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大国民有一个可怕的思维误区：天下乌鸦一般黑；世上没有不贪的官？
因为这个思维的误区，我们对贪污腐败的容忍也超过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民族。
既然贪污是全人类普遍且不可避免的现象，那么大可不必为今天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大惊小怪。有其在背地里发牢骚生闷气，还不如想法设法挤进官场分一杯羹以争取腐败的资格。至于那些吃饱了没事做忧国忧民的“笨伯”显然是自寻烦恼，怎么到了二十一世纪还抱着“乌托帮”的幻想不知道“与时俱进”呢？
有一天几个故乡人来访，象讲述轶闻趣事一样谈起家乡村干部私吞“扶贫款”冒领“退耕还林款”并进而花天酒地的腐败故事，让我这个与此事“八杆子够不着”的不相干人义愤填膺。他们看见我激动的模样后居然大大地不以无然，认为不值得为贪污腐败动那么大的肝火，按他们的话说“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全世界的官都在贪。”他们不平的只是自己没福气成为贪污的一员而已。
当我试图纠正他们的认识误区解释贪污并非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世界上文明程度较高的英、美、日、德等国和同为中华民族的新加坡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时，他们杀死也不肯相信。不相信的逻辑很简单：世上哪有那么傻的人？哪有不吃鱼的猫？
急功近利已成为我们民族的思维定式，要想改变真的好难，除非动用文明强制手段。
其实腐败也不是中华民族无可救药的痼疾，一千四百年前的李世民大帝建立的“贞观王朝”就基本上消灭了贪污。
“基本上消灭了贪污”是指贪官的数量极少，且贪污的数量有限（赃款一般不超过贪官一年的薪水）；且无法连续作案，一旦发现就会受了毫不留情的膺惩。
对腐败容忍的直接恶果是腐败的升级。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认识的一位区委书记突然丢了官，原因是此君违纪在县城盖超标准私房。处罚也雷厉风行，他被遣送到一个荒凉偏远的小管理区当一名跑腿的普通办事员。如此严重的处罚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可思议，可那时的百姓还认为处罚太轻，按他们的标准就是不判刑也应该被开除公职。
十六年后的今天，那位区委书记早已从阴影中走出来，成为某县资历很高的常务副县长。此公好象没有从当年的处罚中汲取任何教训，不但故伎重演，而且格调升级，在当地唯一的风景区建了一幢价值超过百万元的豪华别墅。那个县是全国出了名的贫困县，城镇职工平均月薪不足五百元人民币，农村因贫辍学的青少年随处可见。
一个月前我应一位友人之邀去那个风景区住了两天，就下榻在那幢豪华别墅里。贫困县的父母官很有点商业头脑，把自己的别墅开发成“会务宾馆”（主要供公款消费），旺季每天可赢利几千元。
在山上又碰到了一群儿时旧友，他们带我参观了整个风景区。除了一幢接一幢的豪华别墅外，几乎没有什么自然景观。据友人介绍，那些别墅全是此县党政官员的私宅，最引人注目的是前财政局长的别墅群：上下五幢别墅占据整整一座小山坡，每幢造价都在百万元以上！
此县财政局长的理论月薪只有一千多元人民币，又没有任何家族企业，五百万元的巨款来自何处？
别忘了这个县的人均月薪不到五百元！
我无法理解此县的党政官员公然显耀巨额财富的行为，难道他们不知道如果上面一旦认真起来，就算贪污受贿无从查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算是铁板钉钉了。
更让我无法容忍的是：身边的友人群中没有一个对这种反常现象提出一丝一毫的质疑，他们的脸上只能看出毫不掩饰的羡慕表情？
我为此县的父母官悲哀；更为此县的人民悲哀。有这样的官员和人民，此县成为全国闻名的贫困县也就不难理解了。
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这个县的腐败风气无疑是突飞猛进了。经济总量虽然没有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但腐败级数差不多翻了近二十番。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县各行政企事业单位的“一把手”上任后最热衷的“政绩”就是买车和建房。买车可以更方便地挥霍公款；建房则可捞取巨额工程回扣。贫困县各党政机关的编制多半不超过20人，是名副其实的“小单位”，但各局机关竞相建造超标准的豪华高大“办公楼”，真正用于办公的房间只有很少一部分。我的一位旧友所在的机关平均每人拥有一间办公室，可老局长还计划在离任前新盖一幢七层办公大楼，仅征地费就得百万元以上。
我国的腐败现象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只需举一个例子就不得而知：中国历史上最没落的袁世凯王朝只要贪污数量达到五百两银元，无论多大的官一律处以死刑。五百两银元当时相当于大学教授一个半月的薪水（厦门大学开给鲁迅的月薪是五百两银元），袁世凯开给孙中山的年薪就是30万银元。
