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通向蒼穹之巔 第六章（上）(圖)

【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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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佛悲與佛哀
——太陽會因此變成黑色的頑石

生鐵鑄成的黑色大地上，一位年老的聖者拖著犁，艱難前行；他寬大的僧衣在荒涼的風中飄舞，像一團猩紅的火焰，又像燃燒的鷹翅；聖者正在鐵鑄的大地上播種頑石，並用他心頭滴落的血澆灑乾裂的頑石的種子；他一生都在作這件事，而且還要作下去，直到荒原之風把他的生命吹散，猶如吹散一片紫色的霧；他希望，這鐵板上的耕種，還有他的血澆灑的頑石，能生長出自由的花海——這是時時出現在金聖悲冥想中的達賴喇嘛的形象，因為，哲人意識到，尊者所作的，可能是人類萬年歷史中最艱難的事業之一。

達賴喇嘛能感動蒼天和大地的笑容，已經成為這個不相信心靈的時代最著名的心靈象徵。然而，金聖悲卻從達賴喇嘛的眼睛裡看到了漫天野火般的悲愁。佛之悲，源於蒼生的苦痛；人類心靈苦難深重的時代，佛的悲情怎能不熾烈如火。不過，當遇到一個藏人之後——達賴喇嘛曾把他當作藏人的青年才俊著意培養，而他由於內心深處對中間道路的反感從尊者身旁走開，到美國去留學——金聖悲才意識到，除了為蒼生苦痛悲愁之外，達賴喇嘛還有另一種個人哀愁，那類似於一個慈悲的王者，尊者本就是精神之王，因他深愛的子民的背棄而傷心。尊者的後一種哀愁更令哲人心神黯然，因為，這種哀愁更接近詩的意境：隨風漫天飄落的紅葉和金葉；紅葉似乾枯的血跡，金葉如佛破碎的心。

對尊者個人哀愁的關切，使金聖悲思想的目光凝注在中間道路的理念之上。

達賴喇嘛的中道哲學，是藏傳佛教送給當代人類的一種生命哲理，這種哲理通過平衡、寬恕、慈悲的生活態度，呼喚人類之間的和平，以及心靈的寧靜——心靈的寧靜，即幸福。「中間道路不過是中道哲學的政治表述，或者說是用中道哲學思考西藏現實命運的一種政治論述。在中國國家範疇內確立整個藏區的藏人自治——這是對「中間道路」的最純粹而明澈的闡釋。至於諸如「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承認中共的政權是中央政府」等一系列引起廣泛困惑的觀點，都是西藏流亡政府某些官員對中間道路的過分解讀，而不屬於中間道路的原初理念。

面對挾持了十五億漢人的中共鐵血強權，以及這個強權實施的文化性種族滅絕政策，六百萬藏人怎樣才能保持藏民族作為一種偉大文化存在的地位；由於中共一直刻意撕裂漢藏之間的關係，利於漢人為主體的軍隊大規模屠殺藏人，藏漢之間已經結下血仇，如何才能消弭藏漢之間的血海深仇——這些艱難得近乎絕望的問題，無疑是達賴喇嘛思考西藏前途時必須給出答案的問題。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大良知者胡耀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主導中共政治趨向的權力。這是一個奇蹟。而胡耀邦本身就是一個中共血腥政治中出現的人道主義的奇蹟。奇蹟就意味著偶然。瞭解到中共數十年對藏人的屠殺、迫害、酷刑、監禁以及經濟與資源的掠奪之後，胡耀邦面對中共在西藏的官員沉痛地說，「我們對西藏人民是犯了罪的」；他主張絕大部分中共漢族官員要退出西藏，讓藏人真正實施自治。

胡耀邦這個高貴的人道主義者奇蹟般的出現，給了達賴喇嘛解決那些絕望問題的希望。於是，從中道生命哲學中延伸出一條解決西藏問題的政治道路——中間道路。鄧小平曾說過，同藏人，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有人據此認為鄧小平對西藏問題持開明態度。這種認知不符合事實。當時中共主張對西藏實施開明政策的政治家，是胡耀邦。鄧小平與胡耀邦的根本區別在於，鄧小平是一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老政客，對於他，任何觀念都可以根據政治實用主義的要求而改變，就像他願意同藏人談判的態度，又在一九八九年三月，改變為支持並讚賞胡錦濤把西藏僧人淹沒在血泊中的反人類罪行一樣；胡耀邦則是真誠的人道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他忠實於自己的理念，不肯為實用主義權衡而背叛良知。

