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4月17日讯】题記：1975年我逃亡潜伏成都，多亏老友陈肇世“窝藏”，李才义“包庇”，否则一天也呆不下去。后在灌县为一“朋友”出卖，他们很是紧张了一阵。恶吏蔡伟来成都审问我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与甚么人来往？我一口咬定：住桥洞，喝河水，与臭虫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松口，就会给他们带来恶果。此后提起此事，李才义总要翘起姆指：“老铁，肩膀硬！”
1976年，我刑满从宜宾汉王山茶场，送到四川省地方国营新华硫磺厂当“就业员”，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二犯人”。这里地接云贵高原，硫磺厂位于仙峰山下，气候恶劣，浓雾障目，谷含阴霾，峰积寒雪。厂区硫磺气体环绕，恶臭难忍，十里不见树，五里不长草，山沟里的水都是黄绿色的。好不容易蒙“主上恩宠”，给了我一个探亲假，回到一别二十年的故乡成都。
此时，全国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时，饥寒交迫之中，过着20多种票证相伴的日子，对毛泽东倒行逆施的恶政，极为不满，故借悼念周的活动，发泄心中积怨，是中国人民的聪明之举，追求民主自由之举；也是在特殊情况下借题抗争之举，故而引发了举世闻名的“四.五”事件。回到劳改队，我把一些见闻告诉了身边的几个朋友。不几天，从京都到地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追查政治谣言事件”。
何谓“政治谣言”？就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本《红都女皇》的手抄本，以及悼念周恩来的一些诗词，如“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想不到这几个“朋友”中的一位，为了“立功赎罪”，向狱吏检举了我。于是，我立即成为全厂两千多“两劳人员”中重点打击的对象，遭到大会小会的连续批斗。当时有“恶攻罪”，就像今日刑法105条的“颠覆罪”一样，如果承认了，不杀头也会判重刑。我是个顽固派，当然不认账。
管教蔡伟，一个山东南下的老獄吏，原是川南公安处小负责人，因奸污妇女連降三级，自此郁郁不乐，对“两劳”人员特别凶残，总想寻求晋升机会改变不快处境，唯一手段就是在政治上挣表现。他以为逮住了大鱼，谁知碰上了一个敲不开“花岗岩”的嘴巴，但他邀功心切，只好毕其攻于一役：刑讯！其凶恶残暴令人发指。为保住残躯，我星夜越狱。潜逃中曾将被打被捆的情况写成叙事长诗，残稿尤今保存，为昭世人，摘抄于后：
“千刀剐来万刀扎，肝胆欲裂眼冒花。两臂断裂不知省，十指乌黑胖如蜡。汗水淋漓头近爆，唇干舌硬口发麻。前曲后仰不减痛，惨声凄切飘万家。恶奴仍不解心恨，还嫌绳索不紧扎。令人松绑重再捆，一腿打倒在地下。脚踏背心绳套脖，脸面贴地碎石擦。贴身衬衣撕粉碎，口中还塞破棉花。篾索挽梁吊离地，背上外把木棒插。万般痛苦恨不死，不如刑场一刀杀。叫喊渐微声渐绝，大汗林漓浑身麻。松绑才感肩有痛，两臂下垂难动搭。不知己手是吾手，始见微脉渗血花。三日困卧长呻唤，半月举手难喝茶。吃饭用嘴碗中啃，如猪似狗地上爬。至今天阴风雨夜，手腕手膊痛自发。一时一时穿胸过，一阵一阵似针扎。肉在跳来筋在抖，骨头深处刀在刮。辗转不眠心有悸，一思一想滚泪花。何罪如此遭荼毒？祸起传谣被挞伐！恶奴为求黄金帽，不惜残暴乱国法。笔底一曲伤心语，寄呈中央望彻查。革命人道原污水，改造是戏没王法。子孙后代须牢记，岂容暴政玷中华！”
逃，逃到哪里？中国虽大，没有我辈“右派”立脚之地；故乡有情，岂容底层贱民栖息？所幸，原报社一个叫陈肇世的老友收留了我。他是文教组编辑，是未戴帽的“近右”分子，虽大着胆子让我留宿，可得吃饭呀！我没有粮食供应指标，又无点滴经济收入，只好东藏西躲，做些卖汽球、火炮的小生意谋生。
老友的家，在成都市内通顺桥街，外面不远处，就是文武路与锣锅巷交叉的十字口。那天我正徘徊在这个十字路口的成都旅馆门前，忽然从商业厅方向传来呼叫我的声音：“黄泽荣！黄泽荣……”。我伫脚张望，见一中年汉子端着碗在街对面向我挥手。走拢细看，原来是在云南盐津、凉山喜德、川北旺苍修铁路同过队的李才义。我立即握住他的手道：哦，哦，你是李才义……李才义，我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呢？
