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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红冰:走出历史的阴影和回归佛的精神(下)(图)

2012-12-17 07:58 作者:袁红冰 桌面版 正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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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现将袁红冰先生所著《通向苍穹之巅——翻越喜马拉雅》在网络刊载,以表达对自焚藏人的声援与敬意。 ——《自由圣火》编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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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走出历史的阴影和回归佛的精神

——达赖喇嘛尊者为人类点亮一盏心灵之灯

金圣悲接受法律人格应当平等的理念。原因在于,人类万年历史间所实行的确认人格不平等的法律,不仅没有创生出高贵的人格,反而以法律的名义鼓励了人格的堕落——法律确认的高贵者,常常在道德上最卑贱。这似乎表明,人的意志,即法律,没有资格规定人格的不平等;同时,失去法律人格的平等,社会也就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底线和基本的法治规则。

但是,金圣悲坚信哲学人格的不平等。英雄与懦夫,圣者与庸人,高贵者与卑贱者,心灵美如繁花者与只能听懂物欲召唤者,天纵英才与蒙昧愚蠢者,等等这些人格的界限,是刻在时间命运之上的,除非时间干枯,命运凋残,这些哲学的人格界限就将永存。在金圣悲的视野中,哲学人格的不平等是关于生命的最基本的真理之一。卑贱者、丑陋者、庸人和懦夫总试图用法律人格平等的理念,否定哲学人格的不平等,因为,在高贵、美丽、睿智的圣者和英雄人格前,他们像灰尘一样渺小,像鼠类一样猥琐并只属于阴影。但是,这种否定和否定者同样丑陋,并被伟大的命运、英雄史诗以及诗意充盈的美女忽略。

金圣悲把寻找高贵而美的人格视为自己心灵事业的一部分——不为任何实用主义的原因,只为体验生命的魅力。然而,在心灵艰难的时代,这种寻找比在铁黑色的戈壁上播种属于清泉与花的希望还要艰难。不过,他终于遇到了一位。那便是达赖喇嘛尊者。

金圣悲不相信人有前世来生。在他的哲思中,万物在轮回中不断变幻存在形式并永恒;表述心灵的生命却绝不轮回——生命源于虚无,又回归虚无;心灵就是实现虚无的一次审美的偶然冲动。然而,初次见到达赖喇嘛时,在时间开始之前就似曾相识的亲切之情,竟如高原上紫霞弥漫的风,沛然涌人金圣悲的胸怀,仿佛他们来自同一片心灵的故土,那金色的虚无意境。那一刻,金圣悲的心犹如一朵形如金杯的郁金香,花蕊内露水充盈;忽然一阵清风从天外吹来,枝摇花动,露水从花蕊中一倾而下,灿烂炫目——那倾泻的花露便是金圣悲的感动之情,便是哲人对尊者的礼赞之情。

达赖喇嘛的形象映入金圣悲青铜色的眼睛;哲人用来自天启的灵性理解尊者的生命风格。尊者两道浓眉中间耸起,犹如暮色中圣山的剪影;面容上神情生动而丰富,时时闪耀起少年般纯真的笑意;峻峭的额头上,一

道道波浪般深深起伏的皱纹,描绘出智慧的大海,有灵性者会从那皱纹间听到智慧之海上波涛的动荡声。尊者的眼睛,宁静时令哲人想起西藏落日时分红霞覆蓋的万里雪原;愉悦时宛似莹白的雪山之巅燃烧的阳光;慈祥时犹如深沉黑暗中点亮的金焰的酥油灯,给人的心灵送去温馨的抚慰;悲哀时仿佛苍天和大地也随之黯然伤神;严肃时目光锐利得像蔚蓝色晨光中飞来的箭簇。

每次同达赖喇嘛见面,金圣悲都很少认真注意听旁边的翻译说些什么,因为,仅凭凝神注视,他的那颗风中的红焰之心,就已经理解了尊者的意愿。这种超越语言的心灵交融,令哲人沉醉。那是一种犹如深红的落日狂饮美酒之后的辉煌沉醉。

