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从南周事件看中国的集体行动逻辑
1月10日，从种种迹象来看，《南方周末》事件已近尾声。虽然《新京报》与《南方周末》都以曲笔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但都属于“光荣撤退”之举，事件无疑已进入收官阶段。
这一公共事件在胜负上本来就无任何悬念，无论结局如何，都不影响其作为一个大事件的地位，它的价值在于：借助此事件，可以理清中国的集体行动之逻辑。
一、“南周事件”填补了社会抗争的空白：为新闻自由而抗争
近20年来，媒体人个别的抗争从来没有断过。这些抗争有各种表现形式，比如尽可能地报道真相，或者以各种方式阐述与当局完全不同的政治理念。但某家媒体的编采人员以集体名义抗争，“南周事件”确实是继1989年《世界经济导报》被关闭以来的唯一的一次。由于这次事件借助于微博传播，在网上获得了媒体业同行、知识界人士、广大网友、香港台湾等地的一边倒支持。在这种气场之下，部分艺人与商界精英都忍不住出来帮了次“人场”，部分勇敢的网友还在广州南周报社门前集会，形成了持续三天的实地抗争。
可以说，“南周事件”是知识群体及中产阶级对政治权利渴望的一次大释放。因此，“南周事件”的意义早已超出南周媒体人自我限定的范围，被赋予了“南周事件”两位主角——南周媒体人与中共当局——都力图避免的诉求：要求新闻自由。新闻自由是公民政治权利之一，它是一种制度性变革的要求。参与者自身也意识到这一重大变化，网友“拈花时评”记录了1月8日广州一位参与者的现场演说片段：“我们曾经为利益而抗争、为权益而抗争、为土地而抗争、为房屋而抗争，这是第一次，我们为了自由而抗争！”
从支持者的诉求来看，这确实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唯一的一次超越小群体利益为争取公民权利而奋起的一场抗争。这一类型的抗争在短期内是否后有来者，目前还真是不敢乐观。
二、“南周事件”的几点观感
“南周事件”是无组织力量对抗强权（高度组织化力量）的一次实战，它的优点与弱点，将会在今后中国类似的公共事件中反复重演。
整个抗争，只有《南方周末》媒体人算是低度组织化，即借助该报同事关系的共同体利益临时组合，这种抗争注定只能是有限抗争。
自2002年以来，《南方周末》被中共当局刻意改造削磨的痛苦历程是中国新闻界的一大公案，大家都在关注。我在《雾锁中国——中共政府如何控制媒体》一书中，曾以该报2003年以前的文本做过分析；候方域撰写“南方事变——南方报业到底发生了什么？”详细叙述了近几年南方报业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异，解析了三个只有内部人才知晓的问题：一连串辞退编辑记者的行动怎样发生；针对南方报业的新闻审查是怎样起作用；南方报业内部的自我审查又是如何嵌在办报过程中的。候文还提到，随着南方系列光彩褪去之时，就是南方报系经营亏损之时。
关于经营状况亏损，是传统媒体共同遭遇的困境。媒体人张梦云在腾讯上发表的微博颇值参考：“南周事件为什么在媒体人中引起了如此巨大的反响和共鸣？是因为它们不仅无视媒体人的职业尊严，还危及到了媒体人的生存。严酷的管制加上新媒体的冲击，导致纸媒日益边缘化，影响力越来越低，纸媒和媒体人的收入下滑，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由于技术、传播形态不一样造成的管制不对称，更是加剧了纸媒的危机。”
因此，以废除宣传部门强加的事前审查这一“特殊待遇“为目标，既容易在南周内部达成一致（完成低组织化），也容易与当局达成妥协，规避更大的政治风险。将事件公共化以赢得社会支持并加大政府当局的压力，也属于一项策略。站在南周人的立场考虑，这都属于情理之中。
但公共动员这颗棋子落下之后，就会发生许多不由下棋者控制的因素。这也是南周人在事件公共化之后集体消声的原因。我猜想，见好就收是他们从开始就定下的基调，只是何谓“好”，标准可能会随机调整。老南周人鄢烈山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协商的结果可能看上去是暂时的，但记者们不想把党的高级领导人逼入绝路。”虽然有点一厢情愿，但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南周人“光荣撤退”的想法。
