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大劫难：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图)

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

第一卷 魔鬼对当代中国的诅咒

卷首语：

哀莫大于心死，悲莫甚于国亡。中国人正处于心死国灭的大悲哀之中。

中共的政治奴隶和文化亡国奴——这是当代中国人的真实地位。当代中国国运之殇，思之念之，令我痛断肝肠。我愿闯入太阳，让我的铁石之心与销铁裂石的痛苦一起化为灰烬；我常在没有星月的暗夜中，伴万里长风为哀悼中国文化而作彻夜之哭。然而，难以计数的无魂的中国人，却早已丧失感受心死之哀和亡国之悲的能力。这才是让英雄欲哭无泪的极致之哀，永恒之悲。

丧失感受痛苦的能力，意味着中国人的痛苦之路依然极其漫长；魔鬼的诅咒还在向中国的命运索要更多的苦难和血泪的献祭。

一
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
——天使与魔鬼万年搏斗的继续

亨廷顿断言，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将主导当代历史的逻辑。不过，亨廷顿的断言，是一个用精致的理性之刀雕刻出的庄严谎言。尽管谎言践踏真理的现象经常出现，然而，谎言一旦成为时代的主宰，人类的命运就值得忧虑。很遗憾，现在正处在谎言获得真理之王的尊严的时代。

以“文艺复兴”为起点，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在表述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方文化壮丽崛起，在全世界狂飙突进，凯歌行进；东方文化一触即溃，一败万里，被逼进命运的死角。西方文化征服人类和东方文化退向命运的边缘，这是同一个时代主题的两种不同表述。

西方文化成为时代精神主宰者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蕴含的古老智慧，以及这种智慧通过“文艺复兴”展现出的近代升华。

首先，在古希腊智慧中，自然理性受到通常神才能享有的尊崇。哲人把自然理性同最高的哲学概念，即自由连接在一起，认为自由就意味着按照自然理性来生活。毕达哥拉斯学派更视自然理性的万王之王——数的逻辑，为宇宙精神，而人类的命运只是数的逻辑的生命形式。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自然理性也没有被神性的炫目阴影完全遮蔽。近代史上最动人的理性乐章之一，则是自然理性升华为科学理性。科学理性对外在自然逻辑的清晰理解中，涌现出奇迹般的物性能量；正是狂涛巨澜般奔涌的物性能量，使西方文化击败溺于生命意义的玄想和审美沉醉的东方文化——在以物质形式为存在基础的现象世界范畴内，物性能量是驱动命运之轮的不可缺少的动力。

西方文化向命运索要时代精神的主宰权，不仅依靠野蛮的物性力量的征服，同时也凭借政治道德魅力对人类的感动。根据古希腊智慧关于民主、法治、人权理念的遗嘱，近现代西方文化创造出以主权在民和人权自由保障为原则的政治法律制度，从而使人类对于社会正义的理解进入新的时代。与此同时，东方政治法律文化的殿堂上却依然供奉著国家权力家族私有的观念。自由民主制度以其魅力如花的政治道德，赢得人类的爱恋，时代的祝福，东方式的国家权力私有制，以及相应的皇权文化，则被命运放入历史的铁棺。

物性能量和政治道德的双重贫困使东方文化之花凋残。时至今日，东方文化不过是死亡锋刃上的一片干枯的血锈，根本没有可能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强有力的精神挑战，形成时代的命运主题。西方文化主宰世界，这是一个如此明确清晰而无须多思的时代特征。那麽，为什么作为西方学术之花的亨廷顿却视而不见，并编制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学术谎言呢？

基于对亨廷顿智商的善意尊重——尽管这种尊重的前提只是朦胧的印象，而非理性的证明，我不愿把亨廷顿之流沦为学术谎言的制造者的原因，归之于他的愚蠢，或者对东方文化现状以及中国儒学命运的无知。亨廷顿之所以这样作，是为了在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继续让东方文化为世界的种种苦难和罪恶承担责任；他试图使西方文化只享有主宰者的荣耀和权利，却不承担主宰者应当承担的责任。也许他太爱西方文化了。然而，无论如何，在一个连西方纪元方式都成为世界的共同纪元标准的时代，仍然把苦难和罪恶归因于濒临灭绝的东方文化，只证明属于文化强权者的不公正。

当代人类命运的悲情与欢歌，都以时代精神的主宰者，即西方文化为起点和归宿；当代世界的动荡和冲突，基本上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否定，或者说是肇因于西方文化政治哲学范畴内的极权主义传统与民主法治传统万年搏杀的现代继续。

西方文化传统的内在矛盾似乎是某种宿命的表述：在人类文明还只是一片荒凉原野的古老岁月中，两条智慧之河，即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共同汇成了西方文化的源流，而这两条智慧之河的精神风格却又迥然不同。

