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重温：告别江湖(图)

投资人王功权——我理解的所谓企业家“在商言商”：1.不加入执政党政治组织；2.不与特权合谋；3.不作为人大代表履行参政议政职责；4.不勾结、贿赂政府公共权力；5.不为规避政治压力而让企业作出业务牺牲。（看中国编辑加注）

【看中国2013年09月18日讯】赫赫有名的投资人王功权，决定退出商界。

“我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但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不再经商。”他告诉《财经天下》周刊。

其实，过去的一年半，他已经停止了所有工作。整个2012年，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这听起来已经不像是一个在商界浸泡了多年的人的兴趣所在--尽管在访问开始前，对方给他设定的方向是中美金融体系比较研究。

在此之前，他用了20余年的时光取得了他在商界的地位。他是万通六君子之一，1991年与冯仑、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在海南创立万通。万通分家后，他先后进入IDG和鼎晖投资，主导投资了奇虎360、学大教育、框架传媒、易趣网、3721、弘成科技、金融界、创联万网、汉庭连锁、展讯、亚信等项目。在风险极高的创投领域，这些项目大多取得了资本意义上的成功，也为王功权带来了盛誉与财富。

“投资来说，你一般会希望是投资性格很稳健的人。但周鸿祎是个特例，因为他创新能力太强了，非常敏锐，我认为他是一个个案。另外，坚韧是很重要的品质，你回过头看，不管周鸿祎情绪怎么波动，但他在创业的路上是够坚韧的，对不对？”他轻描淡写地谈起他曾经投资过的周鸿祎。

过去的痕迹总在不经意间流露。他是从海南全身而退的淘金者，是如今很多地产大亨们的老大哥，是运筹帷幄的风险投资大鳄。以至于他谈到让媒体兴奋不已的名字时，多少有些俯视的味道。

今年年初，他结束了美国的访问。回国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他和阳光壹佰置业集团董事长易小迪吃饭，提到了不再回商界。“挺可惜的。”易小迪表示。但随后，易小迪又不停地聊起了他的地产业务。“大概他内心里还是觉得我是个商人。”王功权说。

这种尴尬一直存在着，每当王功权跟周边的商人朋友说起他的打算，别人的第一反应是，“你真的要退出吗？不可能。”

商业之外

其实一切早有预兆。在他还在鼎晖投资的日子里，就曾多次向董事长吴尚志表达希望退出。“功权你别吓我。我先走了，我还有事。”吴尚志每次反应是一样的，都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王功权的角色至关重要，他是这个管理着超过70亿美元基金的公司的三位高级合伙人之一、鼎晖创投的创始人。

“周而复始的生活，让我觉得有点单调，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尽管王功权已经安排了另一位合伙人黄炎全面主持工作，但他没有办法安排自己退出的时间表，直至一个突发事件启动了加速按钮。

2011年5月16日夜，王功权在微博上发出那条后来搅起轩然大波的“私奔”宣言，“我放弃一切，和王琴私奔了。”然后，他消失了。这条微博被转发了7万余次，也正是这个事件，王功权的名字被八卦式的流言包裹，为更多人知道。

如你所知，这件事像场闹剧般收场，一个多月后，王功权回家了，他与妻子的婚姻并没有结束。而在此前，鼎晖已经宣布了他的辞职，这是王功权的决定。在他“私奔”归来之前，吴尚志和他在上海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有过一次秘密讨论，即便在那时，吴尚志仍然表达了挽留的意愿，但王功权还是辞职。在此后的日子里，他开始为了自己的冲动还债，安抚妻子，带着全家去旅游，再往后，他去了美国，妻子与孩子随行，住在新泽西的公寓。但他与中国企业界大腕们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上次俞敏洪、冯仑、王石、郭广昌他们好多人过来，坐在一起漫谈，我也礼貌性参与了。”人们以为他不过是进入一段蛰伏期，但他已经决定不再回来。

