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病，中国病

中国人一向向往的首都北京，现在成了“问题之城”，交通拥挤、污染严重、房价奇高等等，让这座城市在天堂与地狱之间失去方向。北京聚集了中国最有权势和最聪明的人，却无法解决这些“北京病”。

有人把北京与上海相比，前者的城市规划与管理落后上海几乎一个时代，但两者不具有可比性。北京自元朝始就几乎一直是中国的国都，拥有规模庞大的历史遗产，也是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中心，而上海兴起于清末的渔村，从零开始的近现代工商业城市，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上海已经由殖民者、资本家等自发培育成了远东最现代化的城市，即使全国其他城市都在学习模仿北京集权辐射状的规划，上海仍然保持了商业城市的原貌。

北京至今还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都城，尽管新政权推倒了紫禁城的外城墙，只留下故宫，将皇城由封闭变为开放，但从权力分布的角度讲，中央权力部门涌入三环之内，北京仍然是一座“无形的皇城”。三环内聚集了绝大部分中央部门、军队、外地驻京办以及使馆等，如果说这些大部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安排，那么，在东二环刚刚竖起的众多央企大楼以及西二环林立的金融大厦，表明三环内至今仍是权力的领地。

事实上，认为北京的城市格局师从苏联的说法是错误的，建筑或许学习苏联的设计，但高度集中的城市区域功能规划，其实是封建时代城市的延续。在传统的王朝时代，帝王、官僚和贵族是城市生活的主体，而普通市民处于极端次要的位置，只是为权贵阶层服务，因此，有“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卫民”的说法，城墙内住着皇帝高官，城外才是百姓生活的地方。

北京交通拥堵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遍布权力部门的市中心垄断了太多全国最好的社会资源，包括最好的幼儿园、学校、医院、文化场所、博物馆、商业设施等。当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中心都聚集于一个城市的中心城区，那么，拥堵就不可避免，房价再高也变得正常。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北京当局主要是为“领导服务”，这是首要的任务。在北京四环之外，除了本地动迁户外，基本上以新移民为主，这些区域的市民可能不被视为北京人，从而得不到服务。人们走出圈起来的住宅小区，面对的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城郊结合部的混乱状态。这里缺乏合理的市政规划、建设和公共资源投入，没有足够的幼儿园、学校、医院以及方便的商业服务。但是，由于市中心拥有中国最好的资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钱人涌入，推高了中心地区的房价，这也祸及缺乏公共资源而又脏乱差的郊区，致使房价飞涨。这里也很难见到交警和治安警察，这与市中心有天壤之别。

当城市管理主要为权力部门服务的时候，整个城市的交通和公共设施就会缺乏人性，北京拥有宽而直的主干道，但缺乏适合步行的道路。这种冷冰冰的交通体系与大院文化，使得每一个小区就像一个巨大的兵营，而想要购物、消遣、约会必须走到很远的地方，这增加了交通压力。相比上海道路弯曲且高架桥众多，尤其是很多适合步行的街道与地下交通、大大小小的商业设施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密集的公共交通体系与生活网。

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为了市民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存在，市民永远是主体。但是，中国的城市在封建王朝与苏联双重影响之下，至今仍然是围绕着“权力中心”展开，因此，中国城市治理也受制于“权力阶层”。中国的直辖市以及县城比较简单，前者市政府可以主导整个城市的规划与管理，区政府服从和执行，县城权力阶层更单一。但省会城市，尤其是首都，城市管理者就面临“王的困局”。

比如北京市政府以及区政府，在城市规划和管理过程中，会遭遇驻地中央的各个部门，作为下级只能服从并服务于上级，因此，在交通规划以及资源调配等决策的时候，都不能触及中央部门的利益，反而需要维护他们与自己的利益，这会让城市规划和管理陷入将错就错的状态。上海就不存在这样的困境，但大部分省会城市管理者都会重复北京的烦恼。

“北京病”其实就是“中国病”，是一种“制度病”，是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权力平等的产物。在一个集权国家，城市公共资源更多的为权力服务，市民在城市当中更可能是提供服务的人，而不是被服务者。随着城市的扩大以及汽车工业、地产业的发展，这种大部分资源围绕政治中心的传统做法就会遇到很多问题，权力者也将遭受这些病症的折磨。为什么北京拥有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却无法医治“北京病”，因为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利益，他们也有特权减轻城市对自己的折磨。

早在民国时期的规划者，一直想实现北京城的“中西融合”，实现“外部北平化，内部现代化”。这一时期北京规划解决的不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难题，而是封建城市遗留的历史问题，是传统城市如何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难题。但北京并没有发展出现代城市文明，而是在继承巨大的封建皇城遗产的同时，继续拥有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因此，北京至今仍然面对无法适应现代化进程的困境，就像这个国家，依然为如何抵达现代文明而困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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