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通向苍穹之巅 第六章（上）(图)

【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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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悲与佛哀
——太阳会因此变成黑色的顽石

生铁铸成的黑色大地上，一位年老的圣者拖着犁，艰难前行；他宽大的僧衣在荒凉的风中飘舞，像一团猩红的火焰，又像燃烧的鹰翅；圣者正在铁铸的大地上播种顽石，并用他心头滴落的血浇洒干裂的顽石的种子；他一生都在作这件事，而且还要作下去，直到荒原之风把他的生命吹散，犹如吹散一片紫色的雾；他希望，这铁板上的耕种，还有他的血浇洒的顽石，能生长出自由的花海——这是时时出现在金圣悲冥想中的达赖喇嘛的形象，因为，哲人意识到，尊者所作的，可能是人类万年历史中最艰难的事业之一。

达赖喇嘛能感动苍天和大地的笑容，已经成为这个不相信心灵的时代最著名的心灵象征。然而，金圣悲却从达赖喇嘛的眼睛里看到了漫天野火般的悲愁。佛之悲，源于苍生的苦痛；人类心灵苦难深重的时代，佛的悲情怎能不炽烈如火。不过，当遇到一个藏人之后——达赖喇嘛曾把他当作藏人的青年才俊着意培养，而他由于内心深处对中间道路的反感从尊者身旁走开，到美国去留学——金圣悲才意识到，除了为苍生苦痛悲愁之外，达赖喇嘛还有另一种个人哀愁，那类似于一个慈悲的王者，尊者本就是精神之王，因他深爱的子民的背弃而伤心。尊者的后一种哀愁更令哲人心神黯然，因为，这种哀愁更接近诗的意境：随风漫天飘落的红叶和金叶；红叶似干枯的血迹，金叶如佛破碎的心。

对尊者个人哀愁的关切，使金圣悲思想的目光凝注在中间道路的理念之上。

达赖喇嘛的中道哲学，是藏传佛教送给当代人类的一种生命哲理，这种哲理通过平衡、宽恕、慈悲的生活态度，呼唤人类之间的和平，以及心灵的宁静——心灵的宁静，即幸福。“中间道路不过是中道哲学的政治表述，或者说是用中道哲学思考西藏现实命运的一种政治论述。在中国国家范畴内确立整个藏区的藏人自治——这是对“中间道路”的最纯粹而明澈的阐释。至于诸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解决西藏问题”、“承认中共的政权是中央政府”等一系列引起广泛困惑的观点，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员对中间道路的过分解读，而不属于中间道路的原初理念。

面对挟持了十五亿汉人的中共铁血强权，以及这个强权实施的文化性种族灭绝政策，六百万藏人怎样才能保持藏民族作为一种伟大文化存在的地位；由于中共一直刻意撕裂汉藏之间的关系，利于汉人为主体的军队大规模屠杀藏人，藏汉之间已经结下血仇，如何才能消弭藏汉之间的血海深仇——这些艰难得近乎绝望的问题，无疑是达赖喇嘛思考西藏前途时必须给出答案的问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大良知者胡耀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主导中共政治趋向的权力。这是一个奇迹。而胡耀邦本身就是一个中共血腥政治中出现的人道主义的奇迹。奇迹就意味着偶然。了解到中共数十年对藏人的屠杀、迫害、酷刑、监禁以及经济与资源的掠夺之后，胡耀邦面对中共在西藏的官员沉痛地说，“我们对西藏人民是犯了罪的”；他主张绝大部分中共汉族官员要退出西藏，让藏人真正实施自治。

胡耀邦这个高贵的人道主义者奇迹般的出现，给了达赖喇嘛解决那些绝望问题的希望。于是，从中道生命哲学中延伸出一条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道路——中间道路。邓小平曾说过，同藏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有人据此认为邓小平对西藏问题持开明态度。这种认知不符合事实。当时中共主张对西藏实施开明政策的政治家，是胡耀邦。邓小平与胡耀邦的根本区别在于，邓小平是一个精明的实用主义老政客，对于他，任何观念都可以根据政治实用主义的要求而改变，就像他愿意同藏人谈判的态度，又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改变为支持并赞赏胡锦涛把西藏僧人淹没在血泊中的反人类罪行一样；胡耀邦则是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他忠实于自己的理念，不肯为实用主义权衡而背叛良知。