另一个面目的王功权，在过往的岁月中浮现，并逐渐清晰：公民行动的参与者。

他是民间组织“公盟”的理事；他热衷参与公共知识分子聚会或者文化沙龙；他经常在网上讨论公共事件，言论尺度颇大。

但这些未必为人所知，在商言商，他懂得在不同的身份之间转换。“我小时候看电影特别佩服间谍，在这个屋子跳舞，出门之后卸妆以另外一个形象出现了，准备激烈打斗。”他很少和商界的朋友谈他以“公民”身份做的事情，“省得解释半天，他们还担心我。”

2004年，他的老朋友冯仑、刘晓光等人筹备组建阿拉善SEE基金会，也邀请了王功权，但他没有加入。“我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重要的，但我不想把我的精力放到环保上。”他更关心的是与环境权并行的另一种权利--公民权。在冯仑等人为解决西部荒漠化问题，开会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他与另一个群体走得很近--公盟。

公盟的负责人许志永，曾是孙志刚事件中上书人大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北大三博士之一。公盟的运营资金部分来自于民间捐赠，王功权是重要的捐助者之一。在许志永为数不多的几个商人朋友中，王功权是自始至终不忌惮公开身份的。

两人的友谊始于10年前。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后，王功权想结交这几位推动者，就请法律界的朋友牵头约见。地点约在了一个高尔夫球场，当其他人去打球时，他与许志永在一旁喝茶聊天。认识之后，他们的接触很快就多起来，“我认同他们所倡导的。”

公盟于2005年成立，许志永、滕彪、黎雄兵等几位律师是创始人。这是个松散的组织，核心人员不过十几人，但与公益界、法律界、知识界有广泛交集。王功权在那时加入公盟，成为理事。与一般的慈善或者维权机构不同，公盟的目标是针对一些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尝试做出改变。不同的人对公盟有着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观感，但无论如何评价，不可否认的，这是一群有公益心和批判精神的人。显然，王功权并不缺少这些特质。

总体说来，王功权是个脾气极度温和的人，但在有些情况下，他内心的抗拒会爆发出来。他曾在一个有官员参加的会议当场离席而去，只因为对某个负责人在汇报工作时说的一些“官话”听不下去。

对于王功权告别商界，许志永认为不是意外。“他以前一直在说不想干了。商业也能推动社会进步，但无法直接推动制度变革，角色还是有差异的。”

懦弱与勇敢

王功权对公盟工作的投入时间越来越多，从2009年开始，公盟每周日的例会他几乎都参加了，到了饭点，则跟着大家一起吃盒饭。回头看起来，很难说清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也许，与公盟日渐频繁的互动影响了王功权，激发了他内心中的热忱；抑或，那团火本就燃烧在他心中，驱动他更主动以许志永等人为友。

许志永认为，王功权对于公盟团队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出钱出力上，还有独到的判断力，他的意见往往能跳脱公益人固有的窠臼。比如对于拆迁维权，王功权不支持介入，他觉得涉及金钱利益太大，很难团结。这个项目最终还是推行了，但果不其然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2012年12月25日，乐清村民钱云会遭遇离奇车祸死亡，因为他又是一名土地维权者，死因很快引发了网上诸多猜想。3天之后，许志永接到了王功权的电话，俩人都怀疑是谋杀，但王功权提议公盟介入做独立调查，第二天，许志永就带队抵达现场。随后，王功权保持着密切关注，他还在12月31日的中午与许志永通了一个小时的电话。

“王功权看到了很多网友的论证，提了很多疑点，我根据我的调查，给他一一做解释。”许志永排除了谋杀的可能，当晚即发布了报告，在结论上，与其他若干独立调查团队后来发布的报告是一致的。

这份报告遭受了许多细节上的诟病。许志永承认，操作有不周密之处。事实上，不论乐清事件，还是公盟税案，许志永的言行都不缺少批评者。“志永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是性情中人。他始终是在一线的。我不一样，我对苦难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当问及对许志永的过度悲情化的看法时，王功权为他辩解道。