通过在冥想中呈现的天启,金圣悲曾领悟了自己生命的来源——他原来是囚禁在虚无铁牢中的一缕形而上的审美激情,虚无铁牢中的囚徒,都是超越时间和形象的可能性;是奇迹般的偶然性为那一缕无形的审美激情撕裂虚无的铁牢,使他由形而上的可能性,转化为现象世界中的一位哲人和诗者;他的天职,也是他的宿命,就在于实现那缕审美激情对外化为美的生命现象的苦恋,以高贵而美丽的人格的名义作瞬间展现之后,便凋残为虚无,湮灭于时间之外的荒凉之中。

基于对自己生命之源的天启,金圣悲以美为万神之王,为心灵的图腾;他的生命意义只集注于创造风格华美的生命哲学,因为,华美的生命哲学是英雄人格的心灵渊源,而英雄人格意味着生命美的极致。只是由于自由与美一致,而政治奴隶的生命只表述丑陋的命运,他才关心人类的自由事业。这种关心使他的生命风格曾经化为中国“六.四”自由运动中的一缕激情。“六.四”已经过去二十多年,金圣悲的那缕曾属于“六.四”的激情依然萦绕在每个日落时分的血色流云间。金圣悲相信,达赖喇嘛对世俗政治的某些关注,同他一样,本质上也是基于心灵的原因。

一次分别之际,达赖喇嘛对金圣悲说:“‘六.四’的很多参与者都从自由的事业中消失了,希望你不要消失。”金圣悲回答:“那就等西藏自由之后,我再随风消失吧。”达赖喇嘛听后开怀大笑,说:“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上天堂啦。”然后,尊者紧紧握住金圣悲的手。

人世间,金圣悲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尊者此刻这样富于感染力的笑声,仿佛百年枯骨都会随笑声而起舞,千年悲愁都会瞬间化为烟云。这种感染力来自纯净的真情;属于尊者的真情之所以纯净,是因为他的心灵经过佛灯金焰的净化——能够将万物净化为雪白灰烬的金色火焰,是至纯至净的意境。

金圣悲是一个不会笑的人。或许由于长久耽于沉思冥想而忘却了笑;或许由于看到太多的苦难、背叛、奴性,看到太多人性的悲剧和丑陋,使他不愿再对人生微笑;也或许是因为他要用冷峻如铁的面容,把对人这个概念的失望封闭在心灵的痛苦中。但是,那天在达赖喇嘛开怀大笑的时刻,璀璨的笑竟也照亮了金圣悲仿佛铁石雕成的消瘦的面容——达赖喇嘛使生铁和顽石露出笑容。一位当时在场的友人对金圣悲说,那一刻金圣悲的笑容是他此生中见过的最英俊的雄性之笑,美得如一首英雄史诗,璀璨得像浴血的剑锋。那位友人还说,当时他觉得是一只鹰笑了。

能感动得生铁和顽石作英俊的雄性之笑——达赖喇嘛的人格魅力是藏人流亡感动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不过,藏人之所以能够走上离开历史的阴影并回归佛的精神之路,也还有其它的民族精神根据。

环顾当今之世界,众多族群和国家都活在死去的时间中,无法诀别历史的阴影。由此可知,走出历史的阴影需要具有创造历史的精神能量;唯独拥有或者仍然保持创造命运的意志的族群,才可能走出历史的阴影。创造命运的意志的起点,在于对民族文化传统作冷峻的审视;只有敢于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民族,才可能具备走出历史阴影的精神能力。

当代藏人的流亡本质上是反抗中共心灵控制的精神流亡。所以,不仅翻越喜马拉雅意味着流亡,而仍然生活在中共极权铁幕下的藏人实际也走在精神流亡之路上。精神流亡的过程中,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直视藏族的历史文化的伤痛,从另一个角度,推动藏人的命运之轮,走出历史的阴影。

