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言和正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
【看中国2013年08月18日讯】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前，在301医院对著名媒体人高晓岩先生说了四点意见：
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戴帽子，脚穿鞋子，很滑稽。季先生着重谈到当年简化汉字时，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所带来的遗憾；
三、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
四、“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老人特别指出，给成人讲的国学与给娃娃讲的应该不同，得用心思编教材。
四条意见，都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复兴有关，这位可敬的老人，不久辞世仙游，四条意见可以看作是季先生的临终托命之言，不容等闲视之。
中华文明是传承最久且惟一从未间断的古典文明。而所以如此，则是靠的雅言与正体字。所谓雅言，是指从夏朝开始，一脉传承直至清代前期的官话系统。中国从古即是一疆域辽阔、文化形态多样的国家，为了便于文化的传播与延续，不得不在极早的历史时期就规定统一的雅言，以便于交流。《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人，平时说话用的是当时的山东话，但讲课授《诗经》、《尚书》，以及行礼演礼之时，却必须用雅言，以体现对高雅文明的尊敬。而不用雅言所记的文献资料，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已感慨“搢绅先生难言”——有学问的先生也看不懂了。
雅言包括相对稳定的语音系统和超稳定的文言词汇语法方式。一样文化，既要能在空间上传播辽远，又希望它能在时间上延续恒久，就不能不采用雅言系统。各地方言土音，互难交通，但因为雅言的稳定性，保证了中国文化共同体不易分裂、破碎。汉代《说苑》一书记载，楚国的贵族鄂君子晳到越国公干，有舟人见而慕之，歌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木玄）泽予昌州（飠甚）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晳召通译以楚语翻译过来，则是：“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如果我们只看越人的原词，简直像天书一样无法辨识，因为那是古越语的记音，但读了译成雅言的诗作后，才知是一首非常优美的短歌，两千多年来，我们阅读起来也没有太大障碍。
雅言在日常使用中，采取的是语文分离的原则，即是说，平常说话和书之竹帛采取不一样的语法词汇系统，说话用白话，作文用文言。现代人受白话文运动“我手写我口”思想的影响，会觉得古人简直是自找麻烦，却不知白话变动极大，而文言却超级稳定，正因古代人语文分离，中国文化才能绵延不绝。今天我们读孔子时代的文献，凭借古人的注疏，几乎没有任何困难，但读《尚书》就会感到十分艰难，就是因为《尚书》记载了很多古时的口语，那些用法在后来逐渐消失了。同样的，用口语最多的元杂剧，今人读起来却是最难的。
雅言的语音严守平上去入四声，古人又由四声抽象出包括全部阴平、阳平声调的平声字和包括上声字、去声字、入声字的仄声字，把这一规律运用到诗文的创作中去，使得中国古代的诗文都具有可诵可吟的音乐特性。但宋元以后，北方很多地区入声字消失了，使得汉语只具有三个音调（阴平阳平都只是平声，是一个音调），显得单调很多。入声词发声急促有力，有学者认为是“汉语之骨”。如果请一位南方人和一位北方人，分别用家乡话念一下岳飞的《满江红》，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南方人念的更有力，更符合原词的感情特质。这就是因为原词用的是入声韵，只有念出这些入声字，才能充表现出词的声情。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当时通行的官话也还是有入声字的，民国以后的“老国语”，也保留了入声字，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可惜1920年以后，政府推行新国语，取消入声，人为造成与古代文化的割裂，从此以后，方言中没有入声字的北方地区的人，要学习古典诗文，就得付出比南方人多十倍不止的努力。从孔子开始，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读书人都通过诗教启蒙，学习中国文化，首先从学诗开始，但雅言消失后，“兴于诗”的传统再也难以恢复，这是中国文化躯体上斫深见骨的伤痕。
与雅言一道被消灭的还有正体字。正体字是汉文字成熟以后的超级稳定的文字系统，中国古典文献，绝大多数都是靠正体字记载下来的，说中国文化主要依靠正体字传承，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正体字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符合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原则，每一个字，不仅是记音的符号，更有强烈的教化意义。比如“仁义”的“仁”吧，它本来写作“上身下心”或简写作“忎”，是形容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与完成，改写作“仁”，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有“相亲爱”的意思，强调人不仅要自己完成，更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人，相亲相爱。儒家经典《中庸》有这样一番论述：“能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以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尽天地之性，能尽天地之性，则可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即与天地叁，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的意思。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就是“仁”的最完备的解释，这个字左边是亻，右边二划代表天地，正是与天地参的意思。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番道理在，体现出古代圣人造字的良苦用心。
正体字是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书写既不规范更不稳定，直到战国时期，各国文字都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规范。经秦始皇书同文的强力推动，汉字才算稳定规范下来。此后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汉字的变化只是在字体上，再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动。两千年来的传世文献，都是用正体字书写而成。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人们不但对雅言、文言恨之入骨，对承载了民族文化记忆的汉字也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头口号。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认为，文字是记录语音的符号，人类文字的发展都要经过由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过程，因此只有表音文字才是汉字发展的未来。这种见解是极其无知的。他们不懂得，凡是由一个民族原生的文字，一定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只有一个民族本无文化，被其他民族殖民，或者作为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的民族之后，才会造出表音文字。汉字是音、义兼表的文字，其蕴含的文化信息和教化功能举世无双，毁灭汉字以后，哪里还会再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哪里还会有中国人？要知中国人从来都是文化概念，而不是血统概念。
新文化派的另一种思想是彻底的实用主义。他们不懂得汉字背后的文化信息和教化功能，以为文字只要日常交流就可以了，推行汉字拼音化、以及为了拼音化的最终目标而首先推行简化字，都是为了这个缘故。实际上，《论语》里早就说过，“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是通过教化提升贩夫走卒辈的文化，还是迎合他们的文化认知水平，而把文化往下拉，这个答案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可惜历史却选择了一条让文化堕落的道路。从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推行之后，青年一代如非经过严格的训练，无法顺利阅读中国文化的传世经典，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愈来愈堕落无底线，中华文明不再有礼乐教化的文化优势，文怀沙、南怀瑾这样的不学无术之徒，横行一世，于丹、余秋雨这样的浅妄之徒，显荣一时，这就难怪如季羡林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要为故国文化招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