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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国2014年02月19日讯】项守信是根据吕加平揭发江泽民的二奸、二假的材料“一奸是其父江世俊是伪满汉奸。二奸，江泽民是苏俄奸细，一假是早期的假地下党员，二是假烈士遗孤”所创作。
吕加车平的揭发信是实名公开的，是通过邮局寄给国家领导人，包括已退休的项守信。
国家领导人，以及各自辖市，各省市领导人，以及新闻媒体，大专院校等等。长期无人反驳，无人控告，无人敢动吕加平“足以证明吕加平把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判了死刑”。吕加平的文章还用事实驳斥了美国作者写的（江泽民传）和江泽慧接受采访时说的谎言。以下是吕加平的揭发材料：
吕加平 文前说明 (2009年12月5日)
文前说明：此文是笔者12月1日所写，并已通过公安国保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组织系统呈交于中共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公安部和国安部等领导及部门，笔者于12月5日对该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现以12月5日的版本为准，并作为附件附于12月26日文后。
曾经站在中国最高权位上发号施令十数年并又当“太上皇”的江，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唬人画皮里面，裹着的竟是一个“二奸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二奸”的第一奸，是江本人和他的亲生父亲都是日伪汉奸，第二奸是，他还是一个效力于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和向俄出卖奉送大片中国领土的苏俄奸细；其“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第二假，他又是一个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养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关于江的这个“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以及他的政治诈骗问题，据笔者所知的情况大致简介如下：
一、日伪汉奸问题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华初期他投靠日本，成为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汉奸要员。1940年3月，于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率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批国民党高官要人，与日寇沦陷区地方性的伪华北王克敏临时政府和伪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国性的南京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后，他又转而成为该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岁时在老家杨州高中毕业，这位汪伪高干子弟靠其生父的汪伪高干关系，到南京专门为日寇侵华服务、为汪伪卖国反共效力培养汉奸精英人才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据说曾受到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组织总部特务头子丁默邨或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1945年9月3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彻底覆灭，作为该卖国反共汉奸政府高官要员的江世俊和其他汪伪大汉奸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逮捕和惩处。而国民党9月收复南京后即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对他们是否汉奸予以甄别，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为日伪服务的汉奸伪院校，对在校的伪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因是汪伪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汪伪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象。他闻讯后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汉奸问题而像其父一样受到清算严办，所以极为担忧惊恐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即就迅速离校，匆匆逃跑，隐名埋姓，东藏西躲，流浪奔波。据说后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庄躲避了起来，虽因盘缠用尽、难以维继，但算他命大，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受难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汉奸问题而出逃江西避难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汉奸高干子弟并自己也有汉奸问题的江曾发出通辑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认为在伪大学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普通学生，而并非是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汉奸伪学生，所以利用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甄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组织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在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和鼓动下也相继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忙于全国性光复接收而还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府在此强大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甄审。逃亡躲避于江西的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大难已过，喜极而泣，便离开永新棉花坪。后来传说他临走时万分感谢那位收留救助他躲过劫难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以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感恩之语，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决不食言而将来必会兑现这个许诺的决心。然后回到上海已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伪学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种形式的帮助，就这样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江仍不忘这段使他逃过一劫的避难往事，据说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时途中专门在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专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叫棉花坪的小村庄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但此时当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查他汉奸问题而落难于此的江，已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了，谁还敢问他这件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这个历史问题而没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了要给予感恩报答的救他命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复杂心情中悄然离去。据说1997年时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威，想通过尉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江是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通辑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汉奸底细而招来麻烦和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又有一则传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战后期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当朝江总“圣上”是南大校友，顿时喜出望外、倍感荣耀，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总能前来南京参加母校百年大庆纪念活动，并能给母校提词祝贺和一些实惠的好处。不料他们的邀请请示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哑然，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汪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更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现在伟大的江总当时竟是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辑捉拿而要予以严惩的汉奸伪学生，这样的敌伪身份又怎能请他来出席南大百年校庆而公开出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所皆知呢？于是只得知趣而退、无奈作罢、不再邀请。但此时江的汉奸伪学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已经流传出去而为许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百年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汪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日本沦陷区城市和学校里，只有中共地下党领导反日伪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没有别的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下，沦陷区里任何中国学校的师生要想上街抗议示威、集会游行，进行反对和打倒日伪的抗日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大肆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甚至格杀勿论。但江把在南京日伪当局允许下所搞的对日伪侵华殖民统治有利的禁烟禁赌活动，恬不知耻地标榜是爱国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认和暴露了他为日伪服务效力的汉奸学生真面目。