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理念在于,藏人应当反思佛教文化传统,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思想体系为基点,走向现代化,才能够诀别历史阴影,重建藏民族的文化和现实命运。其中温和派,希望对藏传佛教进行“扬弃”,即继承佛教中有利于藏民族现代复兴的内涵,抛弃蒙昧、落后的部分。“扬弃”是一个极具形象性的词——像中国北方的农夫,在打谷场上,用木锹把麦粒抛向天空,轻风吹荡之中,金灿灿的饱满的麦粒落下来,糠皮和灰尘则随风飘开。其中的激进派则确信,藏人的现代化前途必须以走出佛教文化传统为前提。不过,无论温和派还是激进派,都用各种文化形式对西藏历史传统中的政教合一、僧人执政、佛教的巫术化和鬼神化,以及民众信仰的蒙昧性,作出严峻的否定性反思。

上述思潮发端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前则已经形成被称为“新学派”的群体。有藏人相信,最早是端智嘉开启了属于“新学派”的思想闸门。

端智嘉,安多藏人,以教师为职业的文学创作者。历史上,藏文诗歌为格律诗;小说多表现为格律诗与叙事混合的形式。端智嘉开创了藏文自由体诗和藏文白话小说的先河;他通过文学作品对佛教传统的反思,对假活佛现象,以及鬼神崇拜和巫术迷信的揭示、批判,强烈地影响了当代西藏母语文坛。由此,端智嘉被称为当代西藏文学之父。同时,他的思想也是三十年后形成的“新学派”的精神源流之一;或者说他是“新学派”的启蒙者。

一个拥有自己的圣者、英雄、智者和诗人的民族,才可能有魂。因此,为寻找藏人的魂,金圣悲才走近端智嘉,当代西藏诗歌的先驱的作品和思想。而藏汉双语诗人安乐业这样对金圣悲评价端智嘉:“他是藏人当代的屈原。”

囚禁思想,是人类最古老的恶习之一。安乐业也曾因追求思想自由,受到中共暴政的长期监禁。然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囚徒的生活,使他获得第一本藏人狱中诗集作者的历史荣耀。约十年前,他在故乡安多起飞的鹰群引导下,追随浪迹天涯的风,翻越喜马拉雅,来到达兰萨拉。

安乐业是金圣悲的藏人挚友之一。他们能一见如故,剖肝沥胆,坦诚相待,原因就在于他们有同样的饮酒风格。他们都喜欢纵酒狂欢——把大杯大杯殷红或者淡金色的葡萄酒,倾倒进嘴里,如同要赶赴苦恋万年的情人约会一样,急不可待地奔向酒醉的意境。安乐业的酒胆大如豹胆,但是,酒量却远不如金圣悲。而他的醉像晴天霹雳一样,令人猝不及防——十余个葡萄酒瓶空了之后,事先没有任何征兆,他就会两眼一翻,身体骤然向后倒去,轰然一声摔在地上,仿佛醉倒了一头牦牛,然后,便像一段墓碑,凝然不动地躺在悲哀的沉默中。当安乐业的躯体向后倒下从金圣悲的视野间突然消失的那一刻,金圣悲的神情也一下子变得格外荒凉,好像孤独地行走在没有人迹的黑戈壁间。

安乐业平常口吃。同金圣悲对话时,为把语句从嘴里喷出来,他脸上的每一块肌肉、皮肤,甚至每一根胡须、毛发,都激烈地震荡起来,那种时刻,他的神情生动得犹如强烈地震中的群山。然而,他朗诵诗句时却毫不口吃,音韵自然起伏,宛似流畅的雪水河之波。因此,金圣悲相信,安乐业是专为吟诵属于藏人命运的诗篇,才来到人世间。事实上,金圣悲也常有一个感觉:安乐业是撕裂陡峭的悬崖走出来的岩石之魂。他硕大的头颅也确实像用古铜色的岩石雕成。

