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言和正体字是中国文化的根

【看中国2013年08月18日讯】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辞世之前,在301医院对著名媒体人高晓岩先生说了四点意见:

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汉字起了巨大的作用。读古文必须读繁体字,中国文化的信息都在那里面;

二、汉字简化及拼音化是歧途,祖先用了几千年都没感到不方便,为何到我们手里就抛弃了?追求效率不是简化字的理由。越南文字拼音化之后,头戴帽子,脚穿鞋子,很滑稽。季先生着重谈到当年简化汉字时,把“皇后”的后与“以后”的“后”弄成一个字所带来的遗憾;

三、古文今译是毁灭中华文化的方式,必须读原文,加注释即可;

四、“振兴国学,必须从娃娃抓起。”老人特别指出,给成人讲的国学与给娃娃讲的应该不同,得用心思编教材。

四条意见,都与民族文化的传承、复兴有关,这位可敬的老人,不久辞世仙游,四条意见可以看作是季先生的临终托命之言,不容等闲视之。

中华文明是传承最久且惟一从未间断的古典文明。而所以如此,则是靠的雅言与正体字。所谓雅言,是指从夏朝开始,一脉传承直至清代前期的官话系统。中国从古即是一疆域辽阔、文化形态多样的国家,为了便于文化的传播与延续,不得不在极早的历史时期就规定统一的雅言,以便于交流。《论语》上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子是鲁国人,平时说话用的是当时的山东话,但讲课授《诗经》、《尚书》,以及行礼演礼之时,却必须用雅言,以体现对高雅文明的尊敬。而不用雅言所记的文献资料,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已感慨“搢绅先生难言”——有学问的先生也看不懂了。

雅言包括相对稳定的语音系统和超稳定的文言词汇语法方式。一样文化,既要能在空间上传播辽远,又希望它能在时间上延续恒久,就不能不采用雅言系统。各地方言土音,互难交通,但因为雅言的稳定性,保证了中国文化共同体不易分裂、破碎。汉代《说苑》一书记载,楚国的贵族鄂君子晳到越国公干,有舟人见而慕之,歌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木玄)泽予昌州(飠甚)州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晳召通译以楚语翻译过来,则是:“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说君兮君不知。”如果我们只看越人的原词,简直像天书一样无法辨识,因为那是古越语的记音,但读了译成雅言的诗作后,才知是一首非常优美的短歌,两千多年来,我们阅读起来也没有太大障碍。

雅言在日常使用中,采取的是语文分离的原则,即是说,平常说话和书之竹帛采取不一样的语法词汇系统,说话用白话,作文用文言。现代人受白话文运动“我手写我口”思想的影响,会觉得古人简直是自找麻烦,却不知白话变动极大,而文言却超级稳定,正因古代人语文分离,中国文化才能绵延不绝。今天我们读孔子时代的文献,凭借古人的注疏,几乎没有任何困难,但读《尚书》就会感到十分艰难,就是因为《尚书》记载了很多古时的口语,那些用法在后来逐渐消失了。同样的,用口语最多的元杂剧,今人读起来却是最难的。

雅言的语音严守平上去入四声,古人又由四声抽象出包括全部阴平、阳平声调的平声字和包括上声字、去声字、入声字的仄声字,把这一规律运用到诗文的创作中去,使得中国古代的诗文都具有可诵可吟的音乐特性。但宋元以后,北方很多地区入声字消失了,使得汉语只具有三个音调(阴平阳平都只是平声,是一个音调),显得单调很多。入声词发声急促有力,有学者认为是“汉语之骨”。如果请一位南方人和一位北方人,分别用家乡话念一下岳飞的《满江红》,很明显可以感觉到,南方人念的更有力,更符合原词的感情特质。这就是因为原词用的是入声韵,只有念出这些入声字,才能充表现出词的声情。一直到清代雍正年间,当时通行的官话也还是有入声字的,民国以后的“老国语”,也保留了入声字,这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尊重,保证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可惜1920年以后,政府推行新国语,取消入声,人为造成与古代文化的割裂,从此以后,方言中没有入声字的北方地区的人,要学习古典诗文,就得付出比南方人多十倍不止的努力。从孔子开始,两千多年来,中国古代读书人都通过诗教启蒙,学习中国文化,首先从学诗开始,但雅言消失后,“兴于诗”的传统再也难以恢复,这是中国文化躯体上斫深见骨的伤痕。

与雅言一道被消灭的还有正体字。正体字是汉文字成熟以后的超级稳定的文字系统,中国古典文献,绝大多数都是靠正体字记载下来的,说中国文化主要依靠正体字传承,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正体字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符合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的六书原则,每一个字,不仅是记音的符号,更有强烈的教化意义。比如“仁义”的“仁”吧,它本来写作“上身下心”或简写作“忎”,是形容人身心的全面发展与完成,改写作“仁”,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就有“相亲爱”的意思,强调人不仅要自己完成,更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人,相亲相爱。儒家经典《中庸》有这样一番论述:“能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以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尽天地之性,能尽天地之性,则可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即与天地叁,人与天地并称为三才的意思。人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就是“仁”的最完备的解释,这个字左边是亻,右边二划代表天地,正是与天地参的意思。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番道理在,体现出古代圣人造字的良苦用心。

正体字是从甲骨文到金文、大篆、小篆一步步发展而来的,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汉字书写既不规范更不稳定,直到战国时期,各国文字都各行其是,缺乏统一的规范。经秦始皇书同文的强力推动,汉字才算稳定规范下来。此后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隶书,汉字的变化只是在字体上,再也没有根本性的变动。两千年来的传世文献,都是用正体字书写而成。但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民族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人们不但对雅言、文言恨之入骨,对承载了民族文化记忆的汉字也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过头口号。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认为,文字是记录语音的符号,人类文字的发展都要经过由象形到表意再到表音的过程,因此只有表音文字才是汉字发展的未来。这种见解是极其无知的。他们不懂得,凡是由一个民族原生的文字,一定是象形的或者表意的,只有一个民族本无文化,被其他民族殖民,或者作为野蛮民族征服文明的民族之后,才会造出表音文字。汉字是音、义兼表的文字,其蕴含的文化信息和教化功能举世无双,毁灭汉字以后,哪里还会再有中国文化?没有中国文化,哪里还会有中国人?要知中国人从来都是文化概念,而不是血统概念。

新文化派的另一种思想是彻底的实用主义。他们不懂得汉字背后的文化信息和教化功能,以为文字只要日常交流就可以了,推行汉字拼音化、以及为了拼音化的最终目标而首先推行简化字,都是为了这个缘故。实际上,《论语》里早就说过,“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是通过教化提升贩夫走卒辈的文化,还是迎合他们的文化认知水平,而把文化往下拉,这个答案本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可惜历史却选择了一条让文化堕落的道路。从白话文运动和简化字推行之后,青年一代如非经过严格的训练,无法顺利阅读中国文化的传世经典,整个社会的文化也愈来愈堕落无底线,中华文明不再有礼乐教化的文化优势,文怀沙、南怀瑾这样的不学无术之徒,横行一世,于丹、余秋雨这样的浅妄之徒,显荣一时,这就难怪如季羡林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要为故国文化招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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