奇才與絕世美人都必遭天妒。胡耀邦，這個中共官員中的美而高貴的人格奇蹟，猶如燦爛的流星，迅速隕落。他的生命在中共政治鐵幕的夜空中劃出一道明亮的軌跡，隨後又湮滅在復活的中世紀古老黑暗中。伴隨胡耀邦的生命之火一起熄滅的，是中間道路在中共政治時－空範疇內實現的希望。朱厚澤，曾任中共宣傳部長，中共高層的另一位良知人士，胡耀邦當年期許他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如果可以將胡耀邦喻為人道主義的皓月，那麽，朱厚澤就是皓月旁的一縷彩雲。他的存在曾使中國的政治夜空給人以美的希望。他生命凋殘之前，用這樣一句話告誡關心政治的中國人：「有人因為我們這些人存在，就認為有希望。其實，沒有希望。」他的這句話也是對藏人的告誡。

中共是一個血腥氣濃烈的現實存在，達賴喇嘛當然不能無視它的存在。不過，當中共通過整肅胡耀邦和六.四北京屠城使人類的良知失望之後，又經過二十多年的徒然期待，尊者顯然已經開始超越中共的存在，準備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同中國對話，討論中間道路問題。對於中國萬年歷史，中共只不過是短暫而且必將消失的過程，既然中共對於藏人只意味著絕望，藏人便可以無視它的存在，準備同一個沒有中共暴政的未來中國談判。達賴喇嘛向中國的民眾和知識份子發出良知召喚，乃是衝破絕望的現實的囚禁，同未來對話的高瞻遠矚之舉。

中間道路在中國被中共堵死，卻在國際社會中成為通衢大道。凡理想主義枯萎的時期，國際政治必定呈現出對鐵血強權的綏靖主義趨勢，儘管綏靖主義的理由不盡相同——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向德國納粹綏靖，是為了缺乏正義的和平；現在向中共暴政綏靖，是為了缺乏良知與理性的短期經濟利益。中間道路蘊涵的寬容、慈悲的理念，使一個綏靖主義氾濫的時代，也不得不通過對藏人命運的普遍關注，來證明它還沒有徹底墮落。在藏人走向時代中心的過程中，中間道路的精神能量起到了重大作用。

如海的智慧使達賴喇嘛不僅具有歷史的大視野，而且具有生命意義的大視野。他在超越現實的絕望，開始同中國過去與未來雙向的萬年歷史對話的同時，也超越單純的政治範疇，俯瞰過去與未來。復國獨立或者高度自治這類概念，在政治範疇內屬於最高層次，然而，政治卻不是人的意志之巔。心靈才是人類的最高範疇，而自由是心靈的意境之王。同時，信仰自由，又構成藏傳佛教，這個藏民族的主要文化表述的生存前提。所以，達賴喇嘛通過中間道路顯示出的對西藏政治命運的關注，恰以超越政治的視野為前提。達賴喇嘛關切至深的，首先不是獨立或者自治這類政治形式，而是西藏的自由，以及與自由相連的藏傳佛教的生存權，或者說是藏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存在的生存權。

一位藏人朋友曾向金聖悲提出一個問題：「中共鐵血強權比古羅馬帝國更凶殘——這是一個人類歷史上最缺少文化素質的暴政。兩千年前，基督徒最終能用為信仰而承受的苦難感動了羅馬帝國，可是，中共是不可能被人性的苦難感動的。被感動首先需要具有文化素質。面對這種情況，藏人的機會在哪裡？」那位藏人提出這個問題時，目光下意識地垂落在一朵枯萎的野花之上，那朵花搖曳在黑石裂縫間，而他眼睛裡的困惑比枯萎的花更悲涼。

當時，金聖悲如此回答：「藏人的機會來自兩個領域；這兩個領域，一個是精神意境，一個是政治範疇。達賴喇嘛正在創造精神意境的機會；政治範疇的機會則要由命運的必要性和偶然性共同創造——屬於藏人的精神意境的機會在於，讓藏傳佛教成為下一個時代人類，特別是中國人，拯救心靈的精神導師之一；屬於藏人的政治機會在於，中共暴政由於內在矛盾的必然邏輯發展，在一個具有歷史里程碑意義的偶然性作用下，如前蘇聯共產帝國那樣，被全民大起義所摧毀，而自由的中國，就意味著藏人自由的機會。」

