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蜀文字的迷宫里遨游(组图)

【看中国2013年08月17日讯】

本期嘉宾

冯广宏,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1931年生于南京,南京政治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退休前为四川省水利研究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编《四川水利》期刊。编著有《砌石拱坝建设》、《都江堰创建史》、《成都府南两河史话》、《岷江志》、《沱江志》等。冯广宏先生对巴蜀文字的研究成果颇丰,最著名的是《巴蜀文字的期待》十篇,是迄今为止巴蜀文字研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

主持人语

巴蜀图语又称巴蜀符号或巴蜀图形文字,流行于开明王朝时期,被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巴蜀图语在中华民族文字起源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解读对了解古巴蜀文化有着决定性作用,更是揭开三星堆七大千古之谜的锁钥。目前关于巴蜀图语大致有3种说法: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冯广宏认为:巴蜀图语就是巴蜀文字雏形,岣嵝碑文可能就是巴蜀文字的遗存。也有人认为巴蜀图语是古彝文。

                      
                                 战国虎纹铜戈                                    

采访手记

在古希腊神话里,阿里阿德涅是希腊神话中米诺斯国王的女儿,她赠给英雄忒修斯一个金线团,使他终于走出米诺斯迷宫。而根据考古发掘,在米诺斯王死去后不久,克里特文明便毁灭于厚厚的火山灰之下。这一情形颇有些类似我们脚下的古蜀文明。帮助忒修斯走出迷宫的,与其说是爱情的赠与,不如说是西方实践理性的起源。当我们面对远古巴蜀文字的庞大迷宫,那根“阿里阿德涅金线”是否能够被人们所发现呢?巴蜀史专家冯广宏先生以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似乎为我们找到了一些答案。

秋季的一个上午,记者来到冯广宏先生的家。年届八旬的冯先生耳聪目明,思维清晰,颇有仁者风范,他一口气讲述了3个多小时而毫无倦意,把我带入到一个瑰丽而神奇的远古文字世界。我问冯老师的养生之道,他笑笑说:“我幼年身体极差,在南京一中读书期间得了伤寒病,骨瘦如柴。后来跟一位道家师傅学习内功,身体、头脑真是获益匪浅。平时连感冒也很少光顾我,时间都花在研究、读书上了……”他摊开身边的几张青铜器拓片,经他指点,我看到了一些天书般的图语。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些图案和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学者推测为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学者把这些图案、戈文、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这些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的图语,成为探索古蜀文明的“探井”。

冯广宏指出,历史必须铭记考古学家卫聚贤先生。抗日战争期间,成都西北桥附近白马寺坛君庙因为修建砖瓦厂,出土了一批铜兵器和垒、壶、锌于等,相继落入古董商手中。卫聚贤在成都古董摊上陆续发现了这些造型奇特的东西,他收购了很多,再加上从一些考古现场的获得,他敏锐地觉得,这不是偶然的,更非赝品。这些文物诉说着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的故事,这将彻底扭转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古代巴蜀乃蛮荒之地的认识。1941年,卫聚贤在他主办的《说文月刊》上,分两期发表了题为《巴蜀文化》一文,用大量照片、拓片记述了璀璨的巴蜀文化,其中也混进了一些赝品。尽管是用土纸印刷的杂志,但这不但在历史上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而且第一次将“巴蜀图语”的实物正式刊布。卫聚贤认为春秋之前,蜀人即有自己的“图饰”,春秋战国时期,蜀人开始仿写中原文字。尽管他未确定这就是古蜀国的“文字”,但此说一出即引起轰动,于右任支持此说,但他以为是夏朝的文字;而当时很多学者比如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等持怀疑态度。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先生把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图命名为“巴蜀图语”,指出这是“用图像表达语义”的语言。此语一出,获得共识,遂成定论。

冯老师颇有感慨:“我以前的工作一直与水打交道,现在我是在古蜀文字迷宫里遨游。耗费很多心力才解决了一点点问题,可惜资料太少了。实事求是地说,那根‘阿里阿德涅金线’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找到,但学术的薪火绵延而下,也许就构成了那根‘金线’。”

                     

                                         巴蜀文字

实录

巴蜀文字是“表意文字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是著名的水利专家,为什么开始研究巴蜀文字?