古犹太智慧以上帝之名创造出绝对真理的概念，从而也创造出西方的宗教精神。宗教是信仰之学，信仰的本质不在于逻辑的证明，而在于绝对真理的魅力所召唤的心灵感动。古希腊智慧似乎从爱琴海燃烧着灿烂阳光的碧波中获得自由的灵感，因而沉醉于精神的多元探索；同时，古希腊智慧又属于理性之学，理性之学的本质，就在于让智慧之镜中，映照出自然逻辑，以及人类现实命运逻辑——君不见，就连希腊诸神也展现人类情感的丰饶与绚丽。

古犹太智慧属于心灵的天国，古希腊智慧属于理性的大地。然而，这两种精神特征泾渭分明的智慧却又共同作用于西方的命运。因此，她们之间的爱恨情仇就成为西方历史演进的主要精神动力；在西方文化主宰世界之后，这两种智慧通过政治法律哲学形成的冲突，即源自西方文化命运的极权主义和民主法治理念的生死决战，也主导著当代的人类政治命运。

上述结论本是聚焦灯下的宝石一样璀璨清澈的事实，然而，事实却湮灭在关于“东西方文化冲突决定世界命运”一类学术谎言中。这就如同历史过程湮灭于虚无。正由于时间销蚀万事万物的虚化作用，一切历史进程在走出属于它的时间范畴之后，便随即消失为虚无，而且永远逝去，不能重现。如果说人类历史的地平线内有什么能够同永恒一致，那便只有消逝。因此之故，被时间抹去的历史需要后来者根据它所留下的信息作出诠释——历史只活在追忆式的诠释之中。

人世间有万种艰难，了解真实的历史是最艰难的事情之一。究其原因，就在于政治的强权者和学术的强权者，是以其现实的政治或者文化的利益为根据，而不是以真相为基础，对历史作虚假的诠释，所以，历史常活在谎言中。现在，为引领现实走出对历史的虚假诠释，从而清晰地注视正在逼近的当代人类大劫难，我不得不回顾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的历史命运的轨迹。因为，唯独自由人，才能超越种种世俗利害的思考，直接同真实的历史对话。而我，恰是自由人。

古犹太智慧最初漂泊于生机盎然的绿洲和死寂的沙漠之间，就像一阵既吹送生命神韵又传达死亡信息的风，她对于人类的命运也展现出积极和消极两作用。

古犹太智慧本身就是一座高耸于苍穹之巅的圣殿，其中供奉的绝对真理，便是世界和人类 的创造者，上帝。这个绝对真理，超越逻辑证明和理性领悟，属于信仰的范畴。她的积极意义在于，以信仰来满足心灵对非理性的慰藉的需要，使人摆脱对于死亡，即“永恒”消逝的恐惧；使人摆脱死亡恐惧，并确认转瞬即逝的生命具有神圣的意义——这正是终极心灵安慰的全部内涵。

理性不具备心灵安慰的效应。在理性的观照下，人不过是有限物质形式枷锁中的渴望自由的终身苦役犯；心灵对自由的渴望也是徒然的，因为，枷锁在时间中腐朽破碎之后，心灵便随之湮灭，就像虚无间的一道转瞬即逝的波纹。理性之镜映出的人生，只意味着与枷锁同生共存的瞬间，那是一个“脆弱的悲剧”。对于心灵，理性表现为冷血的旁观者，而不是慰藉者。所以，人需要从非理性的信仰中寻找终极心灵安慰。

犹太智慧所迷恋的绝对真理，也同心灵的另一个趋势一致，即思索永恒和无限的意境。尽管“宇宙大爆炸”理论声称已经找到时间的起点，但是，心灵仍然渴望知道时间起点之前的意境。理性认为不能用逻辑证明的对象没有意义，而心灵则认为，生命意义之花恰在理性逻辑证明之外的绝对永恒与无限中。理性探索之光照亮的疆域将不断扩展，但是又无法穷尽永恒和无限。理性之光还没有照亮的地方，都属于非理性的信仰的王国。心灵不会迷醉于理性的清晰，而只把对意义的爱恋献给非理性的信仰，因为，非理性的柔和的黑暗中，才有神秘感。

给人类以战胜死亡恐惧的终极安慰；满足心灵在永恒和无限之外的意境中寻找生命意义的需要——这是古犹太智慧创造绝对真理的积极价值。然而，绝对真理也有阴影。而且，真理越伟大，阴影越沉重。

古犹太智慧使绝对真理呈现为创造世界的唯一之神，也同时在信仰的起点之处种下了人类分裂的血腥的种子。当不同的族群依据其各自的历史命运都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唯一之神”的信念后，“唯一之神”的概念中蕴含的绝对排他性，就转化为尘世间的残酷搏杀。这不是理论的分析，而是历史的结论。从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仇杀，不仅使两千年历史泣血，而且至今仍然以恐怖主义的名义讲述宗教仇恨的坚硬。不过，古犹太智慧的消极价值还不限于此。