安乐业的眼睛中有来自智慧的威严,并留着格萨尔式的胡须——胡须似乎是他身体上唯一精心修饰的东西,那或许是因为胡须意味着雄性的象征;他的嘴唇轮廓丰满,线条鲜明而英俊,酷似美丽的佛像;他长发浓密,纷乱中显示出飘逸潇洒的诗意。每次纵酒之中,金圣悲审视安乐业的形象时都确信,如果安乐业在西藏高原上,迎著紫色的风,走向仿佛青铜铸成的落日,那一定是他最美的时刻——他的长发会像黑火焰一样飘舞,他的心会因为诗意疼痛并灿烂着。

安乐业是“新学派”理念的持有者。不过,他不认为应当彻底否定佛教文化,而应当对佛教进行“扬弃”。他对金圣悲说,藏人的历史应当分为三个时期,即远古的英雄时代,后来的佛教时代,以及现在的佛教文化和自由精神并存的时代;他的一个志向就是撰写一部西藏文化史。这个志向使金圣悲明白,安乐业为什么不会赞同“新学派”中某些人弃绝佛教文化传统的激进观念——一个对民族的历史一往情深的人,可以医治历史的伤痛,却不会杀死历史。

无论安乐业对佛教的态度如何,金圣悲都能从安乐业的观念中领略到属于佛的族群的那种深沉的智慧。他相信安乐业对端智嘉的崇敬和评价与真理一致。有两个理由使他这样相信,即端智嘉之死的方式和安乐业的人格特征。

金圣悲读过端智嘉的一篇小说,小说以一个假活佛为线索,揭示出藏人信仰和鬼神迷信的蒙昧。端智嘉的文笔细腻而流畅,叙事中透出深深的忧伤。那忧伤似乎是从作者的骨头里飘散出来的芳香,它预言作者死的方式——自杀。

死,是人的宿命,也构成人的终极恐惧。从高踞于金色沙漠之上的埃及金字塔,到中国古代帝王华丽的陵墓,都通过最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显示出对于死亡宿命恐惧:他们甚至试图以雄伟的墓室,向死亡索取生命的永恒。人对待死亡的方式有几种。绝大多数人随衰朽和病痛渐渐凋残,无奈地湮灭在死亡的阴影中;有少数人会主动迎向并拥抱死亡。敢于主动同死亡诀别者,使他们的死由无奈的宿命升华为主体的选择,并常会显示出激情和生命之美。如黄叶漫天飘落,乃是等待死亡者所能达到的最美的生命意境;为理想和真情而主动拥抱死亡者的美,则属于辉煌落日的意境。

端智嘉在遗书中写道:“… … 我写作的唯一目的是将西藏人民从心灵的酣睡中唤醒,但我失败了。因此,为了西藏人民,我不得不以我的生命最后一次呼唤。”对于这位诗者,死使他走上生命的峰巅——他至死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是由于理想主义的失败才扯断生命的蔓藤。不过,端智嘉的自杀方式却没有落日的辉煌。他是纵情狂饮之后,打开煤气,在黑暗的房间里死去。就像深红如血的晚霞慢慢渗入铁黑的夜色。那或许隐喻著中共铁幕之下藏人自由灵魂的命运。但是,端智嘉以自杀实现的生命悲剧之美,使金圣悲确信,他的生命遗迹,即诗、小说和思想,与崇高的真理一致。这就是哲人建立确信的方式——他相信理想主义的人格是真理之源。

安乐业用崇高的评价为端智嘉筑起壮丽的墓碑。金圣悲愿向这座墓碑献一枝滴著鹰血的白菊,也是基于对安乐业的人格的信任。安乐业在一首诗中自诩头上长出十八米长尖角的野牛,并狂放地逼问世界,“谁敢说这不是戳破黑夜、穿梭过极地的一头野牛”!金圣悲怎么能不相信从如此骄傲的自由心灵中涌出的对端智嘉的崇敬。

