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1日讯】题记：台湾歌后邓丽君主唱的“何日君再来”這首歌曲，风靡全球华人，可谁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刘雪庵竟是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最后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成了时代的弃物……
著名的爱国作曲家刘雪庵，从“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以来，创作了大量的抗日歌曲。他的满腔热血，他的赤子之心，都渗透在那一首首歌曲中。
如今七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他们的童年或少年时代，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焦虑中度过的，在亲人离散的悲痛中度过的，在流浪和逃亡的苦难中度过的。伴随和鼓舞着他们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他们唱不离口、常唱常新的大量抗日救亡歌曲：《毕业歌》、《长城谣》、《黄水谣》、《流亡三部曲》……其中，许多是刘雪庵的作品。
他们在歌声中长大成人，一个个义无返顾地投入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半个世纪过去了，到了八十年代，他们从报刊上知道了刘雪庵的一些情况：他竟是一位蒙冤受屈二十余载，备受磨难，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老人。他们的心被揪得紧紧的。对他们来说，刘雪庵是个亲切的名字，是个响亮的名字。然而，如今也是个令他们心酸的名字。
原来，在刘雪庵众多的作品中，有一首电影插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成了刘雪庵及喜爱他歌曲的人们心中永远的痛。说起《何日君再来》，人们不会陌生。有的人唱过，有的人听过，有的人喜欢过，有的人斥责过……
这首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歌曲，大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民族的风风雨雨，有着极不平凡的经历。三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五十年代的反右派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的抵制港台歌曲……在一浪又一浪的政治漩涡中，它被人曲解、上纲上线，鞭挞得一无是处，像个柔弱的少女，被羞辱得久久抬不起头来。
刘雪庵更是为这首歌背负了种种罪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刘雪庵是中国新音乐奠基人黄自的学生，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刘雪庵是四川铜梁县巴川镇东门盐店人，1905年11月7日出生在一上书香之家。他的父亲原本是位私塾先生，后在一家慈善堂工作。有一年家乡发大水，他下水救人，不幸被洪水吞没。父亲生前跟他讲岳飞传，讲“精忠报国”的故事。爱祖国，爱民族，成了他一生的主旋律。
他的大哥是小学教师，爱好音乐。刘雪庵自幼跟他学习昆曲，吹笛弄萧。大哥成了他的音乐启蒙老师，也使他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哥的岳父是前清秀才，开塾馆，刘雪庵在他那里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奠定了深厚的古文功底。
谁知祸从天降，母亲、大哥和姐姐都染上了肺病，家境困难，没钱医治，相继离开了人世。这场灾难，对于刚刚进入中学，年仅十三岁的刘雪庵来说，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里自学音乐，帮助料理家务。
为了挣钱养家，十七岁那年，他当了小学音乐教员。
当家境有所好转，他便于1924年考入成都美术及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学习钢琴、小提琴和作曲。
在这所学校里，他阅读了《语丝》、《太阳》、《创造》、《洪水》等新文艺刊物，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导社”，与共产党员有了接触。
1927年春，美专停办。刘雪庵回到同梁县，在养圣学校任音乐教师，后担任该校校长。后来这所学校成为中共铜梁县委所在地，刘雪庵也参加了共产党的一些活动。
不久，他在共产党组织安排下来到上海，考入由《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第一任翻译陈望道创办的中华艺术大学。
