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4年02月22日讯】题记：台湾歌后邓丽君主唱的“何日君再来”這首歌曲，风靡全球华人，可谁又知道歌曲的作者刘雪庵竟是音乐界的头号大右派，最后双目失明，瘫痪在床，成了时代的弃物……
这时候，全国的整风运动已经转入反右派运动了。
他所在的北京艺术师范学院，连续召开会议，对他进行揭发批判。他本是这所学院的副院长和民盟支部的主任委员，现在被斥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毒蛇。
文化部和中国音协连续召开他的批判会，批判他反动的文艺路线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人民音乐》等各大报刊，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领导、音乐界权威人士批判声讨他的文章。
一盆盆脏水向他泼来，一根根棍子向他抽来，一顶顶帽子向他飞来。
——刘雪庵否定了中国音协几年来的工作，矛头指向党“清一色”的党员领导。
——刘雪庵毫不隐晦他对49年以来音乐工作的根本否定态度，呼吁改变现状。就得由他这样“有学术修养”的同志来掌握。
——刘雪庵是音乐界篡党夺权的野心家，他攻击的是音乐事业中党的领导……
——刘雪庵要以音乐为武器，站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为反革命政治服务，为反动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
——刘雪庵不仅要在音协领导机构中占有合法的领导地位，而且豪不掩饰地高抬他臭名昭著的《何日君再来》、为反动统治阶级粉饰太平的《农家乐》为香花……
——刘雪庵攻击过去的音乐理论工作都是教条主义，要求对过去为人民所唾弃的，影响恶劣的《何日君再来》、《红豆词》等歌曲重新评价……
——毒草《何日君再来》是反动统治阶级的珍宝……
——刘雪庵为黄色音乐鸣不平，想翻过去的案，他要恢复的是《何日君再来》的传统……
——刘雪庵是黄色音乐的代言人，要在文艺战线上配合政治路线向党进攻，用资产阶级的文艺路线来篡改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
——刘雪庵的歌曲有几首是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
——刘雪庵是老牌右派分子！
——刘雪庵是反动的、黄色的音乐家！
——刘雪庵是一条噬人的毒蛇！
1958年3月31日，刘雪庵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行政撤职，留用审查，工资降三级，下放图书馆资料室任资料员。
与刘雪庵在同一学院工作的妻子乔景云，为丈夫辩解了几句，也以“为右派丈夫辩护”为由被打成了右派。
“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思想，并不代表作者的思想。”
《何日君再来》究竟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刘雪庵还在上海音专学习时，被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聘为特约作曲。这家影业公司成立于三十年代初，在以夏衍为首的共产党电影小组操控下，曾经成为左翼电影的一个重要阵地。田汉、史东山等都在这里工作，拍摄过《民族生存》、《中国海的怒潮》第一批进步电影。
1936年，公司在中国华工实业社的资助下，拍摄了一部歌舞片《三星伴月》。这是一部反映我国民族工商业者，在外国资本企业林立、洋货充斥市场情况下，艰难创业的影片。
影片开拍时，导演方沛霖请刘雪庵为该片写一首探戈舞曲，刘雪庵就将手头的一首探戈舞曲交给了他。这是一首未曾命名的舞曲，是刘雪庵在音专毕业茶话会上的即兴之作。那天，低班同学要求毕业班的大哥哥们每人写一首作品在会上演出，刘雪庵当即写了这首探戈舞曲，由俄籍同学过拉当场演奏，很受欢迎。
方沛霖拿到这首舞曲后，没跟刘雪庵商量，就让编剧黄家谟填写了歌词，成为后来的著名歌曲《何日君再来》：“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愁堆解笑眉，泪洒相思带。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歌词共有四段，后面是重叠句，前面分别是：
“晓露湿中庭，沉香飘户外；寒鸦玉树凄，明月照高台。”
“玉漏频相催，良辰去不回，一刻千金价，痛饮莫徘徊。”
“停唱阳关叠，重擎白玉杯；殷勤频致语，牢牢抚君怀。”
舞曲变成了歌曲，刘雪庵事先不知道，后来看到歌词，对其中某些词句如“喝完了这杯，请进点小菜”等，觉得有些粗俗。他的这个看法当时向朋友潘孑农说过，但是碍于情面，没有向方沛霖导演提出，只是要求在署名时用“宴如”的笔名。
导演为什么将探戈舞曲改为歌曲《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是在什么场景下出现的？还是来看看影片的故事吧——