端智嘉的思想墓碑是“新学派”的精神源头。端智嘉用生命为西藏人民作最后一次呼唤,“新学派”则把开拓西藏命运的新意境,作为理想。不过,在金圣悲的审视中,“新学派”的主要精神价值,集注于从批判的角度帮助西藏传统文化走出历史的阴影。面对中共铁血强权实施文化种族灭绝的严酷现实,藏传佛教文化为了生存,必须进行改革。在这个历史点上,改革首先意味着藏传佛教需要拭去古老的历史凝结在他命运上的重重锈迹,回归佛的精神——回归就意味着走出历史的阴影。

附着在藏传佛教上的历史锈迹主要表现为政教合一、僧人的政治特权、鬼神崇拜和巫术迷信。佛的精神,本质上属于生命哲学,是生命哲学的宗教化。在佛学的范畴内,生命哲学宗教化意味着,要使“万法寂灭,生命虚无”的哲理,升华为人的终极精神安慰。佛的精神最纯净的意境,由三项内容构成——关于丰饶虚无和因缘的哲理;利益天下苍生、救苦解厄的大悲之心;符合心灵宁静幸福的道德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诸如权力、财富以及鬼神巫术崇信和蒙昧,本质上都与纯净的佛的精神无关;像释迦牟尼那样离开权力和财富,离开鬼神巫术,就是诀别历史阴影,回归佛的纯净。

藏传佛教的改革主要动力之源在于僧侣。不过,“新学派”无疑是帮助藏传佛教拭去历史锈迹的一只有力的手。尽管“新学派”批判佛教文化传统某些观点的真理性仍然值得讨论,但“新学派”毕竟用自己的方式,撞向了对西藏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暮鼓晨钟。一个敢于直视自己历史伤痕的民族,才可能拥有对未来的自信。某些躲在历史洞穴中的守旧派僧人,诅咒“新学派”是佛教的背叛者。这种诅咒不仅不公正,而且违背藏传彿教必须改革的要求——那是时代提出的关乎藏民族根本命运的要求。

藏传佛教改革的另一个挑战,就在于如何在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科学理性充分发育的背景下,展现佛的精神魅力。达赖喇嘛已经为应对这项挑战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新学派”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的推崇,以及西藏必须全面现代化的理念,也从压力的角度帮助藏传佛教推开走出历史阴影之门。

“新学派”冷峻地审视藏传佛教传统,金圣悲则冷峻地审视“新学派”。他不赞同“新学派”中某些以现代化的名义否定藏传佛教的激进观念。“如果你们不能用藏刀斩断雅鲁藏布江的水流,你们又怎么能斩断西藏命运明天和昨日之间的历史逻辑?即使能斩断,你们又怎么忍心用藏人的思想之刀,斩断藏人母亲河的雪水清波?”——金圣悲把这两个问题刻在历史之崖上,等待“新学派”中的激进观念来回答。

金圣悲在沉思中发现,“新学派”的某些观念就像狂风中的羽毛草,虽然起伏动荡,却缺乏大海波涛的深邃内涵。西方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找到最富真理性的关于社会正义的表述,当然应当被视为普世价值。可是,“新学派”在推崇法治与民主的同时,却要求西藏全面实现西方文化主宰的现代化。这使“新学派”踏着真理的石阶,越上了谬误的绝壁。

“新学派”似乎处于生命哲理缺失的状态。人在本质上是精神的存在;民族首先不是生理意义的,而是文化意义的存在。民族文化消失了,民族在心灵的意义上便已经灭绝。如果像“新学派”的激进观念追求的那样,藏人彻底否定佛的文化传统,通过西式现代化,从文化上变成美国人,或者欧洲人,那就意味着藏民族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灭绝。难道“新学派”的激进者真希望历史得出这种结论?