只借諸天啟的靈感，金聖悲就確信，達賴喇嘛一定以明澈的大智慧，洞察了關於藏人的機會的問題。尊者正推動使藏傳佛教成為人類精神導師的命運之輪，「東方需要自由拯救，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時代精神危機的表述，也在召喚一次心靈的拯救運動，而召喚心靈拯救與呼喚精神導師是同一回事。

藏人同清朝皇室曾經形成精神信仰之源和信徒之間的關係。當然，在自由和民主的時代，僅有同權貴階層的關係是不夠的。中國自由之後，如果藏傳佛教能夠在廣泛的社會意義上，引導中國人腐爛於物慾的心靈，重歸精神的家園，並成為中國人道德重建的精神背景之一，那麽，藏人與中國之間的一切政治問題，都將迎刃而解。即使像達賴喇嘛設想的處於高度自治的狀態，而不是復國獨立，藏人也會獲得尊嚴，而且，那種尊嚴高於政治領域，屬於心靈的榮耀。

「這一切現在還只能用‘如果’表述的可能性，或許已經呈現在達賴喇嘛的歷史大視野中。」金聖悲同那位藏人朋友的交談，最後變成了哲人的沉思：「… … 達賴喇嘛如此作為，絕非只由於對藏傳佛教生存的實用主義策劃，而是基於佛的悲憫之心。尊者思考的重心之一，可能是如何消弭藏漢之間的血海深仇，儘管這種血海深仇本質上是中共暴政卑鄙的政治陰謀的結果。」

「愛和恨是情感的雙翼，‘以血還血’的原則所表述的仇恨，具有情感的正義性；對罪惡進行正當程序的審判，是法的正義。然而，佛的慈悲之心超越世俗的愛與恨，也超越情感和法的正義。佛不希望仇恨主宰命運，即使那種仇恨與情感或者法的正義一致；佛只願人的心靈在虛無的生命哲理中得到淨化，淨化為一縷忘卻仇恨的寧靜的微笑。噢，仇恨充溢的生命必然野性勃勃，生動如暴風雨，但是，仇恨中沒有幸福感。就算手刃仇敵，痛飲罪人之血，也只能體驗報復的歡悅，那血腥濃烈的歡悅，只意味著情感的興奮，而不是幸福。幸福只在心靈的寧靜之中，佛之悲就在於給虛幻的人生以心靈的終極安慰，而心靈的幸福需要用忘卻仇恨來換取… … 。」

就在金聖悲以幸福的名義否定仇恨的思想過程中，卻遇到了一個用熾烈的激情證明仇恨魅力的生命。他就是那位達賴喇嘛一度著意當作青年才俊培養的藏人。同時，他也是金聖悲所認識的藏人中，對中間道路持最激烈否定態度的青年，至少在情感上最激烈。他對金聖悲說：「在藏人中，背叛達賴喇嘛是一項極為嚴重的道德指控。我的父親都從西藏境內打電話告訴我，如果我反對達賴喇嘛，他就同我斷絕關係，不要我這個兒子。所以，達賴喇嘛在世時，我不會公開反對中間道路，但是，我將實際從事復國獨立的準備。」

「既然他現在還不願意讓他的真實思想和行為同他的真實名字一起展示在陽光下，那就用一個假的稱呼，掩蓋他的名字吧——用黑夜掩蓋真實的激情。」金聖悲如是想，並決定稱這位藏人參摩，藏語黑夜的意思。

參摩眼睛明亮，目光執著、堅定，又有一絲非理性的動盪感。金聖悲能感到他生命的灼熱，彷彿一把刀捅進他的心裏，也會被他沸騰的血燒紅。金聖悲只從另一個他未曾謀面的藏人青年身上體驗到過這種生命的灼熱感。自從中共統治雪域高原之後，西藏春天的風就常被藏人的血染成猩紅。一位友人向金聖悲講述了一件事：二零零八年，一位康巴青年，面帶高傲的笑容，昂視闊步奔向中共軍警的槍口，同時高聲宣告，「五十年前被你們殺死的藏人又回來啦！」聽完友人的講述，雖然時－空阻隔，金聖悲的思想仍然清晰地看到了那位以高貴而英俊的鬼魂自喻的康巴鐵漢，仍然真切地感受到他生命的熾烈——好像他心中的血灼熱得能把射入胸膛的槍彈，熔成一滴滴鐵的淚珠。

