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俄罗斯的“休克疗法”(组图)

导语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现严重经济衰退。在总结原因时,有分析者认为,“休克疗法”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也是造就俄罗斯金融寡头横行的元凶;由此,许多人得出推论:激进改革将会使社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休克疗法”果真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

俄罗斯为何选择“休克疗法”

80年代戈尔巴乔夫实行渐进式改革提振经济失败,人们对渐进改革失去耐心

80年代初期,苏联的经济增长乏力,1980年到1985年GNP增长率一直在2%左右,戈尔巴乔夫为了提振经济实施了一系列渐进改革,可是他对经济计划抱有希望和眷恋,不愿放弃计划经济,只是希望在计划的框架内发挥市场的力量,亦即实行所谓“计划的市场经济”。

然而,戈氏渐进式改革收效甚微。1988至1989年之间,相比80年代初期,苏联的经济更加恶化了。面对经济衰退的苍白现实,精英阶层不再买戈尔巴乔夫的账,转而鼓吹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化。


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

1987年,一名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经济学家发表一封信,公开挑战计划经济体制。她主张,世界经济经验表明只有一种市场机制能够带来繁荣,计划不可能和市场体制结合在一起。一开始,这些异端之言并不为人接受,但是两年后被经济学家们一致接受了。到了1990年,许多经济学家在媒体公开发声,称国有企业是苏联经济困难的根源,私有企业比公有企业更有优势,在知识分子的布道之下,公众开始接受,私有所有者才会自己有效地管理企业。在8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将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公司的呼声此起彼落。

乏力的经济增长已逐渐消磨人民对渐进改革的耐心,激进改革的声音日益高涨,甚至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相信“改革应该更激进一点。”当然,他对激进的改革依然犹豫不决:“他们想孤注一掷,让所有的一切都向明天开放,把市场引进到一切地方,让我们搞自由企业,给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私有制开绿灯……我不能支持这种观点。”。

90年代初经济濒临崩溃,叶利钦推行“休克疗法”并获人民代表大会一边倒支持

1990年至1991年,苏联的经济已经到崩溃边缘,GNP从1990年下降了2.4%,1991年则下降了13%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在1990年急剧下降了21%,在1991年估计下降了25%,政府预算赤字持续上升,通胀膨胀亦失去了控制。戈尔巴乔的经济改革已经无力回天了。

1991年莫斯科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状况

经济濒临崩溃,戈氏渐进改革的失败,人们对私有化、市场经济的呼唤之声愈发高涨,激进改革的思潮在苏联完全占了上风。1991年8月政变后,叶利钦终于掌权,他批评戈氏的渐进改革,指出苏联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改革,零打碎敲、修修补补,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结果断送了苏联的前程。俄罗斯要避免重蹈覆辙,应该大刀阔斧,进行深刻变革。

1991年秋,在经济学家盖达尔的协助下,叶利钦提出一系列“休克疗法”对经济进行改革,他要求到年底放开一切价格,把工厂和土地私有化,大量削减政府支出,实行强硬的货币政策,强调了尽快采取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叶利钦许诺,这些大胆的新政策很快就能见效。他说:

“向市场价格作一次转变,是一项严峻的、强制性的、必要的措施……在最近大约六个月的时间里,谁都会发现生活更艰难些。到1992年秋,正如我早就(1991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许诺过的,经济将趋于稳定,人民的生活将逐步好转。”

叶利钦的一些支持者也许对休克疗法如何才能有效运行抱有怀疑,但它却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和权威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度评价,人们认为,西方经济学家最了解资本主义,也最了解如何去建设它。因而,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抛开了原有的一切疑虑,以876票对16票这种一边倒的票数通过了叶利钦的经济计划,同时投票赞成他享有执行经济改革的立法权。尽管有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后来抱怨说,打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旗号的西方势力把休克疗法强加给了俄罗斯,但实际上在当时人民对叶利钦的激进改革措施是普遍接受的。1991年底,苏联解体,苏共下台,俄罗斯联邦独立,叶利钦大权在握,“休克疗法”为模式的改革便在俄罗斯联邦全面铺开。

“休克疗法”失败了么?

“休克疗法”实施后,俄罗斯经济出现衰退,通货膨胀严重,民众收入下降

“休克疗法”包含几个重要措施,1、解除价格管制,实行价格自由化,2、减少政府支出以达到预算平衡,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降低通货膨胀3、国营企业私有化、4、实行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

在实施休克疗法后,似乎并不如叶利钦所许诺的“经济将趋于稳定,人民的生活将逐步好转”,俄罗斯经历了长达四年严重的经济衰退,直到1995年底仍没有结束。四年间,俄罗斯经济衰退达到了40%。休克疗法也没有控制好通货膨胀,到1995年底,消费品价格与1991年底相比上涨了1411倍,与1990年底相比上涨了3668倍。1991年在莫斯科乘一次地铁只需要花5戈比(0.05卢布),到了1995年则涨到400卢布。此外,人民的实际收入也出现下降,到1995年初,俄罗斯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下降了一半以上,很多人节衣缩食来维持生活。此外,俄罗斯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反映“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289上升到1999年的0.394,给俄罗斯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很大危害。