腐败的急遽升级说明我们的反腐机制出了问题；人民对腐败的麻木和容忍也起了为虎作伥的推动作用。
腐败有三方面的原因：权力人物的个人素质；体制的漏洞；人民的麻木。
对腐败的麻木容忍不是宽洪大量；而是不负责任甚至自私的表现。
一个地方的反腐机制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腐败官员象弹棉花一样“越弹越升”的怪状。当这种怪状一再出现时，人民对政府反腐的效能和决心就会失去信心，并进而上升为容忍和麻木。
容忍腐败是一柄两头尖的剑，既伤害了人民又伤害了官吏自身。如果人民对腐败保持高度的警觉并拥有不依不饶的认真劲，有腐败倾向的官吏就会收敛自己的行为，不至忘乎所以跌入万丈深渊。因此和腐败较真既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官吏。
对腐败的容忍麻木为贪官以权谋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腐败土壤上权力人物要想始终如一地坚守良知和节操真的好难。
我曾在一个基层局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那个机关名为执法实为创收捞钱，交了钱的可以继续违法；不交钱者奉公守法也要鸡蛋里挑骨头。我们最头痛也最尊重的就是那样敢于和我们较真的主；最喜欢但也最爱作践的就是那些老实人。因此后者比前者每年要多交几倍的钱，尽管前者的“问题”比后者要大得多。
我们在巧立名目罚款创收时也自知理亏，对方只要质疑并坚持一下我们就会识相收回成命，不但不会因此起打击报复的念头，相反下次“创收”时还有意把让我们碰“钉子”的主绕过去。
西方文明国家至所以能建立真正的“廉洁政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不是西方的权力人物一开始就良心发现，而是下层人民较真和斗争的结果。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并没有反封建的明确目标；而是人民反抗不合理税收的产物。当时英王查理一世为了筹备战争经费，绕过议会直接下令向羊毛和船舶经营者征收数量很少但先前从未征收过的“磅税”和“吨税”。尽管征税的数量相对于纳税人的资产来说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不少纳税人仍然拒绝交纳，因为他们认定只有属于人民的议会才有权利新增征税项目。国王直接增加税种在英国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此风不加以抵制，后果不堪设想，这次虽然是增加了两项税种，交的税也许很少，但以后国王会食髓知味大幅增税，不断增加新的税种，那样苛捐杂税就不可避免，英国就会由阳光地带变成黑暗国度了。第一个出来抗税的是一位船主，他应交纳的税只有区区几先令，相对于他的庞大资产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抗税的代价是被抓进监狱。
如果此事发生在中国，国王的征税目标会畅通无阻，根本不可能酿成一场反国王的民族战争。一是税量很少，每个人交税后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二是抗税的代价很大，进监狱可不是闹着玩的；三是征税的对象很广，吃亏有大家陪着，犯不着自己出头吃大亏别人得好处……中国人的小聪明在这些大事情上往往表现得淋漓尽致。
英国人没有中国人那样多的小聪明，他们只有中国人认为“傻到一根筋”的认真劲，所以英国在近代能成长为世界上最最文明先进的民族。这个国家自十七世纪打败国王后一直没有对外战败过（北美独立战争严格来说不能称之为对外战争），也没发生过任何自杀性的内战，还把英国文明延伸到幅员辽阔的新大陆。美利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第二、第三、第四个英国；印度则是另半个英国……
我们的民族总是不切实际地期待天上掉馅饼，在“廉洁政府”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呼唤“青天大老爷”，诸不知“清官”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教导”和“鞭策”出来的。大凡权力人物都有滥用职权和以权谋私的倾向，人民必须对他们保持高度的警觉，严密地监督他们的一言一行，迫使他们在任期内能奉公守法和尽忠职守。人民为了能够顺利行使自己的监督职能，就要尽最大的努力且不惜付出最大的牺牲来督导政府建立一整套科学理性的官吏任免监督机制，并对腐败现象不依不饶……
如果我们对腐败容忍麻木，清官也会变成贪官；如果我们对腐败不依不饶，为维护自身权利敢于反抗强权，为寻求公正不怕牺牲，贪官也会变成清官。
当我们在腐败面前不依不饶不怕牺牲时，贪官就会越来越少，贪污腐败就会逐渐在中国绝迹，“廉洁政府”也就不再是“冬天里的童话”，我们的民族就会日益兴旺起来。
容忍腐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瘟疫，其危害比腐败本身更为可怕！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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