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妇孺都不能幸免于人性灾难
在中国，城管俨然就是无数社会底层最为惊惧的人。不是因为城管被妖魔化，而是这个群体总在不断制造令人难以容忍的恶行，让人看到人性丧失的一面。
“城管掐女商贩脖子押上警车，孩子一旁大哭”，这是最近网上疯传的一幅画面。说的是3月6日，在广州街头，城管执法试图赶走一带着小孩的女小贩，双方发生口角后，一名城管执法人员当着女小贩孩子的面，掐住女小贩脖子意图将其放倒，后来这名女子被强行扣押上警车。
看到这样的画面，无数人觉得心酸。小贩真可怜，城市太蛮霸。产生这种情感，不仅因为小贩是社会底层，是弱势群体，容易激起人们天然的同情。更多的原因，就是人应该有起码的人性，人应该走向文明，而不是野蛮。
在孩子天真的眼睛面前，在孩子悲伤的眼泪面前，一个人如果还能无动于衷地施行暴力，这是人性沦丧、良知泯灭的表现。世界上有太多事例都说明，一些原本伸出的罪恶之手，最后缩了回去，就是因为他发现需要面对孩子的眼睛。遗憾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广州街头却有城管不惮于在孩子面前掐住母亲的脖子。这种恶行传递的人性沦丧，自然容易激起人们的义愤。
这种人性丧失或许也是一个切口，当人性总是遭遇非人性的践踏，被侮辱和损害的人性，不在沉默中扭曲，就在沉默中暴发。
比如，夏俊峰案。3年前，沈阳小贩夏俊峰在路边摆摊，被城管带至办公室，后来刺死两名城管队员，震惊全国。太多迹象显示，夏俊峰曾遭受城管严重殴打。这两年，“刀下留人，让夏俊峰活着!”也一直成为一种民间呼声。
这里无意于过多陷于夏俊峰案的争议中。只想说，在夏俊峰案背后，有太多城管曾经制造过令人不堪的暴力。比如，当年，湖北天门城管殴打市民魏文华致死案，就曾掀起舆论风潮，让人们看到，在一些地方，城管暴力执法已是工作常态，而当时的城管局长就多次明确要求以“粗暴对野蛮”。
同样，此次广州街头的城管当着孩子面展示的粗暴与野蛮，再次证明城管存在人性丧失的一面。
其实，人们痛恨城管，也未必就是觉得，这个群体就真有那么体面光鲜，拥有多大的社会地位。甚至，也不会认为，这个群体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城市需要公共管理，城市需要美丽光鲜。但是，这一切都不能建立在侵犯小商小贩们的生存权基础之上，都不能偏离法治和文明的基本框架。
遗憾的是，一些地方的城管恰恰就是丢掉了这样的底线，在不断制造出种种社会悲剧。这种情况，也只会导致底层人群与执法人员之间上演更为激烈“以暴制暴”的冲突，也容易导致公众对政府公共管理更大的失望。
在城管与摊贩的“猫鼠游戏”中，对峙与冲突的结果，是更多的苦难还得由小贩来承担。事实上，现在一些地方城管还配备PDA终端、防刺背心、头盔、防割手套……，被戏为“武装到牙齿”，再加上城管有公权力做后盾，拖着孩子的小商小贩，在城市里如同“松散的土豆”，在城管面前又哪堪一击。
那么，城管到底又为何会丢掉了起码的人性与良知。必须承认，人性是容易被改造的，而权力和利益，则是最有效的手段。
不必讳言，有太多的公权力本身就存在着蛮霸与野蛮的特性。这些年，随着民意监督权力的增加，一些公权力越来越懂得掩蔽自己的丑行，并且通过种种虚伪手段，把野蛮和暴力通过其他方法进行传递与释放。
城管，从某种意义讲，就是公权力“雇佣兵”。城管的人性与品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公权力的驱动与控制之下发生了异变。很多城管本身也是社会底层，但是，在利益面前，在穿上那件权力赐予的外衣之后，他们也接过权力暗示的意旨，通过暴力与野蛮的手段，将权力意图和理念进行最有效的实现。
公共管理陷入狭窄的政绩理念，公权力道德品质本身存在严重问题，是城管人性发生变异的根本原因。
在这个春天，在中国北方城市长春，盗车案犯周喜军在发现偷来的车内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将其掐死埋入雪中，让全国人都看到人性彻底泯灭的可怕；在中国南方城市广州，城管当着孩子的面，掐住女小贩脖子，让人看到罪恶与暴行，让妇孺都不能幸免于人性灾难。
这样残酷的现实，必须引起严重的警示。人性没了，城市再漂亮有什么用，发展再快又有什么意义？如果不能迅速改造那种被权力与野蛮扭曲的人性，有一天，我们都会发现，城市摆放的鲜花，其实就是人性的“恶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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