奇才与绝世美人都必遭天妒。胡耀邦，这个中共官员中的美而高贵的人格奇迹，犹如灿烂的流星，迅速陨落。他的生命在中共政治铁幕的夜空中划出一道明亮的轨迹，随后又湮灭在复活的中世纪古老黑暗中。伴随胡耀邦的生命之火一起熄灭的，是中间道路在中共政治时－空范畴内实现的希望。朱厚泽，曾任中共宣传部长，中共高层的另一位良知人士，胡耀邦当年期许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如果可以将胡耀邦喻为人道主义的皓月，那麽，朱厚泽就是皓月旁的一缕彩云。他的存在曾使中国的政治夜空给人以美的希望。他生命凋残之前，用这样一句话告诫关心政治的中国人：“有人因为我们这些人存在，就认为有希望。其实，没有希望。”他的这句话也是对藏人的告诫。

中共是一个血腥气浓烈的现实存在，达赖喇嘛当然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不过，当中共通过整肃胡耀邦和六.四北京屠城使人类的良知失望之后，又经过二十多年的徒然期待，尊者显然已经开始超越中共的存在，准备在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同中国对话，讨论中间道路问题。对于中国万年历史，中共只不过是短暂而且必将消失的过程，既然中共对于藏人只意味着绝望，藏人便可以无视它的存在，准备同一个没有中共暴政的未来中国谈判。达赖喇嘛向中国的民众和知识分子发出良知召唤，乃是冲破绝望的现实的囚禁，同未来对话的高瞻远瞩之举。

中间道路在中国被中共堵死，却在国际社会中成为通衢大道。凡理想主义枯萎的时期，国际政治必定呈现出对铁血强权的绥靖主义趋势，尽管绥靖主义的理由不尽相同——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向德国纳粹绥靖，是为了缺乏正义的和平；现在向中共暴政绥靖，是为了缺乏良知与理性的短期经济利益。中间道路蕴涵的宽容、慈悲的理念，使一个绥靖主义氾滥的时代，也不得不通过对藏人命运的普遍关注，来证明它还没有彻底堕落。在藏人走向时代中心的过程中，中间道路的精神能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如海的智慧使达赖喇嘛不仅具有历史的大视野，而且具有生命意义的大视野。他在超越现实的绝望，开始同中国过去与未来双向的万年历史对话的同时，也超越单纯的政治范畴，俯瞰过去与未来。复国独立或者高度自治这类概念，在政治范畴内属于最高层次，然而，政治却不是人的意志之巅。心灵才是人类的最高范畴，而自由是心灵的意境之王。同时，信仰自由，又构成藏传佛教，这个藏民族的主要文化表述的生存前提。所以，达赖喇嘛通过中间道路显示出的对西藏政治命运的关注，恰以超越政治的视野为前提。达赖喇嘛关切至深的，首先不是独立或者自治这类政治形式，而是西藏的自由，以及与自由相连的藏传佛教的生存权，或者说是藏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存在的生存权。

一位藏人朋友曾向金圣悲提出一个问题：“中共铁血强权比古罗马帝国更凶残——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缺少文化素质的暴政。两千年前，基督徒最终能用为信仰而承受的苦难感动了罗马帝国，可是，中共是不可能被人性的苦难感动的。被感动首先需要具有文化素质。面对这种情况，藏人的机会在哪里？”那位藏人提出这个问题时，目光下意识地垂落在一朵枯萎的野花之上，那朵花摇曳在黑石裂缝间，而他眼睛里的困惑比枯萎的花更悲凉。

当时，金圣悲如此回答：“藏人的机会来自两个领域；这两个领域，一个是精神意境，一个是政治范畴。达赖喇嘛正在创造精神意境的机会；政治范畴的机会则要由命运的必要性和偶然性共同创造——属于藏人的精神意境的机会在于，让藏传佛教成为下一个时代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拯救心灵的精神导师之一；属于藏人的政治机会在于，中共暴政由于内在矛盾的必然逻辑发展，在一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偶然性作用下，如前苏联共产帝国那样，被全民大起义所摧毁，而自由的中国，就意味着藏人自由的机会。”