二零零八年春天，西藏境內的藏人發動抗暴起義之後，達賴喇嘛曾呼籲藏人停止用武力反抗暴政的血腥鎮壓，並宣布，如果流血衝突的局勢進一步惡化，他將退休。對此，參摩極其不滿，而且不滿是用近乎絕望的悲痛神態表達出來。「達賴喇嘛有崇高的威信，他說什麼，藏人都會照著去作。他那樣一說，面對中共的國家暴力，藏人連正當防衛的權利都不能行使。我們還能靠什麼來得到自由！」
在悲憤中，參摩的眼睛亮得像燃燒的夜色。

不過，金聖悲認為，參摩對達賴喇嘛的責怪之情是錯誤的，而且他也不如達賴喇嘛更理解中共的凶殘，儘管他的心已經被對中共暴政的仇恨燒焦。每次見達賴喇嘛時，只要談到藏人的命運，金聖悲都發現尊者眼睛深處覆蓋著鐵黑色的哀愁，只有無數血跡和苦難的重疊，才能呈現出那種堅硬的黑色。金聖悲因此相信，藏人迸濺在雪原上的每一滴血，也同時迸濺在尊者的眼睛上；藏人留在青銅色大地上的每一個苦難的足印，也都留在尊者的心底裡。

「達賴喇嘛會因為中共士兵槍彈擊碎的每一塊石頭，每一朵紫色或者金色的花，而心疼得震顫，他怎麼可能不為一個個藏人的生命被擊碎而悲痛欲絕——每個藏人都是尊者肉中的骨、心中的血和眼中的淚。之所以要求藏人停止對中共國家暴力血腥鎮壓的反抗，是因為尊者深知，中共暴政，這隻嗜血的政治動物隨時都在準備大規模屠殺藏人，半個世紀以來，中共已經摧殘了約一百二十萬藏人的生命；藏人的命運因此不得不用死亡、血淚和白骨來表達。政治家可以為政治目的而呼喚血的獻祭，可是，佛卻絕不能如此。參摩，難道你真的不能看出，達賴喇嘛的心在為藏人而流血嗎？責怪一顆流血的佛心難道不是另一種殘忍嗎？」金聖悲在思想中責問參摩，卻沒有說出來。因為，他也實在不願傷害參摩——那也是一顆灼熱如火的心。當代人類中，還有幾顆心能像火一樣，擁有點燃生命的熾烈。

凝視著參摩，一個在仇恨中燃燒的生命，金聖悲不禁黯然神傷：燃燒的生命雖然有生動的美感，但是，因仇恨而燃燒，卻又顯出對血的渴望。參摩對金聖悲說：「達賴喇嘛圓寂之日，就是藏人全民大暴動之時。半個多世紀了，藏人心中的怒火能把石頭都燒成灰；半個多世紀，藏人只能在暗中用心中的憤怒之火鑄一柄復仇的刀。中間道路使藏人沒有辦法從心中抽出這把復仇的刀。達賴喇嘛的圓寂將成為召喚復仇的戰鼓，那鼓聲會把每一個藏人的心震碎。… … 中國人很多，超過藏人太多。但是，如果中國人想把藏人滅掉，藏人就有權利用一切方式反擊。我們可以使用髒彈，使用生化武器。現代科技為人數少的民族對抗人數多的民族提供了可能… … 。」

參摩不像在同人說話，而彷彿在向歷史作意志的宣示，對壯烈死亡和痛飲鮮血的渴望在他眼睛裡閃耀，如同破碎的太陽，如同燃燒的天空。然而，金聖悲卻想起了達賴喇嘛的眼睛，想起了尊者眼睛裡那鐵鑄的哀愁。他只有用思想，陪伴尊者的哀愁：

「如果將來的歷史為參摩作證，那一天到來時，藏漢之間的大流血將淹沒歷史，那將是太陽在血海中被窒息的一天，那將是黑暗遮蓋蒼天和大地的一天。石佛也會因此而悲愴欲絕，作響徹萬年歷史的長哭。中國人在中共暴政的驅使下，即使最終以十五億對六百萬的優勢，把藏人斬盡殺絕，那片血鏽覆蓋的暗紅色的高原，又會以死寂的荒涼，向蒼天控訴什麼？而中國人，一個以凶殘屠夫的身份被歷史記住的族群，又怎麼不受蒼天的譴責和大地的詛咒——一個天譴地詛的民族又怎麼可能再次擁有高貴而美麗的命運？」

