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汉”成了中国文化的代用词(组图)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继短暂的秦朝之后出现的朝代,分为“西汉”(前202年—8年)与“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两个历史时期,后世史学家亦称两汉。

西汉为汉高祖刘邦所建立,建都长安;东汉为汉光武帝刘秀所建立,建都洛阳。其间曾有王莽篡汉自立的短暂新朝(公元8年-公元23年)。另外,部分学者亦将蜀汉列入汉朝的延续而将其归入汉朝的一部分,如此汉朝灭亡则是在263年,但大部分说法均将由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归入三国史中。

                      

汉朝文化-汉代文化的特点

两汉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都使东西方的现代文明人士崇拜和羡慕。但是两汉文化的形成较之中国上古时代文化的形成是起步比较晚的,它的形成基础则是以华夏文化为核心,从西部到中原,在汲取了华夏八方百族的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自汉高祖刘邦出生至汉朝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北方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这些文化的产生与形成都是与其所处的地域及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的,它代表着地方文化的区域特色。

(一)荆楚文化:是汉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最基础的文化类型之一。它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是当时刘邦诞育地区的本土文化。丰邑原为宋国属地,后曾在此设都(故丰县有“汉高故里,古宋遗风”之称)。

(二)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其地域是以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这一地区主要从事于农业和蚕丝织业,并因临海而富于鱼盐之利,故而形成了这一地域的文化和习俗特征。“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乡人者,大国之风也”;“而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

对刘邦而言,荆楚文化、齐鲁文化都是烂熟于心的,推崇与否都是因时势而定的,表面上的好恶并不代表着文化层次的厚薄。确切地说,汉文化的很大成份来源于齐鲁文化,即儒学文化。

(三)中原文化:即华夏文化。这种文化主要产生于黄河的中游地区,在这一地区有着突出的较文明的农耕文化,而且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均较为发达,成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摇篮。

(四)关中文化:即三秦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产生和形成于黄河上游以及渭水流域,这里膏壤千里,以田为上好稼穑,多大贾,农耕文化形成较早。

(五)北方文化:亦即燕赵文化。这种文化观念主要产生于北部的海河流域,包括春秋时期的赵国、中山国、燕国以及以北的地区。这一区域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相同之处,且受塞外匈奴的游牧文化的影响,显得更加雄浑粗犷,奔驰豪放。


除了上述五种文化主体之外,还有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越族亚文化等,都曾对汉文化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同时更多的则是受后来汉文化的影响,形成了全国一统的“大一统汉文化”。汉朝建立前,中国广大地区所存在的文化差异,极大地限制了区域交流和各项事业的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李斯等人的倡导下,虽然对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文化现状进行了改革,但这项工作并非像战争那样在一朝一夕之间就能够改变,而是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潜移默化才能够使八方文化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互相渗透,最终凝聚成中华民族的文化――汉文化。汉字、汉语、汉文化来自百族,又影响八方,对中华民族的巩固和发展产生了千年不衰的深远影响。

                              

汉朝文化-服饰文化

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汉朝文化-饮食文化

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莲(即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县发现汉墓有大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汉朝文化-两汉文学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西汉初至东汉末大约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文人创作和民间歌谣,以两汉乐府和东汉末年的文人五言诗成就最高。汉代诗歌是在《诗经》《楚辞》和秦、汉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致经历了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创作、从乐府歌辞到文人徒诗即“古诗”、从四言体到五言体、从骚体到七言体、从叙事诗到抒情诗的发展过程。汉武帝时期,正式建立乐府官署,由精通音乐的李延年充任协律都尉,负责制定乐谱和训练乐员,同时大规模地搜集民歌配乐演唱。乐府官署的设置,使汉代民歌得以大量保存,在汉代文人诗坛特别冷落的情况下放射出异常绚烂的光彩,从而形成了中国诗歌史上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第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其中有些诗揭露了官僚贵族的豪奢与残暴,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展现了汉代社会尖锐的阶级对立,传达出被压迫人民愤怒反抗的呼声。如《相逢行》《妇病行》《东门行》等;有些诗反映了战争和徭役带给人民的痛苦和灾难,如《十五从军征》《战城南》《饮马长城窟》《古歌》等;有些诗反映了青年男女的爱情和弃妇的痛苦哀怨,如《上邪》《有所思》《上山采蘼芜》《白头吟》《怨歌行》《孔雀东南飞》等;还有些诗反映了社会动乱给
人们带来的不幸,如《枯鱼过河泣》《乌生》等等。在艺术上,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叙事的形式,具有较强的故事性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如《孤儿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语言朴实凝练,不事雕琢,如《江南》;句式上灵活多样,有四言、杂言,而其最大贡献是开创并完成了五言诗的形式,不仅影响到东汉文人五言诗的创作,而且直接为建安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与汉乐府民歌比较,汉代文人写诗的很少。西汉文人诗主要有以刘邦《大风歌》为代表的楚歌,传统典雅的四言诗以韦孟《讽谏诗》等为代表。直到东汉时期,在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才开始出现。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其后文人五言诗如雨后春笋,如张衡的《同声歌》、秦嘉的《赠妇诗》、赵壹的《刺世疾邪诗》等。其中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最高成就的,是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大都是些失意文人,诗中所抒发的大都是他们失志伤时、离愁别怨及人生无常的忧愤情绪,在艺术上达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因此在民间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早期文人五言诗的典范。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称誉它为“五言之冠冕”,给予极高的评价。

汉乐府民歌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和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汉代文人诗主要保存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及南朝梁萧统《文选》、南朝陈徐陵《玉台新咏》中。今人逯钦立辑有《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汉朝文化-两汉文化对中华民族的重大影响

由汉高祖刘邦奠基而发展起来的两汉文化,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无论对中国、对世界都曾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两汉文化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它所形成的影响则渗透到中华民族发展的方方面面。

总之,博大精深、浩瀚无垠的两汉文化是一个集萃八方百族文化的整体。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是融合和汲取了各种类型文化精髓的“大一统”文化,因而也就显示出十分的广泛性和适用性。它既具有各民族文化的基本共性,又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鲜明性,是使民族统一、国家统一、多元文化走向一元文化的光辉典范,其功绩之大、影响之深是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因此,作为华夏民族“核心文化”的两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它凝聚着中华民族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斗争精神,今后仍将会对中国、对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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