只借诸天启的灵感，金圣悲就确信，达赖喇嘛一定以明澈的大智慧，洞察了关于藏人的机会的问题。尊者正推动使藏传佛教成为人类精神导师的命运之轮，“东方需要自由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时代精神危机的表述，也在召唤一次心灵的拯救运动，而召唤心灵拯救与呼唤精神导师是同一回事。

藏人同清朝皇室曾经形成精神信仰之源和信徒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自由和民主的时代，仅有同权贵阶层的关系是不够的。中国自由之后，如果藏传佛教能够在广泛的社会意义上，引导中国人腐烂于物欲的心灵，重归精神的家园，并成为中国人道德重建的精神背景之一，那麽，藏人与中国之间的一切政治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即使像达赖喇嘛设想的处于高度自治的状态，而不是复国独立，藏人也会获得尊严，而且，那种尊严高于政治领域，属于心灵的荣耀。

“这一切现在还只能用‘如果’表述的可能性，或许已经呈现在达赖喇嘛的历史大视野中。”金圣悲同那位藏人朋友的交谈，最后变成了哲人的沉思：“… … 达赖喇嘛如此作为，绝非只由于对藏传佛教生存的实用主义策划，而是基于佛的悲悯之心。尊者思考的重心之一，可能是如何消弭藏汉之间的血海深仇，尽管这种血海深仇本质上是中共暴政卑鄙的政治阴谋的结果。”

“爱和恨是情感的双翼，‘以血还血’的原则所表述的仇恨，具有情感的正义性；对罪恶进行正当程序的审判，是法的正义。然而，佛的慈悲之心超越世俗的爱与恨，也超越情感和法的正义。佛不希望仇恨主宰命运，即使那种仇恨与情感或者法的正义一致；佛只愿人的心灵在虚无的生命哲理中得到净化，净化为一缕忘却仇恨的宁静的微笑。噢，仇恨充溢的生命必然野性勃勃，生动如暴风雨，但是，仇恨中没有幸福感。就算手刃仇敌，痛饮罪人之血，也只能体验报复的欢悦，那血腥浓烈的欢悦，只意味着情感的兴奋，而不是幸福。幸福只在心灵的宁静之中，佛之悲就在于给虚幻的人生以心灵的终极安慰，而心灵的幸福需要用忘却仇恨来换取… … 。”

就在金圣悲以幸福的名义否定仇恨的思想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个用炽烈的激情证明仇恨魅力的生命。他就是那位达赖喇嘛一度着意当作青年才俊培养的藏人。同时，他也是金圣悲所认识的藏人中，对中间道路持最激烈否定态度的青年，至少在情感上最激烈。他对金圣悲说：“在藏人中，背叛达赖喇嘛是一项极为严重的道德指控。我的父亲都从西藏境内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反对达赖喇嘛，他就同我断绝关系，不要我这个儿子。所以，达赖喇嘛在世时，我不会公开反对中间道路，但是，我将实际从事复国独立的准备。”

“既然他现在还不愿意让他的真实思想和行为同他的真实名字一起展示在阳光下，那就用一个假的称呼，掩盖他的名字吧——用黑夜掩盖真实的激情。”金圣悲如是想，并决定称这位藏人参摩，藏语黑夜的意思。

参摩眼睛明亮，目光执著、坚定，又有一丝非理性的动荡感。金圣悲能感到他生命的灼热，仿佛一把刀捅进他的心里，也会被他沸腾的血烧红。金圣悲只从另一个他未曾谋面的藏人青年身上体验到过这种生命的灼热感。自从中共统治雪域高原之后，西藏春天的风就常被藏人的血染成猩红。一位友人向金圣悲讲述了一件事：二零零八年，一位康巴青年，面带高傲的笑容，昂视阔步奔向中共军警的枪口，同时高声宣告，“五十年前被你们杀死的藏人又回来啦！”听完友人的讲述，虽然时－空阻隔，金圣悲的思想仍然清晰地看到了那位以高贵而英俊的鬼魂自喻的康巴铁汉，仍然真切地感受到他生命的炽烈——好像他心中的血灼热得能把射入胸膛的枪弹，熔成一滴滴铁的泪珠。