1930年秋，刘雪庵考入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这里，他打下了坚实的音乐基础，开始了音乐创作。
当他踏进音专校时，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黄自，应校长萧有梅的聘请来到音专任教，负责音乐理论和作曲的教学。刘雪庵幸运地成为黄自的学生，对西洋作曲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同时，他还师从俄籍钢琴维钿夫人学习钢琴，师从朱英学习琵琶，师从易韦斋和龙榆生学习中国诗词及韵文，师从吴伯超学习指挥，师从李维宁学习赋格和自由作词等。
黄自十分重视民族音乐的发展，主张学习西洋音乐的方法，用来研究整理我国的音乐与民谣，创造民族化的新音乐。黄自的音乐理念，对刘雪庵有着极深的影响。刘雪庵在以后的创作实践中，将民族民间音乐的传统手法与西洋作曲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刘雪庵有着深厚的文字功底，他写的诗词常在校刊上发表，受到诸多老师的赞赏。他的诗词老师龙榆生（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音专兼职教授）对他的作业总是赞许有加。
刘雪庵学习刻苦，才华出众，与贺绿汀、江定仙、陈田鹤被誉为黄自的四大弟子。
当黄自接受商务印书馆的委托，参与编写一套《复兴初级中学音乐教科书》时，他让四大弟子各分担一部分工作，创作一些适合学生唱的新歌曲。刘雪庵创作了《喜来春》、《燕子哥哥》、《菊花典》、《杀敌歌》、《提倡国货》等培养儿童健康品德和爱国精神的歌曲。
刘雪庵与仅比他年长一岁的黄自，既是师生，也是朋友，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黄自十分欣赏刘雪庵写作的一些歌词，常为之谱曲。
“雪霁天晴朗，腊梅处处香。骑驴灞桥过，铃儿响叮当。好花采得瓶供养，伴我书声琴韵，共度好时光。”他们师生合作的这首《踏雪寻梅》，已成为我国的经典名曲。
这里还要提到刘雪庵的另一位老师——著名的俄籍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他1934年来中国演出时，对当时中国乐坛几乎一面倒向西洋十八九世纪的现象深感忧虑，于是就留了下来，决心帮助中国音乐更好地发展。他以“名誉教授”的身份到上海音专任教，很快就发现了刘雪庵这个好学生。
在他举办的“征求具有中国风味钢琴曲”比赛中，刘雪庵创作了包含四首钢琴小品的《中国组曲》参赛，受到他的高度评价。后来，他曾将《中国组曲》介绍到欧美演奏，并先后在巴黎、纽约出版。
“想当日梢头独占一枝春，嫩绿嫣红何等媚人，不幸攀折惨遭无情手，未随流水转坠风尘；莫怀薄辛惹伤情，落花无主任飘零；可叹世人未解侬心苦，向谁去呜咽诉不平！”齐尔品从校刊上看到刘雪庵写的这首词《飘零的落花》，觉得很美，就鼓励刘雪庵将它谱成独唱歌曲，并要求以艺术乐曲的形式来体现。
刘雪庵在齐尔品的鼓励与指导下，终于将它谱成了一首艺术名曲。齐尔品随即将它连同刘雪庵的其他三首歌曲《早行乐》、《采莲谣》和《菊花黄》，以《四歌曲》为题介绍到东京出版，发行欧美各地。
刘雪庵还曾为古诗词谱曲，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等。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刘雪庵为这首《春夜浇城闻笛》谱的曲严谨、典雅，优美流畅，婉转起伏，听来亲切感怀，抒发了知识分子惆怅怀旧的心情。
以后，齐尔品又将刘雪庵谱曲的《枫桥夜泊》、《布谷》、《淮南民谣》介绍到巴黎出版。
1935年，齐尔品在《现代中国音乐》一文中写道：“刘雪庵，一位很年轻的人，在他的钢琴作品、短歌及小曲中，表现出明显的中国风味，是一位极有前途的作曲家。”
热血青年刘雪庵，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许多歌至今传唱不衰。
“九·一八”事变，震惊了全国。刘雪庵挺身而出，组织讲演会，出墙报，写歌曲，呼唤人们起来抗击日寇的入侵。据当年任职音专的廖辅叔回忆：“当时学生中最早出来宣传抗日的，就有刘雪庵。”
为了支持东北抗日义勇军，音专师生走上街头，进行募捐。黄自亲自领着刘雪庵、贺绿汀等学生走向浦东，捧着竹筒，挨门挨户去募捐。
从这时起，刘雪庵开始了抗日歌曲的创作：《出发》、《前线去》、《前进曲》、《出征别母》……
“母亲回头见，母亲回头见，孩儿去了请你莫眷恋。这次上前线，是为祖国战，杀敌誓争先，光荣信无限。光荣信无限。战！战！战！救亡图存，纵死沙场我心愿。”这是1932年刘雪庵作词谱曲的《出征别母》歌。
“一·二九”运动中，刘雪庵组织音专学生走上街头游行请愿，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运动。随后，他参加了中国音乐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词曲作者联谊会”。
这期间，他与王绍清合作，谱写了《战歌》：“战战战！一齐上前线，报仇雪恨，奋勇当先。哪怕敌人的强暴野蛮，只要我们英勇壮胆，抱着牺牲的决心去干，争得光荣的凯旋！”