实业家姜立源在民族工商业与外国资本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奋起开办生产日用品的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电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前来应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工厂。他在美国留深究的儿子姜宗良是学化工的，本打算学成后留在美国工作，但被父亲电令回国，担任了兴华厂的经理。影片在讲述姜宗良兴办工厂的同时，也讲述了他的爱情故事。
姜宗良为了工厂的发展，决定开办事员台广告业务，需要招聘一名歌星。失业在家的女歌星王秀文工团来在聘，顺利通过考核，，进入了兴华厂。她委婉动听的歌声，深深吸引了姜宗良，他们相爱了。但后来由于误会，又中断了恋爱关系。秀文痛苦地提出辞职，表示要离开工厂。姜宗良后悔莫及……
就在这个时候，在该厂任职的姜宗良的一位同学，试制新产品获得成功。工厂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艺会，演出歌舞剧《三星伴月》和《工艺救国》。秀文也被邀请在会上演唱，她满怀深情地唱了一曲《何日君再来》。
深情哀婉的旋律，伤感动人的歌词，充分表现了女主人公遭受爱情挫折的痛苦与忧伤。
影片中歌星的扮演者，是当时蜚声影坛歌坛的周璇，《何日君再来》是由她自己演唱的。她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观众，使《何日君再来》不胫而走。特别是制成唱片发行后，更广泛地流传开来，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当时，这首歌不仅流行于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甚至也流行到一些小乡镇，后来还曾被一些影片用作插曲。
1939年蔡楚生执导的抗日影片《孤岛天堂》，就用了《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
当年在影片中扮演舞女的演员藜莉莉回忆说：“在这部影片中，我扮演一个流亡上海的北方舞女。她很同情和支持同住一楼的一群爱国青年，并与他们的首领‘神秘青年’产生了感情。这个舞女探听到敌特活动的情报后，参加了爱国青年商定的一个行动计划：在一次舞会上，以她演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作为采取行动的暗号，掩护爱国青年们巧妙地将敌特一网打尽，然后越墙转移，参加抗日游击队去。当我唱到最后两句时，计划已顺利实现，爱国青年们正在撤离。我目望着‘神秘青年’远去的背影，唱着‘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彼时彼地，一语双关。”
《何日君再来》还流传到了日本。日本歌星渡边滨子用日语演唱《何日君再来》，灌制了唱片，大受欢迎。日本另一歌星山口淑子更是反复演唱《何日君再来》。她的父亲曾在中国东北工作，她是在抚顺长大的。童年被她父亲的朋友、沈阳银行总经理李际春收养，取名李香兰。她从小爱唱歌，后来成了歌星和演员。她尤其喜欢周璇的歌，对《何日君再来》更是偏爱有加，用中日两种语言演唱，灌制了汉语唱片在日本畅销。
后来，她先后主演了鼓吹日本侵华政策的影片《白兰之歌》和伪满“映画协会”拍摄的影片《患难交响曲》，在这两部影片的爱情场景中，她都唱了《何日君再来》。
据李香兰回忆，这首歌在日本的畅销只是一时的，没有多久，《何日君再来》的唱片就被禁卖。她在上海一次独唱会上演唱这首歌时，还曾被工部局（帝国主义在上海设立的管理机关）的警察传唤，问她：“唱这首歌是不是期望重庆政府再回来？”……
然而，二十年后，在反右派运动中，《何日君再来》成了“黄色歌曲代言人”刘雪庵的代表作，以后又升级为“汉奸歌曲”，刘雪庵被斥之为“汉奸文人”。
有人说“在抗日斗争最艰难，民族存亡紧要关头的时候，《何日君再来》宣扬消极颓废今朝有酒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人说，“《何日君再来》消极不健康的情调，确实为敌人所利用起过很坏的作用。否则怎么解释日伪电台、国民党电台那么热衷于播放这首歌呢？”有人甚至说：“这首歌是为‘盼望皇军’而作的……《何日君再来》是出自汉奸文人的手笔。”
早在1949年秋，刘雪庵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就说过：“为影剧配插曲，只能适应影剧中特定气氛，切合当时的环境、人物心态，并不代表作者思想。我为朱彤名著《郁垒》（宝玉与黛玉）写插曲《红豆词》，大家以为缠绵悱恻，就是例子。”
《郁垒》是一部话剧，《红豆词》是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词作谱写的歌曲，表现的就是宝玉对黛玉缠绵悱恻的感情：“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尽楼，睡不稳纱窗风雨黄昏后，忘不了新愁与旧愁，咽不下玉粒金波噫满喉，瞧不尽镜里花容瘦……”