更重要的是,“新学派”似乎对“西方需要拯救自由”这个时代精神的命题毫无感觉。这种感觉的缺失可能基于中共思想专制造成的知识缺失。但无论如何,它都可能使人走入幻想。

生命的意义在于个性,美是个性的存在——无论对于个人或者族群,都是如此。精神和文化形态的多元性是民族个性之鹰栖息的高崖。如果世界只有一种文化,而所有的民族都变成同一种文化的表述,那麽,即使那种文化美得像上帝,人类也会变得单调乏味至极,太阳都将由于人类的单一性而在无聊烦闷中患上忧郁症。所以,在生命哲学的意义上深爱藏族的人,最终绝不会斩断西藏文化的历史之河。

由于一些表达“新学派”观点的文章能够在中共专制体制之内公开发表,“新学派”的开创者加扎,曾经一度被心胸狭隘的守旧派僧人认为是中共的官方学者。但这是一种误解。中共的思想检查制度允许公开发表严厉审视藏传佛教文化传统的文章,只是想以此加深藏人思想的分裂,而并非要给藏人思想和出版自由。“新学派”创建人加扎终究由于为藏民族利益申张正义而被关入黑牢。这个事实告诉世界,每个良知未泯的藏人,无论其观点如何,心底里都日夜回响着一支西藏自由的歌,都是西藏自由之梦中盈盈闪动的一滴殷红的鹰血。

导致加扎被捕的直接原因,在于他用“学懂”的笔名撰写的一部藏语政治著作。这部著作围绕二零零八年藏区人民对中共暴政的英勇抗争展开。加扎最初将这部著作命名为《开天辟地——土鼠年和平革命》。从书名便可以看出,加扎对二零零八藏人抗争暴政的运动给予崇高的评价——对于藏人的历史命运,这次运动意味着精神上的“开天辟地”。加扎认为,这是藏人第一次以自由、民主、人权的普世价值为价值基础,进行悲壮的抗争。

金圣悲是从安乐业处得到这部著作的翻译手稿。他沐浴净身,焚香薰衣之后,才翻开手稿。对于所有需要用失去自由为代价书写的思想,他都当作精神的圣典来阅读。金圣悲从加扎的著作中发现了三项对藏人未来的命运至关重要的理念。

其一,加扎通过对中共暴政极权本质的深刻理论分析,以及藏人在中共暴政下经受的无尽苦难的揭示,凸显出藏民族所面临的险恶而残酷的命运挑战。其二,加扎明确提出,革命,即彻底否定中共极权暴政,是藏民族获得自由的唯一之途。其三,加扎提出了抗争暴政的基本策略原则:以甘地的理念为精神基础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现在,人类处于一个风格猥琐的时代。世界各国的小政客和文人,甚至包括像米奇尼克这类前东欧共产国家的所谓“自由人士”,为了各种利益,均泯灭理性和良知,争相粉饰中共,对极权暴政采取卑微的绥靖主义态度。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员,也把同中共极权暴政谈判视为藏民族获得自由的唯一之途,甚至愚蠢地幻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内真正自治”。在这昏冥晦暗的时刻,加扎的理念更加显出真理的孤独和力量——正因为孤独,才鹤立鸡群,出类拔萃,从而吸引民众的关注;民众的普遍关注,便意味着力量。

金圣悲像风一样自由,但是,自由的风也有原则。金圣悲的原则之一,便是永远都要坚守思想的真实。因此,尽管对加扎铁幕下的写作怀有深深的敬意,他仍然愿意袒露出对加扎理念的不同认知。

首先,金圣悲认为,达赖喇嘛引领藏民族走上的精神流亡之路,是当代西藏自由运动的源头,而上个世纪中叶藏人的全民大起义,才配称为西藏精神和意志的“开天辟地”之举。二零零八年的藏人抗暴运动虽然更富于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极其英勇悲壮,不过,它依然不具有精神上的“开天辟地”的意义和地位。金圣悲之所以愿意指出这个区别,是因为他不希望割断西藏自由运动的历史进程——割断历史有时候比割断血肉深情更冷酷。