1936年5月，日本战犯近卫文的弟弟、乐队指挥近卫秀来到上海，担任日租界工部局管弦乐队的指挥。一天他来到音专，与全体师生见面，还登上讲台，宣传所谓的“中日友善”。他的话音刚落，刘雪庵即从坐位上站了起来，义正辞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暴行，捍卫了民族尊严。全校师生无不为之振奋。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刘雪庵当即与侯枫合作，谱写了歌曲，《大家一条心》：“大家一条心，向抗敌救亡的路线前进！前进！前进！前进！收复四省，夺回平津。国土要完整，正义始能伸，大家一条心，向抗日救亡的路线前进！
乐曲英勇乐观，表达了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
在抗日战争中，刘雪庵创作了大量歌曲，以音乐为武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加入了上海文艺界救国联合会，与黄自、廖辅叔、李维宁、江定仙、陈田鹤等成立了“中国作曲者协会“，有组织地发挥音乐工作者在抗战中的作用。”协会“就设在刘雪庵家中，成为上海音乐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据点。
刘雪庵还同张曙、夏之秋、洗星海等联合音乐界进步人士组织了“全国歌咏协会”，刘雪庵为执行委员，曾和沙海、王云阶一起主持了“援助冀北人民抗日自卫游击队”的大型音乐会。
刘雪庵还自费出版了音乐期刊《战歌》。上海沦陷后，《战歌》辗转武汉、重庆，共出版了十八期，成为当时全国仅有的一份影响广泛的抗日音乐刊物。夏之秋的《歌八百壮士》、《卖花词》，刘雪庵的《长城谣》、《流亡三部曲之<离家>、<上前线>》，沙梅的《打柴歌》，江定仙的《焦土抗战》等著名抗日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小小刊物传遍全国的。
《战歌》在上海创刊后，曾有人向刘雪庵推荐歌曲《松花江上》，说这是当时在平津流亡学生中十分流行的一首歌，希望能在《战歌》上发表。这首歌是谁的作品，推荐人没有说明。刘雪庵看后，认为的确是一首好歌，只是觉得它过于伤感，没有急于发表。
不久上海沦陷，刘雪庵乘船去香港，准备由香港转入内地。在船上，他欣喜地与文化救亡协会内地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江陵相遇。他们谈起了《松花江上》这首歌，刘雪庵提出要把这首歌扩充为三部曲，使之由沉痛哀婉转为紧张激昂，以激起人们的斗志。
江陵十分赞同他的意见，立即在船上写了第二部《离家》的歌词：“泣别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已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百万荣华，一刹化为灰烬；无限欢笑，转眼变成凄凉。说什么你的我的，分什么穷的富的，敌人杀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看！火光又起了，不知多少财产毁灭？听！炮声又响了！不知多少生命死亡？哪还有个人幸福？哪还有个人安康？——谁使我们流浪？谁使我们逃亡？谁使我们田土沦丧？谁要我们民族灭亡？来来来，来来来！我们休为自己打算，我们休顾个人逃亡，我们应当团结一致，跑上战场，誓死抵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
刘雪庵当即为这首歌词谱写了十分贴切、动听的曲子。
在他们从香港赴广州的火车上，江陵又起草了第三部《上前线》的歌词：“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任敌骑践踏？祖先的遗产，怎能在我们手里葬送？走，朋友！我们走向战场，展开民族解放的战斗。全世界被压迫的人们，都是我们的兄弟；爱好和平的国家，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有没有决心？有！我们有没有力量？有！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 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刘雪庵谱曲后，将《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合成《流亡三部曲》，当即交给流亡学生排练，在中国戏剧界支援各地抗敌军联合大公演时首次演出，接着又在《战歌》上发表。从此，《流亡三部曲》传遍全国各地，成为当时脍炙人口，广为传唱的抗日歌曲。
刘雪庵还曾为多部抗日影片，如《新桃花扇》、《中华女儿》、《十字街头》、《孤岛天堂》、《关山万里》等，谱写了主题歌或插曲，其中不少影响深远，流传至今。
1937年春，潘孑农的电影剧本《关山万里》投入拍摄。影片讲述一位东北的京剧艺人，“九·一八”事变后，携妻女流亡关内，在颠沛流离中，自编小曲，教育幼女牢记国家仇的故事。
故事里，幼女在流亡途中走失，被一音乐家收养。后来，在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募捐演唱会上，幼女演唱了一首《长城谣》，这是音乐家根据幼女父亲编的小曲谱成的。这首歌使他们父女团圆，却仍然回不了家乡……