二零零八年春天，西藏境内的藏人发动抗暴起义之后，达赖喇嘛曾呼吁藏人停止用武力反抗暴政的血腥镇压，并宣布，如果流血冲突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他将退休。对此，参摩极其不满，而且不满是用近乎绝望的悲痛神态表达出来。“达赖喇嘛有崇高的威信，他说什么，藏人都会照着去作。他那样一说，面对中共的国家暴力，藏人连正当防卫的权利都不能行使。我们还能靠什么来得到自由！”
在悲愤中，参摩的眼睛亮得像燃烧的夜色。

不过，金圣悲认为，参摩对达赖喇嘛的责怪之情是错误的，而且他也不如达赖喇嘛更理解中共的凶残，尽管他的心已经被对中共暴政的仇恨烧焦。每次见达赖喇嘛时，只要谈到藏人的命运，金圣悲都发现尊者眼睛深处覆蓋著铁黑色的哀愁，只有无数血迹和苦难的重叠，才能呈现出那种坚硬的黑色。金圣悲因此相信，藏人迸溅在雪原上的每一滴血，也同时迸溅在尊者的眼睛上；藏人留在青铜色大地上的每一个苦难的足印，也都留在尊者的心底里。

“达赖喇嘛会因为中共士兵枪弹击碎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朵紫色或者金色的花，而心疼得震颤，他怎么可能不为一个个藏人的生命被击碎而悲痛欲绝——每个藏人都是尊者肉中的骨、心中的血和眼中的泪。之所以要求藏人停止对中共国家暴力血腥镇压的反抗，是因为尊者深知，中共暴政，这只嗜血的政治动物随时都在准备大规模屠杀藏人，半个世纪以来，中共已经摧残了约一百二十万藏人的生命；藏人的命运因此不得不用死亡、血泪和白骨来表达。政治家可以为政治目的而呼唤血的献祭，可是，佛却绝不能如此。参摩，难道你真的不能看出，达赖喇嘛的心在为藏人而流血吗？责怪一颗流血的佛心难道不是另一种残忍吗？”金圣悲在思想中责问参摩，却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也实在不愿伤害参摩——那也是一颗灼热如火的心。当代人类中，还有几颗心能像火一样，拥有点燃生命的炽烈。

凝视著参摩，一个在仇恨中燃烧的生命，金圣悲不禁黯然神伤：燃烧的生命虽然有生动的美感，但是，因仇恨而燃烧，却又显出对血的渴望。参摩对金圣悲说：“达赖喇嘛圆寂之日，就是藏人全民大暴动之时。半个多世纪了，藏人心中的怒火能把石头都烧成灰；半个多世纪，藏人只能在暗中用心中的愤怒之火铸一柄复仇的刀。中间道路使藏人没有办法从心中抽出这把复仇的刀。达赖喇嘛的圆寂将成为召唤复仇的战鼓，那鼓声会把每一个藏人的心震碎。… … 中国人很多，超过藏人太多。但是，如果中国人想把藏人灭掉，藏人就有权利用一切方式反击。我们可以使用脏弹，使用生化武器。现代科技为人数少的民族对抗人数多的民族提供了可能… … 。”

参摩不像在同人说话，而仿佛在向历史作意志的宣示，对壮烈死亡和痛饮鲜血的渴望在他眼睛里闪耀，如同破碎的太阳，如同燃烧的天空。然而，金圣悲却想起了达赖喇嘛的眼睛，想起了尊者眼睛里那铁铸的哀愁。他只有用思想，陪伴尊者的哀愁：

“如果将来的历史为参摩作证，那一天到来时，藏汉之间的大流血将淹没历史，那将是太阳在血海中被窒息的一天，那将是黑暗遮盖苍天和大地的一天。石佛也会因此而悲怆欲绝，作响彻万年历史的长哭。中国人在中共暴政的驱使下，即使最终以十五亿对六百万的优势，把藏人斩尽杀绝，那片血锈覆蓋的暗红色的高原，又会以死寂的荒凉，向苍天控诉什么？而中国人，一个以凶残屠夫的身份被历史记住的族群，又怎么不受苍天的谴责和大地的诅咒——一个天谴地诅的民族又怎么可能再次拥有高贵而美丽的命运？”