李才义比我小三岁，是中队里最年轻的右派。原是四川省财厅直属的省建设银行的干部，喜欢文学，有时还写点什么，曾在省文联办的业余创作辅导班学习过。1957年“整凤”时，与几名团员到省委找书记处书记兼组织部长许梦侠，反映机关领导压制群众批评的情况。反右时被定为“反党小集团”，而他则被定为这个小集团的头头。在全财政厅系统批斗后，《四川日报》又点名批判，最后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团籍、开除公职，强制迸劳动教养（简称：劳教，下同）。在劳教队，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小青年，虽然落难，也衣着干净整洁。有一次他所在的三、四大组工棚失火，烧掉了他不少的书，心疼得几天睡不好觉，逢人便说：“书呀，我的命啊！这大山沟哪里去买？比烧我的钱还痛。”
在云南盐津黄桷槽，我们同队不同大组，接触不多；加之我当时伪装积极，与李康（民盟中央委员、重庆民盟宣传部长）负责编中队墙报，是教育干事手下的“红人”，不少人怕接近我，担心我画他们的“猫猫”（指检举揭发）。
1960年内昆铁路下马，劳教筑路支路转移到凉山喜德县修成昆铁路。这是个十分荒凉的彝族地区，基本上买不到吃的食物；加之口粮标准下降，生活极其困难，觅食求生成为劳教们时刻考虑的大事。为了填饱肚子以求活命，我被迫脱掉积极改造的伪装，破天荒偷吃了中队干部小厨房的一只鸡，立即被批斗，成了全队第一个送支队部关禁闭的“反改造分子”。
1961年，“415”劳教筑路支队转到川北修广（元）旺（苍）铁路。不久，我也被解除了禁闭，放回已迁往旺苍县快活场侯家扁的十九队。但没有回我原先的小组，而分去与李才义同组，因此成了同乡、同趣、喜爱文学的好友。但好景不常后来伙同他人偷米又被关进集训队。在“马盟事件”案发前夕，我从集训队潜逃到西北，流浪一年后被追捕归案，判重刑劳改。屈指一算，已有14年多没有见过面，所以突然相遇，不敢唐突相认。而李才义满有把握认准我是黄泽荣。
“你取脱（指解决了问题）没有？回成都了？”他问。
我没有正面回答，用话支开，反诘道：“你回财政厅了吗？”
“怎么回得去，头上有帽子，又劳教过，恐怕此生就如此这般了。”他有些泄气的答道。
在简短交谈、互相安慰后，我见他手持碗筷，是要去哪里吃饭的样子，就准备与他告别。他却不让我走，说他是在烂芋充数当木匠，在省供销社干活，去商业厅食堂买饭。并且说：明天是国庆，今天凭票可买到“特菜”（纯肉类）。于是我随他又去找事务长要了一张《特菜供应票》，又说他用公家的木料替事务长做过私活，所以对他好。那年月，商业部门近水楼台先得月，许多东西可以不要票证，所以他的伙食团供应比哪家省级机关都好。
我陪李才义去供销社隔壁的商业厅食堂，取回一盆饭，两份红烧肉，两份咸烧白，到通顺桥街陈肇世家一起吃，介绍他与陈和陈的夫人（二嫂）认识，后来他们也成了好友。
在吃饭的时候，我才告诉他，我是逃跑出来的，并简单叙述了经过。他也介绍了他1962年在灌县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教，仍不让回成都自谋职业，而强制去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就业，后又因“马盟事件”诛連，再次劳教三年，1968年才“清放”回成都。
我此次逃亡潜伏成都期间，多亏老友陈肇世编辑“窝藏”，李才义“包庇”，他还帮我销售烟花火炮，否则一天也呆不下去。后来我在灌县为另一“朋友”出卖，他们很是紧张了一阵。恶吏蔡伟来成都审问我住在哪里？吃在哪里？与甚么人来往？我一口咬定：住桥洞，喝河水，与臭虫蚊子打交道。我知道，只要稍一松口，就会给他们带来恶果。此后提起此事，李才义总要翘起姆指：“老铁肩膀硬！”
押解我回宜宾磺厂前，恶吏蔡伟自然要用這个机会去游览省城的杜甫草堂、武侯祠。我寄押在公安厅收容所，我姐姐得知后前来看我，我愤然悲壮凄凉写道：
三杯苦酒别情重，万语千言涌心中；姐弟相别八千日，又去天涯忆重逢。平原菜花三千里，仙峰雨雪八万重；此行难把归期料，又见沱江涨洪峰。
押回仙峰磺厂不久，即再遭逮捕，1987年4月宜宾地区兴文县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加判我有期徒刑8年，送到雷马坪劳改农场马家湾中队“改造”。1980年11月，原判法院宣告我无罪，成都日报社“改正”了我的右派问题，1981年回到报社文艺组重操旧业。不久，我用曾经用过的“晓枫”署名，在《成都日报》、《四川日报》《星星》诗刊上发表文章。李才义早于我一年复职，在南新街财政厅上班，休息时常去不远的春熙路茶叶店找我姐姐，打听我的消息。
