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3年07月12日讯】8世纪的沙龙一般被视为思想交流的场所。在1750年以前,很多沙龙以拥有哲人(philosophe,他们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持有一点自由思想的文人)而自豪。在18世纪前半叶,沙龙一般是上流社会和文学界的场所,讨论的是思想和趣味问题,并不涉及社会生活和政治,不过也有人认为沙龙文化太造作。
伏尔泰在葛芙琳夫人的沙龙中朗诵法文版“赵氏孤儿”
沙龙像当时的咖啡馆、俱乐部(出现得较晚)和共济会一样,是一种社交场域,它对新思想的传播,对政治批判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各个沙龙之间可能存在竞争,而且不是所有沙龙主人都是启蒙运动热情的支持者。卡斯特兰夫人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和君主主义者,但不妨碍她的沙龙里接待狄德罗和孔多塞等人。在当时,名流哲人是各个沙龙之所以有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当富兰克林在巴黎时,所有知名的沙龙都以邀请他出席为荣。
在18世纪60年代之前,宗教方面的话题较为流行,但此后政治话题比较热;不过文学艺术品位方面的探讨始终存在,往往跟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不少大贵族的沙龙是很出名的政治沙龙,客人最多的是拉罗什福柯、昂维尔公爵夫人、博沃夫人和卡斯特兰伯爵的沙龙。沙龙是个小团体,存在派别斗争,有时也许涉及思想矛盾和舆论的分化。例如,参加若弗兰夫人的沙龙的人,肯定不会去德芳夫人的沙龙;而在莱斯皮纳斯小姐家聚会的人,也不会经常光顾德芳夫人的沙龙。沙龙活动对文化生活的影响,最主要的是发展出一种交谈艺术,一种得体的仪态和风度。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文化生活太过做作。
人们关于法国文化中的所有消极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根据:虚荣自负、矫揉造作、轻佻放纵,等等。从社会背景而言,沙龙文化的兴起跟一个悠闲无聊的贵族阶层的产生直接相关。整个凡尔赛就是一个大沙龙,那些百无聊赖的镀金贵族奴仆以精致的思想娱乐来打发时光,而沙龙的社交便是最好的方式。进入沙龙的宾客都应言辞优雅、举止得体,这被视为品位的标志;即使是那些并不见得光彩的欲望,也要以高雅的字眼、委婉的措辞包裹起来。风流韵事以半遮半掩的话语表达出来显得更撩人,更有品位。
在沙龙里,男人最不关心的人是自己的妻子,反过来也一样。日常生活也是一样,“不生活在一起是种优雅的风度”,双方都完全容忍对方全身心地投入社交。沙龙中的用词是非常考究的。这方面的标准,据说通常是由某位贵妇人制定的。在大革命前夕,卢森堡夫人若要谴责某个人用词不当,就足以将此人打入“另类”,因为良好得体的用语始终是体面举止的关键。
这种社交文化导致的后果是,沙龙完全成了一个人工的世界:人造和干涩,这就是社交生活的两大特征,这种生活越是完美,这两个特征越是明显,它们之所以被推向极端,是因为社交生活之考究已臻极致。首先是自然性被排斥,一切都是改造过的、雕琢过的,从装饰、服装、仪态、声调、话语、观念到情感,莫不如此。“行走、就坐、招呼、收手套、拿叉子、献物品的方式,乃至一个完整的模拟动作,都要花上个小时去教孩子,好让孩子养成习惯,让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的第二本能,在旧时代社交界的男女名流之中,这种成规十分重要,今天的演员即使努力钻研也很难再现出来”。沙龙里虽然在谈论文学艺术,但它的效果简直是在扼杀文学艺术,它让法语变得苍白空洞,让文风变得做作干瘪。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卢梭这样的人无法融入这样的社交世界,他是最著名的“另类”,因为他向往的自然、真诚和孤独感,全都是沙龙要扼杀或反对的;他把“艺术”斥责为自由情操的枷锁和人的欲望的增值,对于沙龙世界倒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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