王功权长期关注社会转型问题，采访中当谈起制度积弊和解决之道时，他侃侃而谈，很容易让人忘记他曾经的商人身份。商业逻辑与社会关怀，似乎是他脑子里并行不悖的两辆火车。

但撞车也曾发生。几年前，当王功权还是鼎晖投资人的时候，曾拒绝投资一个其他合伙人都很看好的项目。那个项目占用20平方公里的土地，可解决400人的就业，风险评估很低，但会令2万多农民失去耕地。

王功权要求项目方给农民提供再就业培训，但对方拒绝支持这笔每年需几千万元的支出。鼎晖的团队开会时，大家也觉得这个条件并非必要，认为王功权把“自己的社会责任强加到项目中，来影响决策”。但在他的坚持之下，投资最终没谈拢。“我认为征用农民的土地，存在隐性的利益剥夺，而给他们提供培训是一种补偿。”他认为涉及的不是商业道德问题，而是公平问题。

在2005年进入鼎晖时，王功权即告诉其他合伙人：“我可以不介意利益和待遇，但推动制度前进的事情我会做，你们要想好。”

这种开诚布公，让王功权此后的一些行为有了被容忍的空间，尽管发生在鼎晖的这种容忍，在一般人看来可能是难以理解的。

鼎晖董事长吴尚志是海归派，他未曾对王功权的这类行为做出过直接评价。有些合伙人提及这些事时，吴尚志会说：“既然他进来时都把丑话说前面了，所以还是算了吧。”但吴尚志也会告诉王功权，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吴尚志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一些蹊跷的事情总会发生。王功权注册了一家小公司，没有业务，全部用来做公益。2011年上半年被抽样审计，追溯到2005年的账目，下半年又被审计了，这次则从2008年审起。“像这个小公司都被审计多少次了？每年常规年审，我都是通过的，有什么好审的？”

主持人曹启泰回顾他采访过的企业家时，曾说过：“大陆现在的成功企业家，基本都是企业创始人。这一代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他们的成功经历中，会有一段经历是很难说明白的。”许志永认为王功权是商业界里极其罕见的干净人。这个评价或许有些拔高，但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我没有把柄。”他把这个结论归因为多种偶然促成的。

成为王功权

回到20年前，海南兴起炒房大潮的那个时代，他与他的万通兄弟们赚到第一桶金。那时的海南，楼花生意是暴利，一夜发达的故事并不鲜见，让人难免感觉一些不可言说的交易会掺杂其中。王功权却说，他并没有留下污点。

“当年在海南我们干的不是开发，是炒房。”彼时的万通，像个空手套白狼的倒卖者，向开发者买下期房，再转手找人卖出。但是两次交易并非先后进行，而是在两个协议同时签订后，再促成上下家见面，重新签约，造成实质上只发生一个交易，省下一笔交易税，万通的盈利则来自于中介费。“这种事情在海南，大家都知道。”

万通的这种位置，决定了它不用买地盖房子，不需要拿任何政府批文。“说我做过房地产，实际上我没有开发过一次房地产。但如果我们当时是开发商，可能就会有问题，或者我坚持不住，或者我做不起来了。”他认为那是非常时期的特殊经历。

等几千万元的原始积累到手之后，当万通开始走出海南，拓展多元化版图，王功权已经是集团总裁。“再开会，我已经跟公司讲，任何违法事情，不管给企业带来任何好处，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他的这种要求，让一些事情变得很难办，“公司经理们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打转”，让他很为难。另外，集团发展很快，分公司与总部在分权与管理上出现摩擦。他决定不做总裁，去美国负责万通的投资业务，“也想过一种不同的生活”。原来的财务主任潘石屹坐上了总裁的位置，名义上，王功权需要向他汇报工作（一年后潘石屹离开，王功权回国接任了8个月的总裁）。离开时，他做了全面的离任审计，为了避免出现问题，还请了公证处公证。