冯广宏(以下简称冯):我在研究四川水利的过程中,尤其是1975年开始介入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历史研究后,我逐渐发现,即使研究四川的水利,如果对巴蜀古代史不清楚,恐怕很难有心得。研究巴蜀古代史,巴蜀图语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而在那个时代,巴蜀文字的概念鲜为人知,几乎谈不上什么研究。我后来才看到,蒙文通先生在一些文章里提及了一些相关文字,直到1979年童恩正《古代的巴蜀》一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专门列有一个两千余字的章节,以《巴蜀的文字》为题明确讲到这个问题。

记:那时你接触到一些什么相关材料?

冯:我在“文革”期间就认识考古学家王家祐先生,他在1950年就进入考古队了,是四川考古学界的元老级人物。接触一多,彼此相知,就无话不谈了。他也是道家,我有一个道名叫冯理玄,一排字辈,他比我低,我们开起玩笑来,他就喊我为师叔。

1954年以后,四川地区接连有印章出土,这些印章多为方形和圆形,上面雕刻着文字一样的符号,它们似乎兼有巴蜀图语与巴蜀戈文的特征,考古界称之为巴蜀印章。王家祐知道我在搜集有关巴蜀图语的资料,他给我找了很多拓片。一次在王家祐家里我们谈兴正浓,他猛然想起20世纪70年代省考古所油印出版了由刘瑛编绘的《巴蜀铜器纹饰图录》一书,他东翻西找,最后从床底下找出了这本宝贝送给我。

记:这部书很重要吗?

冯:当然很重要。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发挥她便于收集的条件和善于画图的特长,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录》油印本,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刊登在《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上,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资料之一。略有遗憾的是,正式出版物反而不及油印本好,这在于油印本的绘图比较大,可以仔细分别图饰,正式出版社图太小,许多细微特征反而模糊了。

最初发现的巴蜀文字多集中在各类兵器上。出现较多的是一些图像文字;而少量方块文字则仅存于若干长胡戈上。《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指出:巴蜀地区东起巫山、万县,西至芦山、石棉,北抵广元,南达犍为、宜宾,皆有巴蜀兵器出土;尤以成都附近各县出土为多。时代上起商周,下至西汉。从考古角度看,这些兵器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点。

记:巴蜀文字的特点是什么?有无系统?

冯:1979年童恩正先生正确指出:“巴蜀境内,有中原文字的流行,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在春秋战国时代,本地还有另一种文字,这可能是巴蜀两族自己的创造。”他观察了独柏树戈和新田戈后,认为时代当属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从文字的结构来考察,这种文字是方块字而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与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而且还经历了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完全脱离了原始的象形阶段。”这段早期的论述,奠定了巴蜀文字研究的基础。

1991年学者段渝对巴蜀方块字作了深入的探讨。他同意恩正“表意文字”的论断,并认为那是一种相当进步的表意文字。其在字形笔画构成的总体水平上,基本达到直笔化和线条化,比直观的象形字前进了一大步。巴蜀方块字的行款,为从上到下直行排列,与古汉语行款大体一致。从戈文的分布地域来看,不仅是蜀地、巴地,连湘西山地也有发现,这充分说明它是一种通行的文字。这些方块字不能运用古汉字的规律予以解读,是不同于汉字的另一种古文字系统。巴蜀文字无疑是蜀人发明创造的成果,巴人正是借用蜀人的古文字,而不是相反。

从“二王并立”看蜀国文化

记:通过多年研究,你提出的“氏”字来源于巴蜀文字,依据是什么?