但经济衰退是转型常见的“阵痛”,“休克疗法”是否造成经济衰退存在争议

就事论事地看,从短期看,俄罗斯实行“休克疗法”效果并不好。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关系,直到现在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学者指出(金雁、秦晖等),与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相比,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既不坚决也不彻底,但是俄国的经济衰退却比前者严重得多,而美国学者科兹则指出因为叶利钦的独裁,“休克疗法”实际上持续运行了四年之久,是经济衰退的元凶。可见,究竟俄罗斯经济困难的原因是实施了“休克疗法”,还是“休克疗法”不彻底、半途而废,目前依然有颇大的争议。


俄罗斯真实工资和退休金变化趋势(1991-1995)

此外,还有像白俄罗斯这样的独联体国家,对“休克疗法”抱有强烈的抵触,结果其经济困境比俄罗斯还严重。总之,不管是否采行“休克疗法”、实施的力度如何,苏联东欧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大力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这或许可以说明,“休克疗法”与经济衰退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据一些经济学家分析,1991年至1995年间,独联体各国的经济滑坡幅度中约有50%以上是以前的统一经济空间瓦解的后果。

而且“阵痛”过后,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经济逐渐复苏,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

评价一项重大的改革,不能孤立地看,短期地看。那么,从长远来看,这次“休克疗法”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呢?

如今的俄罗斯经济,总体上看,尽管还有种种问题,但经过了1993年到1998年五年的低迷后,从1999年开始复苏,俄罗斯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经济已趋于稳定。2000年至2006年之间,俄罗斯GDP平均增长率大概在6.7%左右,通货膨胀亦逐渐得到控制。2006年俄罗斯人均GDP达到4000美圆以上,医疗几乎免费,中小学上学免费还免费提供午餐,60岁以上无论工人农民都享受养老保险衣食无忧,实行个人12%、企业25%单一无累进税制,政府机构大量精简,国家财政1/4用于教育、医疗、养老和社会救济。2007年年初,俄罗斯财政部长宣布,计划用3年时间,把俄罗斯全民人均收入在2006年基础上增加50%。到2007年,俄罗斯国民经济已经连续第8个年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

如今,俄罗斯人在最近10多年里第一次重新感觉到“终于松了一口气”。根据俄罗斯民意调查机构的询问结果,70%以上的接受询问者认为近年国家形势好转,生活水平明显提高,“明天会更好”取代了过去多年来一直压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感和担忧感。当然,这不能说是由于俄罗斯实行了“休克疗法”才有经济复苏,但至少说明,那种认为激进改革会让社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休克疗法”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看法值得商榷,金融寡头并非私有化造成,而是民主不足

目前抨击“休克疗法”的一个火力点集中在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上。其中最流行的说法便是“休克疗法”对国有资产进行“证券私有化”造成了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在私有化一开始的时候,俄罗斯政府内部就有“卖还是分”的争论,尤其是在1992-1993年间通货膨胀剧烈,赤字严重的情况下,“主买派”力主大幅升高国有资产价值,以便通过“改分为卖”来增加国库收入,舒缓财政困难。通货膨胀,货币急剧贬值,国有资产价值估计不准,致使私有化证券长期有价无市,在不稳定气氛下人们也没有持券信心,因此尽管俄政府一再号召公众慎用证券,许多人还是为一瓶酒之类的代价便出让了自己的一份。

更重要的是,苏联时期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对证券私有化的抵制,“内部人”要求关门分肥直接以权力攫取公共资产,而不想通过什么私有化证券的交易与集中这类费时费力的方式来实现这一点。正因为这样,才一方面导致私有化证券不值钱,另一方面导致国有资产的主体成分根本没有被私有化证券“化”掉,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形成了寡头资本。于是在证券私有化结束时,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绝大部分股权控制在“内部人”手里,外部的持券公民,实际拥有的产权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据俄罗斯政府调查,1994年这些企业有65%的股权为内部人所掌握,13%仍在国家手里,而外部的自然人与法人总共只控股21%,其中,投资基金所占份额到1995年也只有6%,次年更降至5%。

实际上在私有化过程中,许多企业并没有私有掉而是被内部瓜分了

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当代俄罗斯寡头是由苏联时期的权贵阶层或官僚阶层演变而来的,现在的寡头垄断脱胎于过去的国家垄断,寡头制源于过去的集权制。俄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所副所长西蒙尼亚更指出:所谓金融寡头不是一般的官僚资本,而是“官僚国家资本主义”。在这种情形中,“官员并不非法占有国营企业的资本,而是在国营部门内部非法利用所有这一切”。他们“用各种形式上合法而事实上违法的方式把私人利益和国企活动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控制”。而俄国学者巴弗连科更认为:“金融官僚资本并非私有制,而是由私人管理的国家所有制”。换言之,寡头资本与其说是被不公平地私有化了的原国有资本,不如说是在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国家资本,这些资本由于国家的民主程度不够而被官僚控制并用以谋私。可见,形成寡头的必要条件并非私有化过度,而是民主不足。

参考资料:《十年沧桑》,金雁、秦晖;《来自上层的革命》,科兹、维尔;等等

结语

不论是激进还是渐进,都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与方式。人们对激进过渡方式所产生的问题容易看得比较清楚,如经济衰退,通胀失控,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等等。以此来否定激进改革或者说渐进比激进更可取,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客观的,因为渐进改革容易把问题掩盖起来,改革过程也有诸如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而且搞不好或许还会使问题积重难返,导致改革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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