思想之中，金聖悲聽到時間的鐵輪正隆隆滾向藏漢大流血的黑暗宿命。他完全清楚，中共暴政正用種種政治陰謀欺騙世界，並拖著歷史，向藏漢大流血的宿命逼進——中共試圖用藏漢兩族的血，洗去它對藏人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的反人類罪惡。達賴喇嘛顯然正在竭盡全力，試圖用佛心阻止時間之輪逼進黑暗的宿命。可是，這個時代屬於以萬里血海為美酒的魔鬼，不屬於佛。達賴喇嘛能成功嗎？

「參摩，或許還有李科先，並不理解達賴喇嘛承受的心靈艱難，還有覆蓋在艱難上的重重哀愁。那是慈悲佛心的哀愁，那是揹負重大歷史使命的聖者的艱難——沈重之處在於，艱難中凝結著難以計數的人們的生死悲歡，也凝結著對藏民族前途的預言… … 。」金聖悲開始思考屬於達賴喇嘛的艱難，哲人只能用思想的繁花，來表述對聖者的哀愁的敬意——佛的哀愁是蒼天的悲情。

達賴喇嘛的艱難來自三個因素，即中共暴政、國際政治的現實和藏人走出歷史陰影的必要。

人類萬年歷史間，沒有哪一個社會運動像共產主義運動這樣，讓比大海的波濤還多的生命，以悲慘至極的死亡方式，消失在黑暗而荒涼的時間中；共產主義運動是刻在骷髏上的偽善的理想。中共暴政將成為共產主義運動對歷史所作的最後陳述。這個陳述充斥著詭詐的謊言、卑鄙的政治陰謀、極端凶殘的國家暴力和黑手黨式的專制統治。以絕對真理的名義控制所有人的心靈，滅絕共產黨文化以外的一切文化存在，構成中共暴政的天性。中共暴政已經成功地滅絕了內蒙古的蒙古文化。蒙古族，這個勇武絕倫、歌舞如霞的民族，作為文化存在，已經同沙漠化的千里草原和蒙古英雄史詩創造的高貴人格一起，消失在內蒙古高原的茫茫風沙深處。現在，滅絕藏文化則被中共暴政視為「核心國家利益」之所在，中共正運用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的能量，來實現它的這個所謂「核心國家利益」。為保衛藏人的文化生存權，達賴喇嘛能用來同中共暴政抗爭的，唯有一顆慈悲的佛心，一襲色如紅焰的僧衣，和藏人對心靈以及尊嚴的忠誠——只能用精神的力量與巨型怪獸的物質力量抗爭。而這恰又是一個苦戀瘋狂物慾的時代。達賴喇嘛又怎能不艱難。

儘管達賴喇嘛的心靈和人格的魅力所表述的藏人命運感動了人類，但是，這種感動還只在良知的範疇內，並沒有進入國際政治的領域。西方文化主宰的時代已與精神危機正面相撞。精神危機的表現在於，哲學缺乏智者，政治領域則缺乏眼睛被理想主義的群星照亮的偉大政治家。當前的國際政治，是被一群實用主義的小政客操縱的骯髒的交易市場。精於功利權衡的小政客具有鼠類的猥瑣風格，它們精明、狡猾、懂得人性的所有渺小的弱點，卻缺乏理解俠義精神的生命素質，並且永遠不會基於真理和正義的原因，同鐵血強權抗爭。雖然有小政客為了贏得選民的心，不時通過會見達賴喇嘛，來證明他們的良知還沒有完全腐爛。不過，他們絕沒有勇氣明確告訴中共強權：「如果你們要對藏人實施文化性種族滅絕，我們將和藏人一起為精神自由而戰鬥，因為，自由乃是超越族群的人類共同的神聖事業。」——這是英雄才會作的事，它與小政客無關。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政治對於藏人的命運仍然是冷冰冰地關閉的鐵門。達賴喇嘛站在鐵門外，為藏文化的生存，也為天下蒼生避免陷入萬劫不復的人為的大災難，而不停地叩響那扇鐵門。結果只是偶爾有歐巴馬這類的小政客，會打開一條門縫，伸出半個腦袋，匆匆向尊者說一聲「哈囉」，接著又把腦袋縮回去，重新關閉鐵門。如果迎著西藏高原暗夜的寒風，聽到達賴喇嘛不知疲倦地叩擊國際政治的鐵門的聲響，金聖悲的心，那團風中的紅焰，也會感到疼痛。那孤獨的叩擊聲中，迴盪著屬於佛心的艱難。