其次,金圣悲不认为把甘地的抗争理念引进西藏的命运,会有利于西藏的自由。理由在于,甘地当年面对的,是以自由民主为基本政治原则的英国政府;当代藏人面对的,则是极权暴政。把属于一种参照系的原则,用于另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参照系,这是思维逻辑的错失。然而,思维逻辑的错失如果成为现实政治运动的主导,西藏的自由命运必将遭受重大历史挫折。因为,中共极权暴政只相信铁血强权,它不会被和平理性所说服,也不会被非暴力良知的宣示所感动;惟有像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人民那样,通过全民反抗和人民大起义,才能让它退出历史地平线。

另外,金圣悲真诚期望,加扎把对甘地的崇敬转为对达赖喇嘛的崇敬。这不仅是因为他相信达赖喇嘛比甘地更伟大——甘地只是世俗政治范畴的圣雄,达赖喇嘛则是人类心灵领域的圣者和精神导师——更是因为,虽然西藏自由运动的直接目标,无疑在于使藏民族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隶变为自由人,但西藏自由运动还有更深刻的精神目标,即推动图博文化的复兴,重建西藏文化的祖国,而不是把西藏印度精神化,不是按照甘地的理念塑造藏民族的未来。

不过,无论有多少理念不同,金圣悲都认为加扎的这部著作都构成“新学派”的精神荣耀,因为,这部著作毕竟开启了关于西藏自由的现实道路的理论探索之门,而探索和讨论,是趋近真理的前提;无论有多少思想的分歧,金圣悲也都对加扎怀着英雄相惜之情,只因为加扎把他的生命当作一滴为思想而流淌的血,迸溅在中共黑牢的铁门上。

合上加扎的手稿,金圣悲对加扎的情感,犹如美酒满溢的铁杯。他只愿有一日,能携三万斛美酒,用如斗的巨杯,与加扎狂醉于安多草原。然后,一起放声痛哭,让烈酒化作英雄铁汉的无尽泪滔,淹没这个在物欲中腐烂的时代。

有一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声称:“我们不会出版加扎的书,因为,他反对佛教。”听到友人转述此言,金圣悲不禁悲从衷来。他读过的加扎的文本证明,加扎并非反对佛教,而是用艰难的思想为藏传佛教拭去历史的灰尘,这对于藏传佛教走出历史阴影至关重要;加扎关心佛教的纯净,就像关心他自己心中的血的纯净。读过《开天辟地——土鼠年和平革命》书稿的人,只要不带偏见,都能感觉到加扎那一颗为西藏自由而跳动的心——那个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为什么感觉不到?以宗教的名义来否定自由思想的创作和出版,这又是一种多么阴暗的心理?

中共暴政的铁幕和铁牢,都不能阻止加扎的自由写作,一个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员又怎么能阻止加扎作品的流传——自由的写作都有风的天性,可以越过一切阻碍,飘向世界,飘进历史。金圣悲决意帮助出版加扎的这部政治著作,不为任何具体的世俗原因,只为让这个庸人都很自信的时代明白:还有自由的灵魂,愿为书写真理而承受属于英雄的悲怆命运。

从端智嘉的自杀到加扎被捕,这几十年的时间中,难以计数的西藏自由灵魂在中共思想专制之下枯萎凋残。这些血泪和尸骨昭示一个真理:达赖喇嘛撕裂中共铁幕,引领藏人走上的流亡之路,是藏文化的唯一生存之路。否则,如果被封闭在中共暴政的东方巴士底狱中,藏文化将像中国境内的汉文化、蒙古文化一样,因窒息而死——西藏文化之魂将被中共装入铁棺,深深埋进血泪浸透的大地。正由于达赖喇嘛的流亡在时代之巅,在历史的中心,为西藏命运开拓出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中共铁幕下的藏人自由思想者,也包括对藏传佛教持扬弃或者严峻反思态度的“新学派”,才获得艰难喘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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