我刚上班的第二天晚上，他就来报社白果树旁边我的临时住房找到了我。难友重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除大骂毛泽东是假马克思主义、真封建帝王外，就是谈别后相互的思念。后又谈到他落实政策的情况。
他说，他落实政策很顺利，原因是有民主与法制理念的田纪云时任财政厅厅长和党组书记，主持了对他右派问题的复查，又有许多老领导同情与支持，所以很快就获得“改正”。复职后，被安排在田纪云夫人李英华任处长的处里工作，有时碰见田厅长，田还关切地问他工作和生活有没有困难，不久他荣升为省建行副科长，时有通讯报导、经济论文和短篇小说发表。我则在《成都日报》主编“小镇风情”专栏，也在川报、四川文学、上海《新观察》上常发表小说和报告文学，成了关系紧密的文友。
1984年大年三十，我们两家相约去西安玩。大年三十火车上旅客不多，硬座当卧铺，两家大人小人全放平。到了西安为省钱，住进一家小旅店，每天两元钱。第二天挤公车去看兵马甬、游华清池，再后观大雁塔。他会摄影，我会写文章，随身记者证一亮，一路通谏（四川话，畅行无畅）。在返回四川时，为防旅客行李中携带爆炸物，西安站非得要我们开箱接受检查。我们这些受过冤屈的人，火性大，自尊心强，认为凭白无故叫开箱，是对人格的侮辱，拒不开箱。
我说：“凭什么？拿文件来！”
检查人说：“没文件，不开箱就不能走！”
他比我更火，硬着脑袋道：“你搞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四人帮］早打倒了，一切讲法，凭什么要开箱子？”
检查人员仍不放行，我们两人同时吼叫起来：“叫你们领导来！叫你们领导来！凭什么？凭什么？”
检查人员者见我们强硬，一身干部打伴，弄不清楚是什么人，再者他们手中无开箱检查文件，只好放行。上车后，我们十分得意地向家人说：“做人就得恶一点，不然老受欺负。”
他的太太和我的太太，笑笑说：“快五十岁的人了，还不熄火？”他道：“这火是毛老头逼的，过去我脾气好得很，好得来像个乖娃娃。现在只要哪个悄微欺我一下，老子就要和他来起！”
我道：“我也这样！”
我太太讽一句：“你们两人都吃错了药。”
他笑笑：“就是吃错了药！我们本来是拥护共产党的，老毛硬说我们反对共产党，整了几十年，球上都是气。”
大人和孩子笑了起来，说我们说脏话。我补一句：“什么脏话？這是大实话！毛泽东才说脏话。”
假话、空设，难道不是脏话吗？
我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不但想改变自已的地位，也想改变不公正的现实。1985年他得知我要“下海”办公司，他首先表态说：“你当个徒弟娃，懂得生意，胆子又大，闯一闯也好。”很快我“留职停薪”，办起了四川建中股份有限公司。那时办公司必须有主管单位，通过成都锦城汽车厂厂长刘恩来的关係，挂在成都市乡镇企业局下面。局长老苏是刘恩来的同乡，刘原是中共成都市西城区组织部长，1957年划成右派分子，作二类处理，开除党藉，送到这个厂的前身—成都锦城汽车修理厂当工人，“改正”后升为厂长，不到五年把这个修理厂变成汽车制造厂。为了支持他的工作，四川出版社编辑、右派老朋友杨干庭，要我和四川四日报名记者艾风（也是右派）去写一写刘恩来。我和艾风去锦城厂采访了半个多月，写了篇一万五千佘字的报告文学《刘厂长闯新路》，发表在《四川文学》上。四川省广播电台决定播送，并将播送消息登在《四川广播电视报》上。不知为什么，此文牵动了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长许川的神经，在播前两个小时下令撤销。这样和刘恩来成为知已朋友，我办公司，他义不容辞的投资和出任董事长，后又以成都锦城汽车制造厂的担保，通过他的支持，向省建行以更新设备名义贷了80万人民币。于是建中骤然膨胀，不出半月十多个子公司遍及成都。
无论怎样说，我还是个重情感、信承诺的文人，加之与社会断代二十多年，不知“十年文革”后的中国人，早已变了味，再无理信仰与诚信可言。在生意场中的人更是五马六道，十骗九诈，搞到銭就是自已的。不到半年，80万人民币货款被下属子分公司骗得精精光。我这个做总经理的还要靠办报挣钱还息还货，辛苦极了，一天四处奔跑，不敢花个子儿。这些分公司的无赖流氓经理不做正事，成日大吃大喝一掷千金，不仅花光了总公司投去的资本，还撤了刘恩来和我的董事长与总经理。那时没有公司法，市场乱成一团，没点商业规则。
1987年我被迫远走北京，专事信息开发和公共策划以及办刊办报，才摆脱困难，异军突起京城，逐渐成为有产阶级。
