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老鼠改变了一对年轻夫妇的生活(网络图片)
出于怜悯,作者将一条垂死的初生老鼠捡回了家。结果,小家伙竟使作者的生活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真实而感人的故事,曾被CNN等多家媒体转载。
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倒在一条小巷子里,闭着眼,浑身湿透,显然快要活不成了。它挣扎着站起来,接着身体朝一边歪了过去,然后再次倒下。我们观察了它一会儿,惊呆了。我们不能就这么任它死去,于是把它捡起来带回了家。
我们轻轻地将它放在厨房的白色灶台上。经历了外面的苦雨和黑夜之后,明亮安静的厨房感觉像是个手术室。我的未婚夫科林把它放进了一个知更鸟蛋蓝色的蒂芙尼盒子里。我们管它叫蒂芙尼,后来又叫它蒂芙尼先生——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叫它T先生。那天晚上,当我躺在卧室以逃避这小生灵劫数难逃的死讯时,科林每隔一个小时就给它喂几滴牛奶和功能饮料。
它是一只巷鼠,刚出生几天。它降生在我们香港住所旁的一条肮脏小巷里,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也许是污秽和疾病的化身。可在我们看来,它却是一条脆弱而充满未知的生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们发现它是个不平凡的家伙。
T先生来到我们的世界时,我们的生活正处在过渡时期。三个月后我们将举行婚礼,而我每周工作七天,熬夜是家常便饭。作为驻外记者,我得在世界各地周游不停,即使是买家具这样的事情都像是个不小的承诺。我试图不去想这对未来意味着什么。科林和我计划著有一天要孩子,可我们甚至有几个晚上连吃饭都没空。收留一只想保住小命就要有人不断照顾的半死老鼠,这原本不在我的日程表之内。
所以,第二天早上,当科林和我发现T先生还在奇迹般地呼吸时,我们郑重决定,一旦康复就把它放了。它已经幸存了下来,可它是野生动物,应该象它的同类那样生活。更甭说我们俩都看过了啮齿类动物会携带的一长串致命疾病清单。我不想被传染上,所以对它避之不及,犹如瘟疫。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几周里,随着它力气的恢复,我们禁不住要为T先生每一个小小的重大时刻庆贺不已:一周之后它在科林的掌心里睁开眼来的那一刻;它不再害怕我们家光亮地砖的那一晚;它把自行车当成攀爬梯的那一天。当它爬上踏板和车轮时,黑黑的小虾米眼里闪烁着激动之情。
T先生开始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它偷走信件、钢笔和整块的批萨切片,并拖到沙发底下。后来又自己在沙发里啃出了一条通道。显然它是打算在这儿长期安营扎寨了。可是我们真的能养活这只动物吗?另一方面,T先生重新回到野外的话还能活得了吗?我们给牛津大学一位专门研究鼠类行为的教授打了电话。他告诉我们说,家养的老鼠被放回到森林之后,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象野生老鼠一样活动。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跟T先生说拜拜,然后继续我们的生活。
除了这个事实:我们抵挡不住它的魅力。它已经开始教我们该如何照看它了。通过将它的餐碟撞翻或者连碰都不碰一下,它清楚地表明:大多数蔬菜是不能吃的——胡萝卜、青豆、青椒——除非蘸了奶油。它吃豌豆,但必须去了壳;花椰菜只吃花不吃茎;蓝莓必须切成两半。它的最爱是蘑菇酱、寿司和炒鸡蛋。几滴啤酒总是很受欢迎。我们一天给它准备两顿热餐,而它吃起来有如外科手术般精确,会先把最肥的部分拿下。它太可爱了,让人不忍让它离去。
科林用木头和铁丝网给T先生做了个五层楼的窝,我们用它破坏了的沙发垫子做装饰。T先生执拗地重新设计了它的家,撕碎垫子,把碎片填进铁丝网的缝隙里。它有时会依偎在我的手掌下,从我的拇指和食指间探出鼻子来。要是我想离开,它就会用粘乎乎的粉红色爪子抓住我的手指。
我开始发现香港这个地方除了人类以外还充满着其它生命:在办公楼的角落里盘旋的大灰蛾子,蹲在钟表店外人行道上的鸟儿,在我们公寓楼背后逡巡的野狗。一天下午,在我们发现T先生的同一条巷子里看见了比它更脏的同类之后,我意识到,对于哪些动物社会能接受而哪些又会受到排斥,我们所做的区分十分武断。
随着T先生走进我们的心里,科林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自己当成了父母。我的丈夫是理性而慷慨的父亲,而我则是婆婆妈妈有些神经质的母亲。科林试图从T先生的角度看世界,当意识到它有多么喜欢保留隐私时,他给T先生的家装了个木头门;当看到T先生下坡滑倒时,他就给添了粘性的砂纸。于此同时,我则太关心T先生的身体健康。它每次打瞌睡,或是没能爬上咖啡桌,我都担心会是什么晚期疾病的前兆。
我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开始围着T先生的需要转了——而我喜欢这样。科林和我不再经常晚上外出吃饭,而是呆在客厅里,看着T先生郑重其事地把苹果和袜子拖进它的房间,露出骄傲的微笑。有几个晚上,我们在沙发上一直呆到凌晨两三点,等着看夜行动物T先生起床后悄悄地走下楼梯。我们不再一起外出旅行,好留人在家与它做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请人帮忙照看,留下的注意事项手册都快有一英寸那么厚了。在派对上,朋友们谈起孩子的轶事时,我们则会讲T先生的新把戏和它最近的爱好:木质刀具和叉子、上浆的酒店纸巾、三文鱼寿司。我往Facebook里上传了T先生的照片:吃青豆,小爪子沾满西红柿酱,或者睡觉时胡子象绸带一样围在脸上的样子。
而我们一直在与T先生来日不多的事实作斗争。在街上大多数老鼠活不到一周岁。家养的老鼠很多则是在三岁前死去。刚满两岁后不久,T先生一向迅捷的步伐就变成了慢跑,继而变得步履蹒跚,而且白天睡觉的时间更长了。但它决心要继续活下去。当它如我常常担心的那样长了个肿瘤的时候——这肿瘤跟它的脑袋一般大小——我们找来一位显微外科医生切除了肿瘤,T先生当天就飞快地跑过了我们的客厅。当它脊柱出了问题导致后腿瘫痪的时候,它适应着用前爪拖着自己上下坡道。
一天晚上T先生开始呼吸困难。这回医生救不了它了。T先生在科林的掌心里死了。我们将它火化,并举行了一个小型的仪式:把它的部分骨灰撒在了我们公寓楼后面的公园里,好让它能在它的家人身边安息。我们把它剩下的骨灰装进了骨灰盒里,放在客厅中一张它的照片旁。我们试图适应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我们不再能做T先生的爸妈了。不过它去世不久以后,科林和我有了儿子,我们给他起名叫路易斯·T。
几年之前,我们一天里连抽出一个小时都不容易——可是T先生教会了我们该如何为将来我们想要的生活留出空间,教我们更富同情心,更有耐心。它教会我们去无条件地爱。发现T先生的时候我们正处在生活中的一个节点,介于约会与婚姻、为人夫妻与为人父母之间。如果那天晚上在我们巷子里倒下的是一只猫或一条狗的话,就没有故事可言了。我们会把这个动物送进收养所。就是因为知道没人会为T先生那样做才使得我们将他领进了家里,而这样做改变了一切。
我的一些朋友和亲戚就是没见过T先生。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会喜爱上一只老鼠。如果你有幸遇见过它的话就能明白,我们永远不会理解怎么可能不爱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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