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10月03日讯】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这个疯子曾经大名鼎鼎，却在后来的岁月里被湮没。
人们最初知道这个疯子，是在1967年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的话剧《新时代狂人》里。当时，“文革”中造反派声势日隆，话剧团把路线斗争搬上舞台。话剧在北京友谊宾馆剧场连演数日，反响热烈。
话剧讲述了一个受“政治迫害”的人，被关在精神病院，他的名字叫陈里宁。要不是他自始至终反对一个人，也不会一夜成名，并在此后遭受“过山车”般的命运。
“文革”初期，随着刘少奇被全面批斗，造反派急需一把来自群众的投枪。受到斯大林曾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的启发，红卫兵们开始翻查来自精神病院的以往病例。
于是，他们发现了陈里宁，因为这个疯子反对刘少奇。
之后，陈里宁被冠以反刘少奇的英雄而迅速蹿红，没人在乎他是不是真疯。
新生和逆转
1933年，陈里宁出生于南京。父亲是国军宪兵，1949年后，全家被遣返回湖南湘潭老家。
20岁的时候，陈里宁的命运出现逆转。
当时，他还是个初三的学生。一天，班主任找他单独谈话，说湘潭市委要从学生里调工作干部，学校认为他去比较合适。
在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试图获得崭新的身份认同。而出身却是每个人与生俱来、挥之不去的标签。
陈里宁在市委埋头苦干，工作能力和文字水平提升很快。当时湘潭市委常委开会，他负责记录、整理，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组织上特别信任他，有时市委一把手的报告都由他来起草。
一切似乎都在平稳中上升。
直到有一天，陈里宁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内部文件——《关于清理要害部门的指示》。指示说，要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凡是亲属中有国军军统、宪兵、特务的，统统清理。
这个文件，宛如当头棒喝，让陈里宁所有激情和干劲都烟消云散。他的父亲是国军宪兵，历史反革命加现行罪犯，被判了15年徒刑；祖母在土改中跳水自杀；姨夫是民国政府警察局长，开国之初就被枪毙。
这个指示简直就像是为陈里宁量身定制的。他的身份背景怎么看都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属于被清理的典型。这成了陈里宁心里自此挥之不去的阴霾。
在沉重的心理阴影下，陈里宁渐渐变得不思茶饭，夜不成眠，常常做噩梦惊醒，最终成了精神病。
飞越疯人院
1963年，陈里宁被送进精神病院。两年后，陈里宁出院，但仍然很不正常，见人就说反刘少奇的话，说刘少奇品质恶劣，出访印尼是给中国丢脸，同时还逐条批判刘少奇的50多条错误。当时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湘潭市委开始左右为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疯人。
这个时候，陈里宁自己已经把“反刘”的事情捅到了中央。
不久，陈里宁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
到北京后，陈里宁的精神病又发作了几次。最后一次犯病他被送往红卫医院，就是现在的安定医院。这时已经是1966年12月，“刘少奇的问题”已经基本公开。
社会上到处都是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争斗。
与此同时，红卫兵小将们也正在寻找陈里宁这样的人。红卫兵们发现，在斯大林时代，苏联的克格勃曾经把不同政见者投入精神病院。受到这个启发，红卫兵们开始涌向精神病院，寻找那些“受迫害”的不同政见者。
就这样，陈里宁被“打捞”出来。他的经历，太符合红卫兵们对于“迫害”的一切想象。而比起别的案例，陈里宁在平时神志清醒，谈话又有条理，这让红卫兵小将们对“迫害”的判断更加坚定。
发现陈里宁的当天，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和红卫医院的红旗战斗队，联合起来造了红卫医院党委的反，当晚，清华大学红卫兵的负责人朱起鸣起草了一份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称精神病院里有不少被迫害的政治犯。
1967年，“刘少奇的问题”被公开。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组织、搜集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和人。陈里宁的时代来了。
1月7日下午，得知确有此人此事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和戚本禹前往红卫医院，当场宣布释放陈里宁。
据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办公室)的成员王广宇回忆，戚本禹当天回来就连连称赞陈里宁了不起，60年代初就认识到刘少奇是个修正主义，打算把陈里宁从精神病院接出来，写批判刘少奇的文章。