思想之中，金圣悲听到时间的铁轮正隆隆滚向藏汉大流血的黑暗宿命。他完全清楚，中共暴政正用种种政治阴谋欺骗世界，并拖着历史，向藏汉大流血的宿命逼进——中共试图用藏汉两族的血，洗去它对藏人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的反人类罪恶。达赖喇嘛显然正在竭尽全力，试图用佛心阻止时间之轮逼进黑暗的宿命。可是，这个时代属于以万里血海为美酒的魔鬼，不属于佛。达赖喇嘛能成功吗？

“参摩，或许还有李科先，并不理解达赖喇嘛承受的心灵艰难，还有覆蓋在艰难上的重重哀愁。那是慈悲佛心的哀愁，那是背负重大历史使命的圣者的艰难——沉重之处在于，艰难中凝结著难以计数的人们的生死悲欢，也凝结著对藏民族前途的预言… … 。”金圣悲开始思考属于达赖喇嘛的艰难，哲人只能用思想的繁花，来表述对圣者的哀愁的敬意——佛的哀愁是苍天的悲情。

达赖喇嘛的艰难来自三个因素，即中共暴政、国际政治的现实和藏人走出历史阴影的必要。

人类万年历史间，没有哪一个社会运动像共产主义运动这样，让比大海的波涛还多的生命，以悲惨至极的死亡方式，消失在黑暗而荒凉的时间中；共产主义运动是刻在骷髅上的伪善的理想。中共暴政将成为共产主义运动对历史所作的最后陈述。这个陈述充斥着诡诈的谎言、卑鄙的政治阴谋、极端凶残的国家暴力和黑手党式的专制统治。以绝对真理的名义控制所有人的心灵，灭绝共产党文化以外的一切文化存在，构成中共暴政的天性。中共暴政已经成功地灭绝了内蒙古的蒙古文化。蒙古族，这个勇武绝伦、歌舞如霞的民族，作为文化存在，已经同沙漠化的千里草原和蒙古英雄史诗创造的高贵人格一起，消失在内蒙古高原的茫茫风沙深处。现在，灭绝藏文化则被中共暴政视为“核心国家利益”之所在，中共正运用巨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能量，来实现它的这个所谓“核心国家利益”。为保卫藏人的文化生存权，达赖喇嘛能用来同中共暴政抗争的，唯有一颗慈悲的佛心，一袭色如红焰的僧衣，和藏人对心灵以及尊严的忠诚——只能用精神的力量与巨型怪兽的物质力量抗争。而这恰又是一个苦恋疯狂物欲的时代。达赖喇嘛又怎能不艰难。

尽管达赖喇嘛的心灵和人格的魅力所表述的藏人命运感动了人类，但是，这种感动还只在良知的范畴内，并没有进入国际政治的领域。西方文化主宰的时代已与精神危机正面相撞。精神危机的表现在于，哲学缺乏智者，政治领域则缺乏眼睛被理想主义的群星照亮的伟大政治家。当前的国际政治，是被一群实用主义的小政客操纵的肮脏的交易市场。精于功利权衡的小政客具有鼠类的猥琐风格，它们精明、狡猾、懂得人性的所有渺小的弱点，却缺乏理解侠义精神的生命素质，并且永远不会基于真理和正义的原因，同铁血强权抗争。虽然有小政客为了赢得选民的心，不时通过会见达赖喇嘛，来证明他们的良知还没有完全腐烂。不过，他们绝没有勇气明确告诉中共强权：“如果你们要对藏人实施文化性种族灭绝，我们将和藏人一起为精神自由而战斗，因为，自由乃是超越族群的人类共同的神圣事业。”——这是英雄才会作的事，它与小政客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政治对于藏人的命运仍然是冷冰冰地关闭的铁门。达赖喇嘛站在铁门外，为藏文化的生存，也为天下苍生避免陷入万劫不复的人为的大灾难，而不停地叩响那扇铁门。结果只是偶尔有奥巴马这类的小政客，会打开一条门缝，伸出半个脑袋，匆匆向尊者说一声“哈囉”，接着又把脑袋缩回去，重新关闭铁门。如果迎著西藏高原暗夜的寒风，听到达赖喇嘛不知疲倦地叩击国际政治的铁门的声响，金圣悲的心，那团风中的红焰，也会感到疼痛。那孤独的叩击声中，回荡著属于佛心的艰难。