这首歌同样被斥之为刘雪庵的黄色歌曲。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刘雪庵只有低头认罪的义务，没有据理申辩的权利。他写了数百万字的“检查交代”。直到八十年代，采访他的记者问起《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他还是检讨说：“歌曲中不健康的成分，反映了我当时在人生观上存在的问题。”
谁来为他说明《何日君再来》创作的原委？当年影片《三星伴月》的主创人员大都已不在人世：导演方沛霖1948年因飞机失事遇难；词作者黄家谟早年移居美国，客死他乡；摄影师王雨声于抗战期间因车祸身亡；主演周璇、马陋芬先后病故——即便他们都还活着，能站出来为刘雪庵作证吗？……
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
反右派运动以后，刘雪庵的名字连同他的歌曲都销声匿迹了。他在学院图书馆资料室里默默地工作，留给同事们的印象是“工作极其认真细致”。有时候学院作曲系缺人讲课，也会让他去顶替一下；没人抄谱，也会召他回去抄写一下。
他原本是国家一级教授，工资很高。反右派运动前，他自动要求降了两级，成为三级教授。打成右派后，降至六级。在这样的境地下，他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新闻中得知“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深感不安。当时他一家八口人，生活并不宽裕，但他仍决定节衣缩食，从每月不到150元的工资中拿出60元，以“刘世”的名义捐献出来，支援世界革命。这一捐款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身陷囹圄为止。
音乐是他的生命。在没完没了地检查交代之余，他仍坚持器乐和歌曲的创作。他创作了钢琴曲《小山雀》，编写了《乐理初步》、《曲调作法》和《中国简易和声新解》，撰写了百余万字的学习笔记。
1959年，他创作了管弦乐曲《瞬间》，倾诉他心中的苦闷，期盼这场噩梦能瞬间过去。
然而，作为右派，他的作品无处发表，也无人演奏演唱，只能束之高阁。他等待着，等待着有朝一日，能洗清冤情，重获自由。
但现实太残酷了。文化大革命像决堤的洪水向他凶猛冲来，冲毁了他的家，冲垮了他的期盼。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他不仅是老右派，还是走资派（尽管没有职务）；不仅是历史反革命，还是现行反革命。
他是个高度（2700度）近视眼患者，即便戴上眼镜，看书写字也很吃力。有一次抄歌词，误将“反帝”抄成“美帝”，这一字笔误，他成了“现行反革命”。
他被赶进“牛棚”，家被抄了十二次。他多年珍藏的图书、字画、古董、照片，还有浸注他心血的手稿，统统被抄走了。而这一切，竟都一去不复返，刘雪庵只有望天兴叹。
他被勒令扫街，红卫兵动辄用棍子抽打，有时把他打趴在地上。他不断被揪斗，在学校里斗，在家门口斗，还要游街，脖子上挂着三十来斤重的铁牌子……
接着，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从三室一厅的教授楼里被赶了出来，住进了一间四面不见阳光的小平房里。
年过花甲，身体孱弱的刘雪庵，哪能承受得了如此的凌辱和折磨？他绝望了，只求一死。但他的几次反常举动，都被日夜为他提心吊胆的妻子发现了，她拦阻了他。
乔景云救了丈夫一命，自己却未能幸免一死。
一天，她正在路上走着，一个同事故意将一张毛泽东像扔在她的脚旁，然后诬告她“践踏毛主席像”。（后来知道，此人是因怕她揭露自己的出身问题而先发制人，对她进行栽赃陷害的。）
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成了“现行反革命”，遭到红卫兵的毒打，打得她子宫脱垂。
这时刘雪庵又被发配天津军粮城炮兵农场劳动。乔景云怕他再出事。就拖着病体和他一起去了农场。在那里整整呆了两年多，后来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才被孩子们背上火车，回了北京。
由于是现行反革命，连她的合同医院也拒绝收治，她只得在家里捱着。1971年11月18日，她含恨而死。
数十年相濡以沫而又遭受株连、历尽磨难的妻子，永远地离他而去了。刘雪庵滴血的心口，又遭到致命的一击。他悲痛欲绝，度日如年……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文革”宣告结束。
刘雪庵以为终于等来了出头之日，但仍没有人敢发表他的作品。
1979年3月，蒙冤受屈二十载的刘雪庵得到“改正”。但仅仅是在会上作了宣布，书面的结论直到1982年才交给他本人。结论中仍然将《何日君再来》与《红豆词》定为黄色歌曲。