第二天，王广宇被派往红卫医院，释放陈里宁。按照戚本禹的指示，陈里宁出院后，被安排到《人民日报》招待所，专心写作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在王广宇的印象里，陈里宁是个好“笔杆子”，手快，动辄就是两三万字。
但陈里宁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却不合戚本禹的要求，最终也没能发表。
做不了造反派的“笔杆子”，陈里宁又被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编辑关于刘少奇的材料。
此时，陈里宁的“事迹”已经出名。造反派给他出版了一本宣传册子，16开本，名字叫《新时代狂人日记》，印了数万册，散发到各地。书里摘编了陈里宁1960年代初写的日记和一些文章，内容都是批判刘少奇的。
一时间，陈里宁成了新闻人物。
清华的“造反派”来看望他，并邀请他到清华大学作报告。经戚本禹的同意，陈里宁被接到清华大学大礼堂作报告。
陈里宁对批判刘少奇的材料早已烂熟于心，演讲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现场气氛十分火爆。清华的大礼堂被慕名而来的学生挤得满满当当，可仍有许多热情高涨的年轻人不能涌入，最后只得拿来高音喇叭，好让坐在草坪上的人也听得清楚。
这场声势浩大的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都派人来请他作报告，历史所为此还专门成立了接待办公室。《新时代狂人日记》不断再版，全国各地翻印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陈里宁的报告录音带也流传于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农村。
也就在这时，天津人艺编演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宣扬了陈里宁的“事迹”，在各地纷纷上演。短短几个月，陈里宁红遍全国，他甚至收到了来自北京大学和内蒙古的求婚信。
无处安置的棋子
陈里宁的出名，成了那个疯狂年代的催化剂。北京各大单位的造反派把陈里宁当成一个“左”的标志和政治筹码，他走到哪里，就说明哪里的造反更坚决。
那时，造反派也有好多派别，那些没有请到陈里宁的派别，开始对陈里宁反感起来。他们开始质疑陈里宁是不是真的反对刘少奇。他作的报告越多，反对派的批判也就越猛烈。
反对者发现，陈里宁也反毛泽东，涂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不利消息很快传开。戚本禹特别安排王广宇去查陈里宁的档案。
王广宇发现，陈里宁批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非常混乱，他把恩格斯、毛泽东的名字改成“陈里宁”。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这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行为。
一手策划出陈里宁这个“英雄”的戚本禹，此时也沉不住气了。他先是限制陈里宁作报告，发现局势失控，难以奏效之后，又将陈里宁调离北京，让他远离斗争的漩涡。1967年4月，陈里宁化名李明，以《光明日报》记者的身份到保定地区徐水县调研。临行前，王广宇反复交待陈里宁，不要参加农村的运动和活动，不要出去作报告，特别是绝对不能暴露身份。
1967年7月，一个女学生看到他毛巾上写着“陈里宁”的字样，陈里宁的身份暴露了。
消息迅速传遍了徐水这个小地方。当地领导慕名前来拜访，盛情邀请他来作报告。陈里宁又开始活跃起来，来请他作报告的人络绎不绝。戚本禹得到消息以后大为恼火，只好把他接回北京。
据王广宇的回忆，陈里宁回来之后，自己也知道犯了错误，情绪又变得很紧张，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愧，精神越发不稳定，经常喃喃自语，“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的。”
狂人的时代
陈里宁回到北京的消息不胫而走，针对他的斗争硝烟又起。
1967年8月25日晚，批判陈里宁“假反刘少奇，真反毛泽东”的大字报一夜间贴满北京城。
这一天，陈里宁重新回到了监狱。有红卫兵甚至想冲进监狱揪斗这个“时代狂人”。
不久，王广宇被清理出中央文革小组。四人帮给他的罪名之一就是参与包庇“反革命分子”陈里宁翻案活动。因为“陈里宁事件”，王广宇遭受了7年的囹圄之灾，直至1975年获释。
热潮退却，没有人再去关注陈里宁的身后事。
此后许多年，王广宇都一直试图寻找那个被时代改变的疯子，但陈里宁的下落却始终不得而知。王广宇对陈里宁的感情很复杂。在他看来，时代改变了那个疯子的命运，而那个疯子又改变了他的命运。
2007年，湖南的一位女士找到王广宇。她说自己是陈里宁的妹妹，叫陈里如，她想知道他的哥哥在“文革”中究竟做了什么。
这位女士给王广宇带来了陈里宁后来的消息。1982年，陈里宁获得平反，到那时，他已经在监狱里被关了14年零4个月。
陈里如向王广宇打听哥哥在“文革”期间的印象。王广宇只记得陈里宁每次见面时总觉得自己犯了错误，紧张而又惶恐。
王广宇问，那些曾经的往事还重要吗？
陈里如说，“很重要，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死了。”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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