以行动与言论支持南周的各界人士表现可圈可点，实地行动中并未出现过激的口号与行动。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之付出了代价：被关押并受到不人道的待遇；一些名人还因此也尝到了喝茶的滋味——临时聚合的无组织力量能够如此表现，在中国已属难见。
南周媒体人可能已经无法虑及以下这一点：一旦事件结束之后，中共当局就会以近年来在南方报系行之已久的办法慢慢炮制，以各种理由辞退或者逼迫编采人员自行离开。
三、强组织力量对无组织力量
当局这次的做法，再次表现了一个积90余年斗争及统治经验的政治集团之狡猾。有人说中南海一直沉默，这完全是误判。“南周事件”发生后，不管南周人如何限定抗争目标，在北京眼中，这都是“反”。因此中南海的策略早就定下，这就是中宣部下达的几点指示：“定性为意识形态斗争；严重挑战党管新闻工作的底线；要加强对微博的管理；有境外势力参予；广东的事广东自己解决。”这五条里面有三条是战略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挑战党管新闻工作、境外势力参与（可延伸为颜色革命阴谋）；两条是战术性的，即加强对微博管理、广东的事广东自己解决。
战略是不变的，因为笔杆子与枪杆子并重，宣传舆论阵地从来就是极权政府与独裁者必争之地，萨达姆的新闻部长一直到美国军队攻进电视台之前还在坚持他的宣传。但战术就可以灵活多变，中共惯用的红白脸战术再次使用。广东胡春华出面施以软功，扮“白脸”，魅惑之下，路透社发表乐观评论并影响海外不少媒体，南周人也受到感染而不想让政府为难。与此同时另有部门唱红脸，中宣部在北京施展“削其羽翼“的硬工夫，逼《新京报》“吃屎”（京报人自已的形容），即发表《环球时报》的评论；广东则不断抓人，只是抓人地点不在集会现场，改为跟踪尾随单个抓捕。
士气可鼓不可泄。从集体行动的逻辑来看，南周媒体人才是抗争的主体，其目标是有限目标，不希望事情闹大；外围力量来自四面八方，要的是新闻自由。这种外围声援本来就无组织，滋养他们的力量除了源源不断的外部声援之外，还需要抗争主体的坚持与韧劲。因此，于是在10日，南周连自我设定的最低目标也没达到就出了报纸，外界支持也在当局打压之下迅速瓦解消溶。
这是高度组织化力量与无组织力量对决的必然结果。中共作为一个拥有一切组织化资源的执政集团，在“革命战争”与“革命统治”的90余年历史中积累了丰厚的经验。海外有媒体在南周事件上臆造出江系破坏习李宪政梦一说，实在过分牵强。中共内部确实派系林立，内斗不已，薄熙来事件即一铁证，但在对付政治反对势力时，中共内部却因利益的粘合，比异议者、维权者与各种所谓反对力量要团结得多。从坚守各自的“共同底线”来说，中共远比反对者更统一顽强。
我研究过很多案例，两个关键环节常是中国民间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第一、抗争主体的利害权衡采取退让之策。一旦如此，支持者就失去支持对象，形成釜底抽薪效应。第二、行动之后的救援呼应工作缺失，许多抗争的领头者受到当局重罚而得不到救援。以上两点，是中国社会缺乏自组织能力所导致。
中国社会在中共统治之前，国家与个人之间有“社会”，这“社会”由宗法组织、（唐代以来的）行业协会、江湖会党等构成，士绅阶层、地方豪强成为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阶层。中共建政以来，通过镇反、社会主义改造、打击反动会道门势力等各种方式消灭了中国社会的自主性力量，从而彻底消解了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现阶段，在中国社会未能建构自组织能力之前，无论是南周媒体人的软抗争，还是其他各种形式的硬抗争，都必然陷入失败。
有人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突尼斯一个小贩的自焚就能够掀翻本∙阿里的宝座？答案我也早就讲过，从黑暗专制通往民主之间有一段开明专制：台湾经历过蒋经国先生的开明专制；本·阿里从上世纪90年代实施改革，允许多党制、私人办报、民间结社，涵育了各种民主化所需要的社会力量。中国只要民间缺乏自组织能力的局面继续，官民之间的一切博弈就必然会成为大石头与沙子的“博弈”，这是一方所得就是另一方所失的“零和博弈”，其结果只有两种：不是大石头将沙子全盘压在身下，就是沙子突然借助风力等外部自然条件的变化成了大面积流沙而将石头淹没。
以上就是我从“南周事件”中总结出来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