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成了中国文化的代用词(组图)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汉朝文化-汉代文化的特点
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都使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它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汉高祖刘邦出生至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它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一）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丰邑原为宋国属地，后曾在此设都（故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
（二）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
（三）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
（四）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
（五）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且受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
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来自百族，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
汉朝文化-服饰文化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１３８）、元狩四年（公元前１１９），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２０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汉朝文化-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莲（即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１９６０年河南密县发现汉墓有大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汉朝文化-两汉文学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４００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
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今人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汉朝文化-两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
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总之，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因而也就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辉典范，其功绩之大、影响之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今后仍将会对中国、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