗手闭门修书,但他却开导我说:钱是赚不完的。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把我们亲身经历过共和国灾难的历史变成文字,不要让御用史家随意涂抹、覆盖、串改,就像日本、台湾某些人修改历史教科书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从2003年开始收缩公司规模,到2005年全部停摆,除留一名司机、一名电脑打字员、一名媬姆外,其它人员全部遣散,回归书斋潜心写作。清晨伴太太一到去京城俱乐部锻炼身体,午睡后闭门写作,其余时间浇花饲鸟,优优闲闲乐在其中。

去年2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研讨会”和今年6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讨论会”,我和李才义都被邀请参加,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与他交流,并想请他去我马里南州的家里作客。但他委婉的找理由没有参加,失去了一次免费考察头“号帝国主义”的机会。但我理解他,他和他的妻子、子女、儿媳、女婿都要靠共产党的企业发退休养老金和工资生活,而我是个独立的经济人,不再去做谁的“毛”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皇帝我为大”的“行空野马”。他十分同意我的谬论: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没有独立的经济,便没有独立的人格。

几十年来我们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交流看法,交流思想,有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时候,不管同与不同,苦难与友谊却永远留在心中,留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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