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夏俊峰案看贫困者的生存权
【看中国2013年09月28日讯】夏俊峰因杀死城管被执行死刑。他杀死城管，是不是正当防卫、或防卫过当？该不该死刑？事实与法理的讨论，对夏俊峰来说已经变得无意义。城管的生命已经逝去，他的生命同样不复存在。在对生命感到怜悯时，我在想，他们不是仇人，不是情敌，也不是财产争夺者，更不是战场上你死我活的士兵，矛盾源于一个是小贩要谋生，一个是城管要城市的光鲜漂亮，结果导致宝贵生命的先后丢失。
这让我想到了人的权利。主流意识形态在反驳西方攻击我国人权时，常常振振有词：生存权是第一位的人权，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解决生存是第一要务。潜在的意思是，那些民主权利呀，自由权利呀，相比于生存权，是更次要的权利。民主自由是“阳春白雪”，是上流社会的追求。需解决温饱的穷人只唱“下里巴人”。这一次序确然合理，饭都吃不饱，谈什么民主自由。
夏俊峰正是一个需解决温饱的穷人。国家虽然高调生存权，但国家并没有解决中国一亿上下贫困人口的温饱（按联合国的穷人标准），我们并没有覆盖全国范围的社会救济制度。这些人还得依靠收入很低的一些职业来吃饭。否则只能饿死，谈什么生存权？小贩的大部分，正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谋求温饱之人。那末，城市的光鲜漂亮意味着什么？对领导来说，是面子，对城市来说，是形象，对居住于此的市民来说，是“舒适”，或者说“宜居”。抛开面子形象不说，舒适宜居也是人的一种权利。政府应提供这种公共服务。问题是，这种权利能高于生存权吗？
权利有层次。马斯洛的需求层次描述了权利的层次。当权利产生冲突时，高层次的需求必须让位低层次的需求。一个今天要考虑明天吃饭的钱从那里来的人，会沉迷于邓丽君的歌吗？坐着豪华小车享受“风光”，如何理解拾荒者的艰辛？往别墅与蜗居，感受大不一样，吃鱼翅与咽馒头，显示的是地位尊卑，奢侈品消费与温饱消费，更是天差地别。对合法致富的人，仇视妒忌，似不可取。只是当他们的权利与穷人的权利产生冲突时。穷人的权利尤其是谋生的权利高于他们的权利。开奥运会运动会，可以清理附近棚户内谋生的人吗？豪宅前面有乞丐，主人可以大声呵斥，赶走乞丐吗？在社区树下纳凉的人，能否宽容侧边的叫卖之声？因为高楼大厦，可以强制消灭“贫民窟”吗？
我十分赞成生存权第一的观点。当国家经济不够发达，还不能给每一个人生存保障时（这正是官家解释中国还无社会保障常用的说辞），让每一个人，特别是能力较低的人，有生存下去的场所，空间，机会，正是生存权的体现。城市是集中了的经济的载体，也是生存机会最多的场所。所以发展中的国家，城市都有小贩，有拾荒者，有贫民窟，“引车卖浆者流”，比比皆是。也许这样的城市不够漂亮，秩序不是那么井然，环境不是那么整洁，但与生存权相比，它是“阳春白雪”，饭都吃不饱，能高雅吗？当城管为了道路的宽阔，推倒路边小贩摊位上的货物，这些货物是他明天的口粮，他能不跟你拼命？
城管制度的改进，不是执法要“温柔”，而是没有把生存权放在第一。政府高调生存权第一，实际上生存权并不第一。这不仅表现在没有把奢侈的“三公消费”，豪华的政府消费（如办公大楼），用于社会保障，解决社会最底层的生存。而且还表现在社会管理中，没有把最底层的谋生权放在第一位。你不能保障人的基本温饱，却又处处限制底层人自求温饱，怎么是生存权第一？说的与做的不一样，这样的政府，如何有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