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妇孺都不能幸免于人性灾难

在中国,城管俨然就是无数社会底层最为惊惧的人。不是因为城管被妖魔化,而是这个群体总在不断制造令人难以容忍的恶行,让人看到人性丧失的一面。

“城管掐女商贩脖子押上警车,孩子一旁大哭”,这是最近网上疯传的一幅画面。说的是3月6日,在广州街头,城管执法试图赶走一带着小孩的女小贩,双方发生口角后,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当着女小贩孩子的面,掐住女小贩脖子意图将其放倒,后来这名女子被强行扣押上警车。

看到这样的画面,无数人觉得心酸。小贩真可怜,城市太蛮霸。产生这种情感,不仅因为小贩是社会底层,是弱势群体,容易激起人们天然的同情。更多的原因,就是人应该有起码的人性,人应该走向文明,而不是野蛮。 

在孩子天真的眼睛面前,在孩子悲伤的眼泪面前,一个人如果还能无动于衷地施行暴力,这是人性沦丧、良知泯灭的表现。世界上有太多事例都说明,一些原本伸出的罪恶之手,最后缩了回去,就是因为他发现需要面对孩子的眼睛。遗憾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广州街头却有城管不惮于在孩子面前掐住母亲的脖子。这种恶行传递的人性沦丧,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这种人性丧失或许也是一个切口,当人性总是遭遇非人性的践踏,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性,不在沉默中扭曲,就在沉默中暴发。

比如,夏俊峰案。3年前,沈阳小贩夏俊峰在路边摆摊,被城管带至办公室,后来刺死两名城管队员,震惊全国。太多迹象显示,夏俊峰曾遭受城管严重殴打。这两年,“刀下留人,让夏俊峰活着!”也一直成为一种民间呼声。

这里无意于过多陷于夏俊峰案的争议中。只想说,在夏俊峰案背后,有太多城管曾经制造过令人不堪的暴力。比如,当年,湖北天门城管殴打市民魏文华致死案,就曾掀起舆论风潮,让人们看到,在一些地方,城管暴力执法已是工作常态,而当时的城管局长就多次明确要求以“粗暴对野蛮”。

同样,此次广州街头的城管当着孩子面展示的粗暴与野蛮,再次证明城管存在人性丧失的一面。

其实,人们痛恨城管,也未必就是觉得,这个群体就真有那么体面光鲜,拥有多大的社会地位。甚至,也不会认为,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城市需要公共管理,城市需要美丽光鲜。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建立在侵犯小商小贩们的生存权基础之上,都不能偏离法治和文明的基本框架。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的城管恰恰就是丢掉了这样的底线,在不断制造出种种社会悲剧。这种情况,也只会导致底层人群与执法人员之间上演更为激烈“以暴制暴”的冲突,也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更大的失望。

在城管与摊贩的“猫鼠游戏”中,对峙与冲突的结果,是更多的苦难还得由小贩来承担。事实上,现在一些地方城管还配备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被戏为“武装到牙齿”,再加上城管有公权力做后盾,拖着孩子的小商小贩,在城市里如同“松散的土豆”,在城管面前又哪堪一击。

那么,城管到底又为何会丢掉了起码的人性与良知。必须承认,人性是容易被改造的,而权力和利益,则是最有效的手段。

不必讳言,有太多的公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蛮霸与野蛮的特性。这些年,随着民意监督权力的增加,一些公权力越来越懂得掩蔽自己的丑行,并且通过种种虚伪手段,把野蛮和暴力通过其他方法进行传递与释放。

城管,从某种意义讲,就是公权力“雇佣兵”。城管的人性与品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公权力的驱动与控制之下发生了异变。很多城管本身也是社会底层,但是,在利益面前,在穿上那件权力赐予的外衣之后,他们也接过权力暗示的意旨,通过暴力与野蛮的手段,将权力意图和理念进行最有效的实现。

公共管理陷入狭窄的政绩理念,公权力道德品质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是城管人性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春天,在中国北方城市长春,盗车案犯周喜军在发现偷来的车内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将其掐死埋入雪中,让全国人都看到人性彻底泯灭的可怕;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城管当着孩子的面,掐住女小贩脖子,让人看到罪恶与暴行,让妇孺都不能幸免于人性灾难。

这样残酷的现实,必须引起严重的警示。人性没了,城市再漂亮有什么用,发展再快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迅速改造那种被权力与野蛮扭曲的人性,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城市摆放的鲜花,其实就是人性的“恶之花”。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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