潘孑农请刘雪庵为全剧配乐并为《长城谣》歌词谱曲。不料“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影片未能拍成。潘孑农和刘雪庵各奔他方，失去了联系。
这年九月，潘孑农在赴武汉的轮渡上，遇见一支青年抗日宣传队，他们正大演唱一首旋律极其优美的歌曲。他觉得歌词是那么熟悉，仔细一听，原来就是他写的《长城谣》。他不禁心潮澎湃，激动万分：影片虽未拍成，刘雪庵却已将歌词谱了曲，传唱开了。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高梁肥，大豆香，遍地黄金少灾殃。自从大难平地起，奸淫掳掠苦难当。苦难当，奔他方，骨肉离散父母丧。
“没齿难忘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大家拼命打回去，哪怕倭寇逞豪强。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
这成了刘雪庵和潘孑农合作的一首名曲。当年，经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演唱，并由百代公司制成唱片发行国内外，使之家喻户晓，万人传唱，大大激发了海内外同胞的爱国热情。
《长城谣》从三十年代起，一直唱到今天。1982年秋在香港举办的“中国近代音乐史声乐作品展”上，展出了《长城谣》；接着，北京广播电台在介绍“五四”以来的优秀歌曲中，播放了中国音乐学院合唱团演唱的《长城谣》；在1984年的新年联欢晚会上，香港著名歌手张明敏演唱了《长城谣》；随后，上海歌手沈小岑录制的《长城谣》磁带发行到海外……
台儿庄战役获胜，刘雪庵当即与田汉合作，谱写了歌曲《捷报》：“在东战场，在北战场，都捷报连连。在天空中，在陆地上，展开了壮烈的歼灭战。我们走上了胜利的初步，我们挫折了敌人的凶焰。我们败不气馁，我们胜要自勉。巩固军民合作，加强统一战线，用全民族的力量，争取自由解放的明天！”
这是一首雄壮如进行曲的歌曲，它庆贺战争的胜利，更鼓舞着人们抗日的士气。
淮海战役后，南京政府面临崩溃。刘雪庵在共产党授意下，在社教学院成立了“经济稽查委员会”，控制了学院的财权。当院长要把学院迁往台湾时，刘雪庵坚决反对，成立“五人院务委员会”和“员工警应变联合会”，他们把学校仅有的七根金条埋藏起来，在中共建政后，交给了军管会。
中共建政后，刘雪庵先后在无锡苏南文教学院、江苏师范学院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是无锡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6年，刘雪庵奉调进京，负责筹建北京艺术师范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前身），然后便在该院任教，并担任副院长。
《人民解放大合唱》、《挖去千年老穷根》、《翻身舞曲》、《来唱个翻身乐》、《全世界人民团结紧》等为中共写的颂歌，都是他在中共建政初期的作品。
历史开了一个残酷玩笑，“进步”的作曲家刘雪庵，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突然成了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
事情还得1957年春的“整风运动”说起。
那次整风运动，宣布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共产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中国音协组织了一系列座谈会，邀请在京的音乐家围绕上述内容对领导提意见。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消除与会者的顾虑，鼓励人们大胆讲话。
刘雪庵应邀出席了座谈会，而且第一个发言了。他心直口快地谈了自己的几点意见：
一、音协领导有宗派主义。他说：“从音协领导来看，有三个主席四个秘书长。如果把×××去掉，就成了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二、音协机构的学术性差。他说：“从音协的方针来看，有的重要工作未抓起来，有的工作处理不够妥当。原因在哪里？依我看，是有些领导同志对艺术与创作关系的理解有问题，音协机构政治性太强，学术性太差。”
三、创作与批评的问题。他说：“在创作上，过去被一棍子打死的作品，今天大家的政治理论及音乐水平都提高了，是否可以重新加以分析研究，比如黄自的《农家乐》和我的《红豆词》，应当根据这些乐曲的意义和作用，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这对于开展理论与批评，繁荣创作艺术还是有好处的。”
直面领导，刘雪庵的发言无疑是坦率的，真诚的，也是尖锐的。
他毕竟是一介书生，一个心无城府的音乐家。他不懂权术。不懂什么是“引蛇出洞”，更不懂什么是“阳谋”。他怎么会想到，当他在座谈会直抒胸怀，一吐为快时，已经掉进了一个深深的陷阱里。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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