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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账户开放需避免“日本式泡沫”

2013-03-10 13:14 作者:杨燕青 桌面版 正體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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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块块石子被接连投入水中,来自日本的财经新闻正一次次在全球金融市场激起涟漪。自上任以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试图通过大胆的“安倍经济学”帮助日本经济走出通缩阴影。在其施压下,日本央行宣布将通胀目标提高至2%,并实施开放式的资产购买计划。尽管这些行动在国际上引发了对央行独立性和“货币战争”的担忧,但日本显然心意已决。

在现任亚洲开发银行(ADB)行长黑田东彦被提名将担任下届日本央行行长仅一周后,昨天,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宣布,将提名财务省负责国际事务的财务官中尾武彦(Takehiko Nakao)接任亚洲开发银行行长一职,显示出确保自1966年建立以来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行长这一传统的决心。正在热闹开“两会”的中国对此似乎并无准备,也无应对。

在担任财务官前,中尾武彦曾是财务省国际部的高级副总干事,并于2009年升任总干事。1994年至1997年间他还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高级经济学家。1月14日,中尾武彦在香港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的独家专访。

针对各方担忧,中尾武彦强调,“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并未受损”。他告诉本报记者,安倍此番经济刺激计划将重点聚焦灾后基础设施重建,但也冒着债务负担恶化的风险。日本会吸取希腊等欧元区债务危机国家的教训,在中期内进行财政整顿。与此同时,他认为近期日元贬值一方面是因为全球经济基本面改善,另一方面则是对过去日元过度升值的修正,而日元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

中尾武彦对人民币的发展前景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人民币真正国际化需要开放的资本账户、灵活的汇率制度以及金融部门市场化。在他看来,日元国际化给中国的最大教训就是,在开放资本账户的过程中需要避免泡沫。

日央行独立性并未受损

第一财经日报:日本政府1月批准了一项10.3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计划将使GDP增速提高2个百分点,创造60万个就业岗位。你认为日本能实现这一目标吗?

中尾武彦:这是内阁的预测,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日本首相的计划主要有三重:一是更加激进的货币政策,二是更灵活的财政政策,三是通过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上述刺激计划是关于更灵活的财政政策。当然,我们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很高,达到了240%,因此,除非这项计划奏效,否则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我们的债务比重。因此我们要有智慧地执行这项计划,刺激经济增长。

这与最近国际上有关财政乘数(Fiscal Multiplier)的讨论是一致的,我们发现财政乘数实际上比预想得更大,因而财政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比预期更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也提出了这一点,并呼吁各国在财政紧缩的速度上要有所微调,短期内要关注财政政策导致的负面影响,并制定中期内可靠的财政整顿计划。就我们的计划而言,我们希望能够实现目标。

日报:如此巨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的确会加重日本的债务负担。你们会如何“有智慧地”执行这项计划?

中尾武彦:20世纪90年代时我们尝试了很多财政刺激措施,这支持了经济增长,但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成功,这也是日本遗留债务的原因之一。但这一次的刺激计划更有针对性,全球经济环境也在改善,如果我们能在对的时候找对方向,就能取得成功。所谓“找对方向”就是投资对的公共建设,例如隧道、高速公路的重建工作。不是在偏僻地区修建超出需求的隧道,而是聚焦在地震灾区的基础设施重建。

日报:日本国债多数由本国民众持有。目前为止,尽管日本的债务比重很高,但国债收益率仍然非常低,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国内投资者出于对政府财政的信任而不会轻易抛售国债。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投资者会永远有信心。如果未来信心崩溃,国债收益率可能会陡增,你是否担心这个问题?

中尾武彦:希腊以及其他一些欧元区国家给我们的教训是,即使一个国家的国债收益率不高,一旦人们开始担忧政府的偿债能力和意愿,收益率就会上升,进一步恶化政府财政状况。因此,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尽管日本国债收益率在短期内很低,我们仍然要在未来数年内进行财政整顿。在这方面,有必要在明年把消费税从5%提高到8%,到2015年进一步提高至10%。但我们需要更好的经济状况来实现消费税上调,进而有充分的税收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即使我们的经常账户余额总体是出现盈余的,即国家的储蓄高于投资,意味着我们在用人民的储蓄来为政府赤字融资。我们无法一直用储蓄来填补社会保障的支出,这是不可持续的,持续上升的债务负担是不可持续的。

日报:日本央行在政府的施压下将通胀目标从1%上调到了2%。这引发了外界对央行独立性的普遍质疑。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中尾武彦:尽管我不想就货币政策的细节发表评论,但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央银行是公共部门的一部分,尽管不是政府本身,但属于公共部门。因而央行应该对政府和人民都负有责任。所以,我认为,即使做了政府要求的事情,这也并不意味着是侵犯央行的独立性。首相的意图是,我们必须非常认真地抗击通缩,采用更高的通胀目标会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日报:事实上一些国家也正在讨论修改央行法律,让财政部有权力设定央行的通胀目标,而央行负责采取必要措施去实现这一目标。你认为这种方式是否理想?