在美国时，王功权掌管国际基金，这为他日后进入IDG和鼎晖这些投资公司埋下了伏笔。自此，他与那些潜规则愈行愈远，“投资一个公司，要求法务税务讲清楚，因为要上市嘛。”

王功权爱好格律诗词，他的诗中偶然会流露出悔商恨商的情绪，“商场涉及利益的较量，我在心里不愿做。”为此，潘石屹等人也说过他，不像个老板，“心肠软、窝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94年万通根据考评表现，一次性裁掉二十几个人，作为总裁的王功权流着眼泪签下了字，“因为我平时接触过他们。”

但从另外一些事情看起来，他又并非优柔寡断。他曾驱车用了一个月，在全国各省环游，行至四川，在当地投资的台湾朋友因为公司有了麻烦，向他求助。王功权让朋友给他全权委托，停下来用一周时间介入这个陌生的公司，召开董事会解决危机，然后继续旅行。冯仑评价他，“擅于危机处理。”

在IDG的时期里，有一年半他只领取半薪，这样他工作时间也可以减半（事实上多半时间还是在工作），以便有空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对金钱的态度是：“够花就行了。我不研究穿什么名牌，生活要求不高。”

财富不能抵达之处

王功权不缺钱花。过早实现财务自由让他可以实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大女儿曾在美国留学，打越洋电话过来时，听起来情绪不好。王功权放下电话，就直奔机场，“边走边订票，你知道这种临时订的票都是很贵的。”一天之后，他出现在女儿面前。女儿很惊讶：“爸爸你怎么来了？”“不学习了，跟爸爸出去玩两天。”

因为他喜欢诗词，他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累计花了1000多万元，组织了30多位诗人编辑出版格律诗词。

但作为一个有钱人，也会有问题是他难以解决的。比如，那些他请到来北京工作的诗人，很多拖家带口，很快就面临外地户籍的孩子上学难这个问题。他认为这是由于制度上的缺失，导致了权利不平等。当他开始审视这个问题时，他发现这不是个案。“我是个企业家，好像有些资源，总会遇到同学亲友，遇上这些事情托我帮忙。随便数，我都能想起二三十个人。”但他也没有办法，连他妹妹的孩子都是由于户口解决不了，只能去燕郊上河北户口。

事实上，他最小的孩子因为是三亚户口，也面临着中小学学籍上的差别待遇和异地高考的问题。“我可以送出国，因为我有钱，但这不具有典型意义。”

基于这些感同身受的遭遇，在2009年底公盟的一次例会上，王功权提出了教育平权的议题。这个议题当场就通过了，后来被制定为长期的倡导项目，招了专职工作人员，通过召开座谈会、召集签名、撰写调查报告、投递请愿书等方式运作下去。

2010年5月，北京废止了旧的《中小学学生学籍管理办法》等5项规章，这意味着在免费和就近入学方面，京籍和非京籍中小学生的差别待遇在制度层面不复存在。“但回到那个起点，教育平权并没有什么新闻由头，在公共领域也没人注意。”许志永认为是公盟推进导致了政策的转向。

但王功权在谈及他与公盟所做出的努力时，用了另外的一种表述方式：“我知道我说这些事情，政府有些人会不高兴，朋友们会替我担心，甚至我知道，效果可能会很小。我是做投资的，对投入和产出这些东西都清楚。但这是一种坚守，我宁愿相信宪法给予我们的权利是真的。”

新浪微博曾是王功权重要的演讲场。他很喜欢在上面谈论对时事的看法，但是去年9月，他发现，他有着156万粉丝的微博被销号了。

在此之前，他也曾经被新浪禁言过，都会有专门和他联络的客户经理提前告诉他，因为他是名人，享受新浪微博的“贵宾服务”。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任何告知。

王功权不甘心，又注册了几次，但不论他是实名还是非实名，他的微博都活不了太久，最新一次注销是在3月份。他明白了，他决定放弃微博。“感到解脱了，好像是从一个舞台上转到另一个舞台上。”