同年10月，刘雪庵出席了第四届全国文代会。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文代会，会上朋友们劫后余生相聚，有多少话语要互相倾诉，有多少是非要颠倒过来，有多少事情要还它们的历史本来面目啊！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大会上，竟还有人出来“清算”《何日君再来》，仍然说这首歌是汉奸歌曲！
刘雪庵再也无法承受这个刺激了。他气得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双目失明了。
从此，他卧床不起，有苦难言，只是默默垂泪……
他没有得到彻底平反，在社会上仍然抬不起头来，一些人甚至还不敢和他往来。只有一些深知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周小燕、江定仙、贺绿汀、谢孝思等，有时来看望他、给他带来难得的安慰与温暖。
戏剧家金山走出监狱后，也来探望了刘雪庵。两位老友相见，感慨万千。不久，金山担任了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想要把《屈原》重新搬上舞台。但四十年前刘雪庵写的曲谱已经遗失，只好再求助于他。刘雪庵在人们的帮助下，硬是把原曲谱追忆了出来，还对某些地方作了修改。
不料，正当他埋头于恢复《屈原》乐谱时，社会上掀起了对《何日君再来》的又一轮批判。
八十年代初，港台歌曲迅速传入大陆，其中包括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有人惊呼：“《何日君再来》这样的歌曲现在开始在一些角落里传播……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于是对《何日君再来》的批判卷土重来。
感谢记者沙青，就在这个时候，他走进刘雪庵的家，采访了这位“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的老作曲家。三天后，《北京晚报》刊登了沙青的专访报道。他在结束语中写道：“当我写完这篇稿子的时候，心里涌出了一句话：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一声轻轻的呼喊，重重地捶在人们的心上。人们开始一个个站出来，为《何日君再来》鸣冤，为刘雪庵鸣不平！
刘孟洪的《抢救历史》，黎莉莉的《幸存者有责任讲实话》，吴蔚云的《要历史地公正地评价，潘孑农的《澄清一件史实》，还有徐苏灵的《对‘艺华’不能一刀切》等，相继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继而被许多报刊转载。
葛鑫（当年《孤岛天堂》的演员）说：“《三星伴月》插曲《何日君再来》的演唱者，颇有成就的早期歌星的周璇，一向以擅长唱民歌出名，我还没听她唱过什么靡靡之音……”“这部片子拍成于1937年，1936年这首插曲就在上海流行。那时日本鬼子还没有打进上海，又何以断定它的内容和客观效果是引诱观众脱离当时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模糊人民的抗日意志，转移人们对现实斗争的注意力？”“1939年有朋友刚刚从东北沧陷区回来，告诉我那里深受敌寇铁蹄蹂躏之苦的中国民众，很爱听《何日君再来》。唱它时心里盼望着节节败退的中国军队早日再打回来……”
当年《孤岛天堂》的摄影师吴蔚云说：“蔡楚生决定选用这首歌曲，并不是……把它当作反面人物的陪衬，如果它当时是什么‘汉奸’歌曲，我们是决不会让它在这部抗战爱国的影片中出现的。”
当一个个幸存者撰文见证历史时，反对的文章也陆续见诸报端。不过，这场争论总算有了一个共识：“把《何日君再来》列为汉奸歌曲是无稽之谈”，“刘雪庵是一位爱国作曲家。”
1980年11月，《北京晚报》刊登了曾白融的《文艺的社会功能》，论述了《何日君再来》的社会效果。文中写道：“一件艺术品，是作者、欣赏者共同创作的。因为人们的经验、思想感情并不相同。因此同一作品可以对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作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往往借用他人之情，甚至古人之道，以表达自己类似的感情”，“因此，‘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又可能是以离情别绪来打动人的。”
沈鹏年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信中说：“刘雪庵先生至今还在检讨，其实是不必的。因为在当时并没有出现有人唱了《何日君再来》而变成‘反革命’的事实，根本谈不到什么‘恶劣后果’，刘先生也不必为此痛心。”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的时候，会想起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刘雪庵瘫痪在床，一次次到医院求治，终不见效。自己不能行动，身边又没了老伴，苦不堪言。久而久之，身上长了褥疮。
