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走出歷史的陰影和回歸佛的精神（下）(圖)

【鑒於自焚藏人已逾百人，現將袁紅冰先生所著《通向蒼穹之巔——翻越喜馬拉雅》在網路刊載，以表達對自焚藏人的聲援與敬意。 ——《自由聖火》編輯組】

看中國配圖

第四章 走出歷史的陰影和回歸佛的精神

——達賴喇嘛尊者為人類點亮一盞心靈之燈

金聖悲接受法律人格應當平等的理念。原因在於，人類萬年歷史間所實行的確認人格不平等的法律，不僅沒有創生出高貴的人格，反而以法律的名義鼓勵了人格的墮落——法律確認的高貴者，常常在道德上最卑賤。這似乎表明，人的意志，即法律，沒有資格規定人格的不平等；同時，失去法律人格的平等，社會也就失去了公平競爭的底線和基本的法治規則。

但是，金聖悲堅信哲學人格的不平等。英雄與懦夫，聖者與庸人，高貴者與卑賤者，心靈美如繁花者與只能聽懂物慾召喚者，天縱英才與朦昧愚蠢者，等等這些人格的界限，是刻在時間命運之上的，除非時間乾枯，命運凋殘，這些哲學的人格界限就將永存。在金聖悲的視野中，哲學人格的不平等是關於生命的最基本的真理之一。卑賤者、醜陋者、庸人和懦夫總試圖用法律人格平等的理念，否定哲學人格的不平等，因為，在高貴、美麗、睿智的聖者和英雄人格前，他們像灰塵一樣渺小，像鼠類一樣猥瑣並只屬於陰影。但是，這種否定和否定者同樣醜陋，並被偉大的命運、英雄史詩以及詩意充盈的美女忽略。

金聖悲把尋找高貴而美的人格視為自己心靈事業的一部分——不為任何實用主義的原因，只為體驗生命的魅力。然而，在心靈艱難的時代，這種尋找比在鐵黑色的戈壁上播種屬於清泉與花的希望還要艱難。不過，他終於遇到了一位。那便是達賴喇嘛尊者。

金聖悲不相信人有前世來生。在他的哲思中，萬物在輪迴中不斷變幻存在形式並永恆；表述心靈的生命卻絕不輪迴——生命源於虛無，又回歸虛無；心靈就是實現虛無的一次審美的偶然衝動。然而，初次見到達賴喇嘛時，在時間開始之前就似曾相識的親切之情，竟如高原上紫霞瀰漫的風，沛然湧人金聖悲的胸懷，彷彿他們來自同一片心靈的故土，那金色的虛無意境。那一刻，金聖悲的心猶如一朵形如金盃的鬱金香，花蕊內露水充盈；忽然一陣清風從天外吹來，枝搖花動，露水從花蕊中一傾而下，燦爛炫目——那傾瀉的花露便是金聖悲的感動之情，便是哲人對尊者的禮讚之情。

達賴喇嘛的形象映入金聖悲青銅色的眼睛；哲人用來自天啟的靈性理解尊者的生命風格。尊者兩道濃眉中間聳起，猶如暮色中聖山的剪影；面容上神情生動而豐富，時時閃耀起少年般純真的笑意；峻峭的額頭上，一

道道波浪般深深起伏的皺紋，描繪出智慧的大海，有靈性者會從那皺紋間聽到智慧之海上波濤的動盪聲。尊者的眼睛，寧靜時令哲人想起西藏落日時分紅霞覆蓋的萬里雪原；愉悅時宛似瑩白的雪山之巔燃燒的陽光；慈祥時猶如深沉黑暗中點亮的金焰的酥油燈，給人的心靈送去溫馨的撫慰；悲哀時彷彿蒼天和大地也隨之黯然傷神；嚴肅時目光銳利得像蔚藍色晨光中飛來的箭簇。

每次同達賴喇嘛見面，金聖悲都很少認真注意聽旁邊的翻譯說些什麼，因為，僅憑凝神注視，他的那顆風中的紅焰之心，就已經理解了尊者的意願。這種超越語言的心靈交融，令哲人沉醉。那是一種猶如深紅的落日狂飲美酒之後的輝煌沉醉。

通過在冥想中呈現的天啟，金聖悲曾領悟了自己生命的來源——他原來是囚禁在虛無鐵牢中的一縷形而上的審美激情，虛無鐵牢中的囚徒，都是超越時間和形象的可能性；是奇蹟般的偶然性為那一縷無形的審美激情撕裂虛無的鐵牢，使他由形而上的可能性，轉化為現象世界中的一位哲人和詩者；他的天職，也是他的宿命，就在於實現那縷審美激情對外化為美的生命現象的苦戀，以高貴而美麗的人格的名義作瞬間展現之後，便凋殘為虛無，湮滅於時間之外的荒涼之中。

基於對自己生命之源的天啟，金聖悲以美為萬神之王，為心靈的圖騰；他的生命意義只集注於創造風格華美的生命哲學，因為，華美的生命哲學是英雄人格的心靈淵源，而英雄人格意味著生命美的極致。只是由於自由與美一致，而政治奴隸的生命只表述醜陋的命運，他才關心人類的自由事業。這種關心使他的生命風格曾經化為中國「六.四」自由運動中的一縷激情。「六.四」已經過去二十多年，金聖悲的那縷曾屬於「六.四」的激情依然縈繞在每個日落時分的血色流雲間。金聖悲相信，達賴喇嘛對世俗政治的某些關注，同他一樣，本質上也是基於心靈的原因。