当然，悲情时刻只是偶然出现，王功权目前的生活，总体说来还是充满着明亮的色彩。从年初回国到目前的几个月里，除了公盟的工作，他全国到处游走，结识志同道合的公民志愿者，参与一些慈善与扶贫。最近几天，他在读《民主的细节》和《甘地自传》。想找他谈生意的人络绎不绝，但他兴趣已经不在了。

当他还在投资界时，面对着眼花缭乱的项目，取舍决断之间，王功权向来看重创业人的性格：“要敢于斩断过去，迅速结束手头没有希望的事情。没有这个劲头，瞻前顾后很难创业。”以这个标准来看，他所描述的，也是镜中的自己。

他从不缺少和过去告别的勇气。1988年，时任宣传干部的王功权，成了整个省委机关的第一名辞职者（之前的人是停薪留职），原因是，“当时正干着的事情对我来说没有前途，或者说那个前途不是我所需要的。”而这个职位，是17岁时顶着烈日劳作的农村少年王功权无法想象的，“望着一望无际的农田，你感觉到世世代代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绝望。”

那时的他，不会知道日后遇上潘石屹、冯仑等人，更不会知道自己竟一发不可收拾，在商业江湖里翻滚20年。他只是想去海南，买了火车票就走。也是从那时开始，他像块能量渐增的磁石，财富和名望慢慢向他聚拢。

多年之后，在新的转折发生之前，王功权的故事，已经符合一部优秀传记作品的叙事逻辑：一个农村少年，挤入仕途又逃离，几番沉浮后，成为了一线投资人。但他终于还是选择了把书的尾页撕掉，再次将结局开放。无论旁人把这个过程看成自然而然地发生，抑或一个急倏的转折，他留给商界的，都已是背影。

王功权谈爱情

私奔事件近两年之后，曾饱受争议的王功权，坐下来与《财经天下》周刊谈论爱情。

Q这个事件对你有影响吗？

A“私奔”这个事情过去了，对我的家庭肯定有影响。我们现在过着很正常的生活。

我一直说，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因为我觉得，社会对爱情的定义也是模糊的，一个是社会学层面对爱情的定义，有忠贞和责任，另一个是不受这些影响，完全是人和人之间的情感。

讨论到这个问题，我能回答的是，我认为我对爱情的理解可能会挑战这个社会的常规理念，我没有勇气挑战这些。在事实上，爱情和道德有关。

那个事件是突发的，我没有太多的回想，如果有的话，我会对我伤害的所有人深深地歉疚，包括前妻、现妻和王琴。

Q许志永说公益人应该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A我觉得拿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是应该的。我希望我自己是高标准要求的，但我没有做到，我也觉得很遗憾，有时候也挺惭愧。但是，民主不是塑造道德标杆，它是一种规则、一种程序正义，它不应更多介入道德问题。我的意思不是民主不讲道德，个人的道德是另外一回事。想在道德上把人打垮，然后回过头来进一步剥夺你追求自由民主的权利，这是错误的。我不是开脱我自己，但这和我追求自由民主无关。即便是犯人，只要在没有剥夺政治权利的情况下，他仍有追求民主的权利。

Q大家对王石的爱情的评价是不是不公平的？

A不管你是什么原因获得社会广泛关注，大家希望你有更多的社会担当，或者道德更加完善，这是很正常的心理。至于社会对于富人的成见，也不奇怪，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群体中发生。

可能涉及情感问题，就不是简单用道德来衡量的，我不认为道德有权利来衡量感情，我也不是说感情可以不考虑社会道德。

这个社会往往认为有钱人好像没什么爱情，好多就是用钱忽悠别人，我不认为这样。有的是有爱情的。

我觉得世上最难谈的就是情感问题。正因为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从社会规则的角度予以谴责是应该的。但是从对情感的理解角度来说，应该更多体谅和包容，因为人生不易，而且感情不是完全能用理性定义的。王石的事情我不多讲了，因为他也是我的朋友。

（原文2013-05-30刊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