1985年初，孩子们送他去住院治疗。他本可享受单人病房待遇，但医院说没有病房，住不进去；虽然与他几乎同时去医院的朋友住进去了。
他被留在观察室里。嘈杂的环境，让他不得安宁；心头的疑虑，更是困惑着他。他原本是不愿去住院的，无奈褥疮在家得不到有效医治，只好听从孩子们的劝说去了医院，却落得这样的处境，使他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痛苦。
他于1月1日住进观察室，在这里一直保了一个多月，到2月份才被送进病房，但仍不是他该享受的单人病房，而是和一个因肠道手术失败、肠子暴露体外的患者同住一屋，而这位患者已感染上了绿霉杆菌！
绿霉杆菌是一种十分可怕的病毒，它发展迅速，且难以抑制，对人体的正常组织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身体有创面的人最容易感染，而一旦感染，即难以救治。
事实正是这样残酷！同屋病友身上的绿霉杆菌，悄悄地潜入长了褥疮的刘雪庵体内，使他的病情迅速恶化。自知生命已走到尽头，垂危之际，他还嘱咐孩子们将他的遗体捐献给国家。
一代杰出的爱国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刘雪庵，带着深深的遗憾与痛苦，于1985年3月15日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去了。
中国音乐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高度评价他为音乐事业作出的贡献。可惜，这个评价来得太迟了，他那颗深受重创的心，生前没有得到应有的抚慰。
对刘雪庵病重期间有个愿望，在古曲中有着重要地位的《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李芳园编）重新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他曾向前来探望的音协领导提出，给他配个助手完成这一任务，可领导说“不行”，当场拒绝了。他很失望，不禁吟诵起李白的诗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倾吐他满腹的惆怅。
刘雪庵一生写了五百余首歌曲，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歌曲。而一首不经意的作品《何日君再来》，却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何日君再来》这首历经劫难，被禁唱了半个世纪的歌曲，凭着自身的艺术魅力流传了下来。录有《何日君再来》的磁带、唱片，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喜爱。朋友们相聚时，会常常唱起这首歌来——唱的是人世的沧桑，对生离死别的倾诉，对流逝岁月的怀想，对故人的思念。没有靡靡之音，没有消极颓废，没有黄色情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何日君再来》陆续出现在一些歌本上。
1990年，《周旋歌曲100首》出版了。这是周伟（周璇之子）从周璇演唱的300多首歌曲中，精选了她首唱的歌曲105首汇集而成的，《何日君再来》选收其中。
1995年，王文和编著出版了《中国电影音乐寻踪》。其中选收电影歌曲138首，包括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音乐发展史上各重要时期的代表作。《何日君再来》及刘雪庵作曲的《定情歌》（《新桃花扇》主题歌）、《中华儿女》（《中华儿女》主题歌）、《思故乡》（《十字街头》主题歌）、《孤岛天堂》（《孤岛天堂》主题歌）均被收入。
1999年，田青编著出版了《老歌》，共选收歌曲100首，《何日君再来》被选收其中，田青还曾为之赋诗一首：
致刘雪庵
曹操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没人怪他栖惶。
东坡说“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没有骂他颓唐。
可为什么你唱了一句
“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
便被赶下歌堂？
荒唐，荒唐。笑罢似觉悲凉！
如今，当我们再唱《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时，会想起为此而使身心备受摧残，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的刘雪庵先生，唱出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唱出我们对他永远的怀念。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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