冯:言为心声。目前大量巴蜀器物上刻写的文字,绝大多数是开明王朝的产物。通过那些巴蜀文字的解读,能够使两三千年后的人们,略略了解当时蜀人的思想观念。

汉字也有借用巴蜀语言的情况。有一天我翻看《说文解字》,看到“氏”字,许慎的解释是,蜀人用“氏”字形容山上的石头将要裂开但还没有坠落的状态。不过,这种说法历来被学者视为谬误。

我是从事水文研究的,我比较熟悉地层结构,我联想到四川砂岩与页岩相互层垒的地理现象。我觉得“氏”在甲骨文中的写法像一个凹有山洞的山坡,即四川人俗称的“凹崖腔”,山坡由砂岩和页岩构成,由于四川盆地独特的气候,较软的页岩很快被风化成山洞,上面砂岩因为压力过大便很容易坠落,经常伤到过往的行人,巴蜀人便根据山坡的形状绘成“氏”字的形状,以提醒行人。

所以,《说文》云:巴蜀名山岸胁之旁著欲堕者曰氏。氏崩,声闻数百里。这个氏字只有巴蜀人才造得出来,尽管在古汉语中“氏”字与危岩丝毫无关。我提出这个看法后,偶然在蒙文通文集里看到早就有类似的见解,欣喜与我们的不谋而合,但就此我就改口了——这不是我的发现,而是蒙文通先生的洞见。

记:你的解释十分精彩。你在巴蜀印章里还有什么发现?

冯: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汉字已经从中原传到了巴蜀,和巴蜀图语一起,成为重要的流通工具,并且出现了交叉使用的情况。

比如在“二王并立”的图章里,我们可以推测望帝、丛帝的情况。最典型的是印章中众多的“王”字。“王”字上面两横靠拢,下面一横拉得较开,具有汉字特征。最令人瞩目的是:巴蜀印章上往往有两个“王”字并列。我们知道,在孔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观念影响下,“二王并立”理念是不可想象的。我以为,这一奇特现象意在宣示杜宇和开明两个王朝并立,用以昭示仁义之心。新都马家场蜀王墓出土的开明王玺、印文中有两个并立的图像,也是同义。两朝政权和平过渡,宣传延续了很久,直到后来郫县望丛祠二帝陵墓相邻,都是“二王”现象的持续效应。

另一件有力的旁证,是1980年新都马家乡二大队三队战国木椁墓出土的铜方印,研究者认为它可能就是某代开明蜀王的大印。印文上半部中心是开明族徽;下半部有两人携手的图像,相携的两手化为刻有三星图案的玉版。在印中携手的这两人,应当就是二王,象征着杜宇、鳖灵权力的和平交替。

记:古蜀人对“仁”字有着独特理解。

冯:对!20世纪50年代巴县出土了3件长方印,两件印文为汉字“中仁”,我据此认为另一件两个巴蜀文字亦应为同样的字。你看,巴蜀文字里的“忠”,像不像内脏围绕着心脏?而判断为“仁”字的正是两个相向的人形。二人向左并列者为“从”,向右并列者为“比”,相背者为“北”,二人颠倒者为“化”。在巴蜀文字中,人形写作圆圈带尾的蝌蚪形,正以二人相对之形来写“仁”字。巴蜀文字“仁”字不仅写在漆器上,铜印上更是屡见不鲜。开明王朝写这个字的目的,并非接受儒家仁义学说。由此可见,如果真正研究本土文化,这样的事例是很值得深思的。

巴蜀文字消失与秦朝“书同文”制度,学者任乃强等人认为道教秘符里含有一些巴蜀文字,这很值得研究。

不容乐观的景况

记:目前大体有多少巴蜀文字?有多少人在从事研究?

冯: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来看,大体有300个字、符。学者们大体辨认出31个,其中不少还含有臆测成分。

李学勤先生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他指出:“巴蜀文字甲”里的文字符号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常见的、重复出现的,比较简化,可各自独立,可能用以表音;另一种不常见的,比较复杂而象形,如动物、植物或人形,可能用以表意。这些观点很好,但也还有待考证和检验。

我深深感到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还是太少。至今没有召开过一次大型学术会议,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我建议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机构,及时公布相关文字资料以供研究。所谓重视本土文化研究,现在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不加以重视,真有点拿着金饭碗去讨饭的意味。

本文留言

作者蒋蓝相关文章


近期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