他一边工作一边收集整理材料，立志要把过去有过的灾难写成一部記事的长篇小说。工去不负有心人，铁杵也能磨成绣花针。1997年他提前一年退休，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久蕴于心中的三十余万言纪实文学作品《天府悲歌》。全书讲述的是四川全省五万多右派中被开除党籍、团籍和公职，而强制劳动教养近百名“极右分子”的苦难经历。书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共108位，其中著名的右派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中委、重庆宣传部长李康、西南工人日报副总编汪刚、学者型的作家刘盛亚、重庆美协主席汪子美、四川谐剧创始人和表演艺术家王永梭、海归学子西师讲师董时光、共和国第四任主席杨尚昆的亲侄儿杨少西、前四川省国民政府主席王瓒绪七公子王泽仁，以及我這偷鸡吃的四川名记者、大右派晓枫等。还写了震动全国高层的两桩大案：一是以右派分子张先痴为首的“叛国投敌案”；一是重庆白公馆脱险革命志士、右派分子周居正为首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集团反革命案。因作者是当事人和亲历者，故字字是血，句句是泪，读后发人深省，给人启迪。
2000年他写完这本书刻成光盘寄给我，我读后觉得很有史料价值又有现实意义，就介绍给《十月》杂志总编辑。那位总编辑读后也认为是好书，又推荐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三审通过，准备签订出版合同时，中共诞辰80周年纪念的“七一讲话”传达下来，出版公司认为“时机不宜”，而被搁置。重庆一位难友又将它推荐到重庆出版社，出版社正式与作者签了出版合同，但报到重庆出版管理局专审（凡写历次政治运动的书，均要经出版管理机关组织“专题审查”，其它则不必）时，也说“不宜”。最后才被迫于2002年在澳门国际港澳出版公司出版发行。這三变折腾的出版过程，才以窥见我囯所谓的言论自由！
在他的《天府悲歌》一书出版后，我怕他闲着没事，请他来京辅佐我的公司的财务漏洞，因为他是理财行家，自然懂得合理避税的窍门。果然不负我厚望，为公司做出了不少成绩。后他女儿患上重病不得不回家料理。用他的话说，我们的友谊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度过了人生一段美好日子。
原本想2008奥运会结束才金盆洗手闭门修书，但他却开导我说：钱是赚不完的。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把我们亲身经历过共和国灾难的历史变成文字，不要让御用史家随意涂抹、覆盖、串改，就像日本、台湾某些人修改历史教科书一样，所以这是我们这代人应尽的社会责任！
我采纳了他的建议，从2003年开始收缩公司规模，到2005年全部停摆，除留一名司机、一名电脑打字员、一名媬姆外，其它人员全部遣散，回归书斋潜心写作。清晨伴太太一到去京城俱乐部锻炼身体，午睡后闭门写作，其余时间浇花饲鸟，优优闲闲乐在其中。
去年2月在香港召开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研讨会”和今年6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纪念反右派运动五十周年讨论会”，我和李才义都被邀请参加，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与他交流，并想请他去我马里南州的家里作客。但他委婉的找理由没有参加，失去了一次免费考察头“号帝国主义”的机会。但我理解他，他和他的妻子、子女、儿媳、女婿都要靠共产党的企业发退休养老金和工资生活，而我是个独立的经济人，不再去做谁的“毛”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除了皇帝我为大”的“行空野马”。他十分同意我的谬论：人格要独立首先经济要独立！没有独立的经济，便没有独立的人格。
几十年来我们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交流看法，交流思想，有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时候，不管同与不同，苦难与友谊却永远留在心中，留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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