使达赖喇嘛艰难的第三个因素，是藏人走出历史阴影的需要。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藏人陷于凶险至极的民族危机中：藏人不仅丧失了国土的主权，而且精神的家园也处于现实的危险中；中共暴政不但要灭绝藏人政治的祖国，同时要绝对控制藏人心灵的故乡——藏人危机的凶险之处，在于可能神形俱灭。犹太亡国千年，犹能复国，因为，犹太人丧失的只是国土，而非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故乡。藏民族如果神形俱灭，藏人的历史就将被阴暗的时间抹去，并永远丧失重建心灵家园和文化祖国的希望。达赖喇嘛在喜马拉雅雪山上踏出的足迹，不仅意味着数十万藏人的流亡，更是一种象征，即象征著整个藏民族，包括依然处于中共极权专制下的藏人，都走上了精神流亡之路——在心灵的意义上，走出了中共极权铁幕的阴影。但是，为获得最终战胜命运挑战的能力，藏人还必须走出历史的阴影。

许多生命都被属于历史的观念囚禁在死去的时间中，而活在死去的时间中，就预言著湮灭——无论对于个人，还是族群，结果都一样。走向未来，必须挣脱某些历史的羁绊。深陷危机中的民族尤其如此。时间虽然死了，但属于死去时间的观念和逻辑，却比生锈的铁链坚固，它会牢牢地缠住一个民族走出历史阴影的脚步。斩断那条铁链有时比从一个民族的生命中血淋淋地剜下一块肉还令人痛苦。这种属于民族的割肉之痛，正是走出历史阴影的艰难所在，而达赖喇嘛正承受着这种艰难。

“必须从干裂的石头里挤出血来；必须用那顽石之血来点燃灰烬。这就是属于达赖喇嘛，一个巨大历史命运负重者的艰难。李科先和参摩显然不理解达赖喇嘛的艰难，因为他们还不是历史命运的负重者——尽管他们想是，但他们还不是。正由于对巨大历史命运负重者的艰难缺乏理解的能力，他们对达赖喇嘛的责怪变得浅薄。”

金圣悲这样想，不过，他并不试图讲述达赖喇嘛的艰难。他的价值观念中，那种艰难高贵而神圣，只应该用心灵，而不是言语来表述。

小人物，无论是有成为巨人可能性的渺小者，还是天生的庸人俗物，常倾向于通过把伟大人格庸众化的方式，来隐喻他们自己并不十分渺小，并以此缩小他们同伟大人格之间的距离。这种倾向使金圣悲厌倦。听到参摩说“达赖喇嘛也是人，也有缺点、弱点，也会发脾气”，金圣悲的神情变得格外冷峻，同时，他想道：“伟大的人格可能也有人的弱点，但是，伟大人格的优点却是庸人永远只能仰视而无法企及的。”

金圣悲又一次感到，以法律人格平等的名义要求生命哲学人格的平等，乃是庸人的一种堕落至极的思想表现。而且，他的这种感觉如同亲吻浴血的刀锋一样锐利。政客们，或者媚俗的中国小文人，为讨庸众的欢心，会用“模糊数学”的方式，确认人格平等。不过，这种确认，由于模糊了伟大人格和猥琐人格之间的永恒界限，而使人格高贵和美，以及与之相连的道德情怀，都受到蔑视。有资格同真理对话的圣者和哲人，则常把生命哲学意义上的人格不平等的界限，用思想的雷电刻在朝日之上。佛学的“众生平等”，也只是就归宿而言，或者理解佛意的可能性而言，并非对现实人格状态的判定。柏拉图，他的智慧构成西方哲学思想的主要源流之一，在哲理的拓荒时期就明确无疑地竖立生命哲学人格不平等原则的界碑：他把人分为四个等级。唯一令人遗憾之处在于，柏拉图的人格等级以金质、银质、铜质和铁质来标识。这种把生命哲学意境归结为物质的况喻，体现出古希腊唯物哲学的原始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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