绝对真理阴影的最沉重之处在于，她创造出西方极权文化的精神原则和实际的政治存在。

造物主的信念可以让人如一片羽毛或者一缕柔弱的云霞，依偎在绝对真理的胸怀间，获得终极安慰。不过，与之同时，人也丧失了自己肯定自己，自己确定意义的权利；丧失了升华为自由人，并同宇宙精神直接对话的可能。我们很难确定人由此得到的更多，还是失去的更多，但是，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对绝对真理的信仰一旦同世俗的专制权力结成铁血同盟，人类的命运就进入没有日出希望的漫长暗夜。

古罗马时期，基督教曾是一个被迫害与被摧残的精神派别。然而，在获得国教的荣耀之后，基督教便转化为精神的暴君，并拉开中世纪黑暗的帷幕。

欧洲中世纪之所以被称为黑暗的世纪，关键在于教皇用属于上帝的绝对真理之火，将世俗的专制权力，锻造成前所未有的极权政治——绝对真理以上帝之名证明世俗专制权力神圣的合法性；世俗的专制权力则以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建立绝对真理的精神专制。中世纪由此成为西方极权主义文化的策源地。

迄今为止，已经对极权政治的特征作过太多的学术论证；庸人学者们则在论证中充分展现出使问题无聊地复杂化的能力。如果摆脱庸人学者诸多论述的琐碎繁杂的细节性，极权政治的特点可以简捷明确地概括如左：以绝对真理的名义实施从心灵到世俗生活的全面专制；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摧残精神多元的自由意志，推行文化性种族灭绝政治；以绝对真理的名义，肯定对异端思想的仇恨，并使仇恨神圣化，进而借诸神圣化的仇恨，任意放纵潜藏在人性中的凶残兽性，实施血腥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以绝对真理名义，用铁与血维护的纪律，形成等级森严的专制组织。

中世纪之前，西方文化的两个源流，古犹太智慧和古希腊智慧，虽然也有碰撞和交融，不过，基本还是处在各自书写最初的命运篇章的时期。古犹太智慧为人类构筑心灵的天国，古希腊智慧则沉迷于现象世界中的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从自由到正义，从法治到人权，从审美激情到理性逻辑，崇尚精神多元的古希腊智慧几乎涵盖了所有同人类现实命运相关的领域。

每当仰视群星璀璨的夜空，思考古希腊智慧之美时，我都会猝然被一种感动击中——仿佛苍天的泪雨在敲击我的心灵之门。而感动来自属于古希腊智慧的流光溢彩的精神自由。

如花的少年总会被自由的魅力所感动，而命运却常常被野蛮的力量所征服。极权文化与自由意志在中世纪进行的首次世纪之战，凯旋者是极权文化。同世俗专制权力结成铁血之盟，赋与从古犹太智慧中涌现的天主教，以上帝之名实施精神专制的现实力量。在此，古犹太智慧展示出阴郁的狡猾——控制人的心灵就等于获得征服世界的权力。自由失败了，心灵的圣火便黯然熄灭。不能被自由的心灵之光照亮的时代，万古长如夜。中世纪铁铸的黑暗，是埋葬古希腊文明的美与智慧的墓地。

我不相信个体的灵魂有能力战胜时间，在轮回中复活。但是，我相信，一种曾经展现为重大历史命运的文化，即使在承载她的历史命运崩溃之后，仍然能以抽象的幽灵的形式，漂泊于时间之中，等待复活的时机。古希腊智慧就是如此，并且她终于找到以“文艺复兴”的名义复活的契机。

如果说中世纪是古犹太智慧与古希腊智慧的第一次世纪的精神之战，那麽，“文艺复兴”就是她们之间的第二次世纪之战。而这一次精神多元的意志主宰了命运。当然，精神的复兴并非简单的再生，而是历史向现实的升华。从“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理念，形成近现代全人类生存方式的真理性主题——人类命运的太阳从西方升起了。

虽然中世纪的千年黑暗隐入虚无，但是，极权文化的魔鬼之魂却没有死去。它就深藏人性贪欲的阴影中，时刻准备再次控制人的灵魂，进而控制主宰世界的权力。纳粹主义只是魔鬼之魂复活的一次不成功的努力，而共产主义运动则意味着西方极权文化的全面复兴。

约一个半世纪以来，在血海泪涛中起伏的共产主义政治实践同自由民主政治形成悖论，则意味着古犹太智慧与古希腊智慧的第三次世纪精神之战。现在，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决战的结局很可能使人类以前所未有的大劫难的方式，走入世界末日的烈燄。因为，西方中世纪极权文化传统的现代政治代理人——中共暴政，控制了毁灭世界的能量。

上述对历史的诠释，只是为了回到一个结论：当代世界冲突的主题，不是东西方文化的矛盾，而是西方文化两个智慧源流的万年搏战的继续。回到这个结论，是要给预言未来找到一个真实的思想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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