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在中国
相声早在宋代就有，原来的名字叫“象生”或“像声”，是仿学口技滑稽表演的意思。《红楼梦》第三十五回里曾提到，薛宝钗见她哥哥薛蟠给她作揖赔情，就笑着说：“你不用做这些象生了！”明这种民间曲艺是源远流长的。但是，从帷幕里表演的“暗象生”发展成面对观众表演的“明相声”，却是近一百二十多年的事。见于记载，首先在北京地场上说单口相声的是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的张三禄，接着是京剧丑角演员朱绍文（1829-1904），为生活所迫，改行说了相声。朱为了肚子不顾面子，整日在露天地演出。他在手里敲打的两块竹板上刻着两句诗“满腹文章穷不怕，五车书史落地贫”，发泄他的满腔愤怒。观众们随之都亲呢地管他叫穷不怕先生。就这样，“穷不怕”成了他的艺名。
他演出前，先用右手攥著一把白沙子往地上撒字，边撒边唱自编的“太平歌词“，等观众聚拢来围成一圈后，才正式表演。他有时学唱京剧，有时讲解字义，有时说笑话和单口相声。后来感到一个人说太单调，就和学生们互相问答，一捧一逗，逐渐演变成对口相声。传统相声中的《改行》、《大保镖》、《黄鹤楼》等，都是他的创作。他成了当时开始形成的相声三大流派中“朱派“的创始人。（另外两派是以阿彦涛为代表的“阿派“和以沈长福为代表的“沈派”。）当前北京的相声演员大部分是宗朱派的。
相声的特色
相声在发展过程中曾经把口技中的“杂学”、全堂八角鼓中的“逗哏”、评书中的“贯口”、莲花落中的“太平歌词”和滑稽二黄中的诙谐表演等等，加以吸收融化，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这种特色按照相声演员们习惯的说法，就是讲究“说”、“学”、“逗”、“唱”。
相声的“包袱”
相声里引人发笑的艺术语言叫“包袱”。它是相声演员沿用的术语，实际上它和笑料、噱头的意思完全一样。运用中有“系包袱”和“抖包袱”的过程。
一般说一段笑话，有一两个“包袱”就可以了。一段相声则至少得有四五个“包袱”，否则容易一温到底，影响演出效果。从笑话发展成相声的过程，是不断丰富内容、增加“包袱”的过程。如侯宝林整理、表演的《关公战秦琼》，有将近三千字，而原来的笑话仅有三百多字。传统相声中有不少曲目都是由小“垫话”铺衍成的。
相声的主要艺术手段就是逗笑。因此没有“包袱”就不成其为相声。笑，应该是有褒贬的笑，有爱憎的笑。要使笑者有所感奋，有所启发，有所醒悟，有所警惕。不能只是哈哈一笑，开开心而已。 说笑话贵在自然。应该做到“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写相声、说相声也是这样。除了要端正创作态度外，还需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知识，不断探索“包袱”产生的规律，用自然、健康的笑声，去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 “包袱”应从相声中一些引人发笑的喜剧因素中产生。它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运用精练、概括的语言，巧妙安排的结构和前后呼应的情节等各种手段，产生艺术上的效果。 “包袱”必须风趣而不粗俗，幽默而不油滑，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脱颖而出，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演员也要善于标新立异，不拘泥于老一套。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笑是一把火，它可以把一切肮脏污秽的东西烧掉。”相声“包袱”的作用正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