使達賴喇嘛艱難的第三個因素，是藏人走出歷史陰影的需要。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來，藏人陷於凶險至極的民族危機中：藏人不僅喪失了國土的主權，而且精神的家園也處於現實的危險中；中共暴政不但要滅絕藏人政治的祖國，同時要絕對控制藏人心靈的故鄉——藏人危機的凶險之處，在於可能神形俱滅。猶太亡國千年，猶能復國，因為，猶太人喪失的只是國土，而非精神的家園和心靈的故鄉。藏民族如果神形俱滅，藏人的歷史就將被陰暗的時間抹去，並永遠喪失重建心靈家園和文化祖國的希望。達賴喇嘛在喜馬拉雅雪山上踏出的足跡，不僅意味著數十萬藏人的流亡，更是一種象徵，即象徵著整個藏民族，包括依然處於中共極權專制下的藏人，都走上了精神流亡之路——在心靈的意義上，走出了中共極權鐵幕的陰影。但是，為獲得最終戰勝命運挑戰的能力，藏人還必須走出歷史的陰影。

許多生命都被屬於歷史的觀念囚禁在死去的時間中，而活在死去的時間中，就預言著湮滅——無論對於個人，還是族群，結果都一樣。走向未來，必須掙脫某些歷史的羈絆。深陷危機中的民族尤其如此。時間雖然死了，但屬於死去時間的觀念和邏輯，卻比生鏽的鐵鏈堅固，它會牢牢地纏住一個民族走出歷史陰影的腳步。斬斷那條鐵鏈有時比從一個民族的生命中血淋淋地剜下一塊肉還令人痛苦。這種屬於民族的割肉之痛，正是走出歷史陰影的艱難所在，而達賴喇嘛正承受著這種艱難。

「必須從乾裂的石頭裡擠出血來；必須用那頑石之血來點燃灰燼。這就是屬於達賴喇嘛，一個巨大歷史命運負重者的艱難。李科先和參摩顯然不理解達賴喇嘛的艱難，因為他們還不是歷史命運的負重者——儘管他們想是，但他們還不是。正由於對巨大歷史命運負重者的艱難缺乏理解的能力，他們對達賴喇嘛的責怪變得淺薄。」

金聖悲這樣想，不過，他並不試圖講述達賴喇嘛的艱難。他的價值觀念中，那種艱難高貴而神聖，只應該用心靈，而不是言語來表述。

小人物，無論是有成為巨人可能性的渺小者，還是天生的庸人俗物，常傾向於通過把偉大人格庸眾化的方式，來隱喻他們自己並不十分渺小，並以此縮小他們同偉大人格之間的距離。這種傾向使金聖悲厭倦。聽到參摩說「達賴喇嘛也是人，也有缺點、弱點，也會發脾氣」，金聖悲的神情變得格外冷峻，同時，他想道：「偉大的人格可能也有人的弱點，但是，偉大人格的優點卻是庸人永遠只能仰視而無法企及的。」

金聖悲又一次感到，以法律人格平等的名義要求生命哲學人格的平等，乃是庸人的一種墮落至極的思想表現。而且，他的這種感覺如同親吻浴血的刀鋒一樣銳利。政客們，或者媚俗的中國小文人，為討庸眾的歡心，會用「模糊數學」的方式，確認人格平等。不過，這種確認，由於模糊了偉大人格和猥瑣人格之間的永恆界限，而使人格高貴和美，以及與之相連的道德情懷，都受到蔑視。有資格同真理對話的聖者和哲人，則常把生命哲學意義上的人格不平等的界限，用思想的雷電刻在朝日之上。佛學的「眾生平等」，也只是就歸宿而言，或者理解佛意的可能性而言，並非對現實人格狀態的判定。柏拉圖，他的智慧構成西方哲學思想的主要源流之一，在哲理的拓荒時期就明確無疑地豎立生命哲學人格不平等原則的界碑：他把人分為四個等級。唯一令人遺憾之處在於，柏拉圖的人格等級以金質、銀質、銅質和鐵質來標識。這種把生命哲學意境歸結為物質的況喻，體現出古希臘唯物哲學的原始庸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