中尾武彦:英国的财政部就有权设定通胀目标。我不知道日本未来数月会做出怎样的决定,但日本央行正在认真考虑首相的要求。我再次重申,日本央行的独立性并未受损。

日元汇率由市场决定

日报:在日元升值和外汇市场干预问题上,你一直都强调日本财务省的立场,即你们会在必要时对汇率过度波动进行干预。你认为日本的干预行动是否在国际上获得了理解?

中尾武彦:根据七国集团(G7)的协议,汇率应该由市场决定。与此同时,如果出现汇率过度波动,对经济就会造成负面影响,在这种情况下G7国家就可以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因此,我们在2010年秋天到2011年秋天之间对外汇市场进行了四次干预,因为我们认为日元的升值是非常投机性和过度的。

目前来看,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已经从去年11月时1美元兑79日元贬值到了89日元。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基本面已经改善,欧元区金融状况更加稳定,美国经济复苏迹象明显,全球市场进入“追逐风险(risk on)”模式,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和货币都增强了,而日元开始贬值。此外,在大地震后,日本的贸易持续呈现赤字,时不时还会出现经常账户赤字,例如去年11月。总体来说,国外和国内的基本面因素让日元开始走弱,同时也是对过去日元过度升值的修正。2007年夏天,日元曾一度贬值到1美元兑125日元,到2011年秋天我们干预汇市时,已经升值到了1美元兑75日元左右的水平,日元兑美元名义升值幅度约为65%。即使看实际有效汇率,在此期间升值幅度也高达30%。这也是为何我们不得不出手干预。所以现在的日元贬值也是对曾经过度升值的修正。自去年11月后至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再干预,这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汇率。

日报:去年12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为1.20万亿美元,而日本的持有规模上升到了1.12万亿美元。日本是否会超过中国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国?

中尾武彦:仅根据美国国债的持有数据是很难作出判断的,有很多方式可以持有美国国债。总体来说,我们视美国国债为非常安全且流动性很高的资产,我们对美国资产抱有信心。财政悬崖只是短期的问题。我们的外汇主要是美元资产,多数是美国国债,我不认为这会有所改变。

日报:日本政府正在考虑购买欧洲永久性纾困机制——欧洲稳定机制(ESM)的债券。你认为日本在欧洲债务危机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中尾武彦:我们已经决定购买ESM债券。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购买了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发行债券总规模的7%左右,约70亿欧元。我们之所以决定继续购买新救助机制ESM的债券,我们希望支持欧洲为稳定市场作出的努力,希望通过购买债券让市场更加稳定,同时也让汇率(包括日元)更加稳定。因此,我们会继续购买ESM债券。对欧洲而言,拥有一个像我们这样稳定且可靠的投资者也是很重要的。

资本账户开放需避免泡沫

日报:对于人民币国际化,你如何看待人民币在亚洲的作用?与日元相比呢?

中尾武彦:人民币在亚洲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人民币和日元都是如此。我们鼓励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尽可能使用日元,尤其是在本区域内。可以说是一半成功、一半失败吧。目前我们40%的出口是以日元计价的,25%的进口以日元计价。IMF和我们都希望鼓励使用区域性货币,包括日元、人民币和韩元等。

日报:你认为亚洲是否会有统一货币?

中尾武彦:不,我并不认为亚洲会有类似欧元那样的统一货币。

日报:那么在亚洲市场上,人民币和日元谁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呢?

中尾武彦:这将完全由市场决定。但人民币是有机会的,中国的人口更多,经济增速更快,在新加坡和亚洲其他国家都有很多中国人。不过日本的市场化历史更久。

日报:人民币可以从日元国际化中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中尾武彦:要让日元完全国际化是很难的,因为美国的金融基础建设很强,美国金融的发达程度极高,以至于市场很大且流动性很强,一旦人们开始使用美元,就很难改变。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y),也就是说,当一种货币的使用者越多,使用就越便捷。

日报:你是说人民币也无法避免日元的同样命运?

中尾武彦:我不知道,市场会给出答案。

日报:你对目前为止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使用情况作何评价?

中尾武彦:我认为速度比我预期的更快。但如果人民币要真正实现国际化,资本账户交易需要自由化,汇率浮动需要更加灵活,中国的整个金融部门都需要市场化改革,需要“去监管化”。如果这三个方面改革无法做到,那么即便人民币能够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但拥有人民币的人需要在市场上进行投资,进口商如果要用人民币的话也希望能够借到人民币。因此,经常账户中使用的人民币需要伴以资本账户交易。但我对人民币前景感到乐观,我们并不把人民币视为日元的竞争对手。

日报:在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可以从日本吸取哪些经验?

中尾武彦:最重要的是避免“泡沫”。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快速大幅升值,我们试图通过宽松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当时日本很强大,日元升值导致了更高的购买力,让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更加富有。于是人们开始动用养老资金,到处旅游,买第二套房子等。在我看来,日元升值是整个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泡沫的一大原因。之后,泡沫破裂。中国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是导致日本经济走向“失落”的原因。但原因并非如此,真正的问题出在“泡沫”身上。任何国家都会出现经济泡沫,而且很难判断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泡沫。例如在中国,城市化以及人口大量流动可以部分解释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急剧攀升,但你很难说清这是不是泡沫。然而,一旦泡沫破裂,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另一个教训就是,在设计社会保障和支出计划时,我们要密切关注人口变化,准备好应对社保融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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