二、苏俄奸细问题
据网上文章引用国外有关情报部门资料披露，江在解放后被派往苏联企业学习和工作期间，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专门给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苏联年轻女特工与他联络，要他向苏方提供有关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种种消息情报。在克拉娃的领导和指示下，江遵命执行，在数年内不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暗中交给了克拉娃，而且还和这位苏联女特工成了相好关系。而江在回国后不仅始终没有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汇报交代而完全隐瞒了起来，而且与苏联克格勃仍还保持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成为一个暗藏在中国内部一旦苏方有令就随时可以听令为其服务效力的苏联奸细。后来又据国外媒体曝料，江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在一次对俄罗斯访问时，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那位过去曾是江的情报联络人兼情人的苏联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请出来与江单独见面，让他俩重叙旧事旧情，以此提醒江必须还要继续为伟大的俄罗斯效力服务(据说日本有杂志刊登了江与克拉娃私下会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负叶利钦和俄国人众望，在所谓保障北方安全和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名义下，把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对岸及乌苏里江以东本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相当于40多个台湾省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方领土，以法律的条约形式拱手相让、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如果此事属实，完全可以证明江不仅是一个卖身投靠日伪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辑的汉奸，而且还是一个打入中国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内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宗国家利益的苏俄奸细，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誉”。
三、假党员问题
江参加中共成为党员，在参加时间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1944年说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伪中央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后由该校比他高年级的同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在194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第二种1946年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地公布说，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这个权威之说，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入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读的南京汪伪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即被国民党教育部定性为六所汉奸伪大学之一，而江本人则是被国民党教育部根据同年9月颁布的对伪学生甄别办法所认定的甄审对象，作为汪伪汉奸高干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伪中央大学里的汉奸问题，即就跑到江西永新县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发出了通辑令，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不断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对汉奸伪学生的甄审，到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直到这时江才敢离开江西回来。
由于此时汪伪南京中央大学已与上海交大合并后迁往上海，二十岁的江在3月或4月离开江西后就到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可是他刚避难回到上海，就在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到上海交大时人生地不熟，怎么刚一回校就被根本不了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了呢？他的生父是国民党下令逮捕镇压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实属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并作为汉奸伪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和通辑，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交大地下党组织对这样一个有汉奸高干背景并是汉奸嫌犯的可疑者，怎么可以不作任何严格调查审查和严厉考验就轻易吸收他为中共地下党员了呢？他是采取什么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种特别关系在到交大才一个月、甚至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党高度信任并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入党的呢？而且即使他是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党，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来看，他的入党介绍人只有王嘉猷一人，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党必须要由二人以上介绍的严格规定，那么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年级比他高的同校同学，抗战胜利后王是否也随三校合并而到上海交大来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毕业而未来上海交大，那么江的入党介绍人又怎么可能会是王嘉猷呢？
还有值得关注的疑点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的学运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钱其琛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从江西避难刚刚回到上海交大时，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由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组织了著名的反内战“6.23”大游行，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又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如果此时江已是上海地下党员的话，这样的反内战游行和支援苏北解放区的行动他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但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过中共上海地下党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务，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大有可疑之处，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当时他在鞍山某企业工作，其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鞍钢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一位著名拥毛左派老干部，而这位老干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在许多公开场合向许多人说过，笔者本人就曾听他说过。
如果以上事实属实，那么江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在1956年才入党的党员，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党的地下党员，因此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入党的假党员。由此也可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江是在1946年4月入党的官方权威性发布是一个与事实并不相符的不正确结论，这也给广大党员和民众以为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的误导而使人们信以为真。
（待续）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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