一次分別之際，達賴喇嘛對金聖悲說：「‘六.四’的很多參與者都從自由的事業中消失了，希望你不要消失。」金聖悲回答：「那就等西藏自由之後，我再隨風消失吧。」達賴喇嘛聽後開懷大笑，說：「那時，我們就可以一起上天堂啦。」然後，尊者緊緊握住金聖悲的手。

人世間，金聖悲還從來沒有聽到過如尊者此刻這樣富於感染力的笑聲，彷彿百年枯骨都會隨笑聲而起舞，千年悲愁都會瞬間化為煙雲。這種感染力來自純淨的真情；屬於尊者的真情之所以純淨，是因為他的心靈經過佛燈金焰的淨化——能夠將萬物淨化為雪白灰燼的金色火焰，是至純至淨的意境。

金聖悲是一個不會笑的人。或許由於長久耽於沉思冥想而忘卻了笑；或許由於看到太多的苦難、背叛、奴性，看到太多人性的悲劇和醜陋，使他不願再對人生微笑；也或許是因為他要用冷峻如鐵的面容，把對人這個概念的失望封閉在心靈的痛苦中。但是，那天在達賴喇嘛開懷大笑的時刻，璀璨的笑竟也照亮了金聖悲彷彿鐵石雕成的消瘦的面容——達賴喇嘛使生鐵和頑石露出笑容。一位當時在場的友人對金聖悲說，那一刻金聖悲的笑容是他此生中見過的最英俊的雄性之笑，美得如一首英雄史詩，璀璨得像浴血的劍鋒。那位友人還說，當時他覺得是一隻鷹笑了。

能感動得生鐵和頑石作英俊的雄性之笑——達賴喇嘛的人格魅力是藏人流亡感動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不過，藏人之所以能夠走上離開歷史的陰影並回歸佛的精神之路，也還有其它的民族精神根據。

環顧當今之世界，眾多族群和國家都活在死去的時間中，無法訣別歷史的陰影。由此可知，走出歷史的陰影需要具有創造歷史的精神能量；唯獨擁有或者仍然保持創造命運的意志的族群，才可能走出歷史的陰影。創造命運的意志的起點，在於對民族文化傳統作冷峻的審視；只有敢於對文化傳統進行批判性反思的民族，才可能具備走出歷史陰影的精神能力。

當代藏人的流亡本質上是反抗中共心靈控制的精神流亡。所以，不僅翻越喜馬拉雅意味著流亡，而仍然生活在中共極權鐵幕下的藏人實際也走在精神流亡之路上。精神流亡的過程中，一個知識份子群體，直視藏族的歷史文化的傷痛，從另一個角度，推動藏人的命運之輪，走出歷史的陰影。

這個知識份子群體的主要理念在於，藏人應當反思佛教文化傳統，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思想體系為基點，走向現代化，才能夠訣別歷史陰影，重建藏民族的文化和現實命運。其中溫和派，希望對藏傳佛教進行「揚棄」，即繼承佛教中有利於藏民族現代復興的內涵，拋棄朦昧、落後的部分。「揚棄」是一個極具形象性的詞——像中國北方的農夫，在打穀場上，用木鍬把麥粒拋向天空，輕風吹蕩之中，金燦燦的飽滿的麥粒落下來，糠皮和灰塵則隨風飄開。其中的激進派則確信，藏人的現代化前途必須以走出佛教文化傳統為前提。不過，無論溫和派還是激進派，都用各種文化形式對西藏歷史傳統中的政教合一、僧人執政、佛教的巫術化和鬼神化，以及民眾信仰的朦昧性，作出嚴峻的否定性反思。

上述思潮發端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前則已經形成被稱為「新學派」的群體。有藏人相信，最早是端智嘉開啟了屬於「新學派」的思想閘門。

端智嘉，安多藏人，以教師為職業的文學創作者。歷史上，藏文詩歌為格律詩；小說多表現為格律詩與敘事混合的形式。端智嘉開創了藏文自由體詩和藏文白話小說的先河；他通過文學作品對佛教傳統的反思，對假活佛現象，以及鬼神崇拜和巫術迷信的揭示、批判，強烈地影響了當代西藏母語文壇。由此，端智嘉被稱為當代西藏文學之父。同時，他的思想也是三十年後形成的「新學派」的精神源流之一；或者說他是「新學派」的啟蒙者。

一個擁有自己的聖者、英雄、智者和詩人的民族，才可能有魂。因此，為尋找藏人的魂，金聖悲才走近端智嘉，當代西藏詩歌的先驅的作品和思想。而藏漢雙語詩人安樂業這樣對金聖悲評價端智嘉：「他是藏人當代的屈原。」

囚禁思想，是人類最古老的惡習之一。安樂業也曾因追求思想自由，受到中共暴政的長期監禁。然而，「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囚徒的生活，使他獲得第一本藏人獄中詩集作者的歷史榮耀。約十年前，他在故鄉安多起飛的鷹群引導下，追隨浪跡天涯的風，翻越喜馬拉雅，來到達蘭薩拉。

安樂業是金聖悲的藏人摯友之一。他們能一見如故，剖肝瀝膽，坦誠相待，原因就在於他們有同樣的飲酒風格。他們都喜歡縱酒狂歡——把大杯大杯殷紅或者淡金色的葡萄酒，傾倒進嘴裡，如同要趕赴苦戀萬年的情人約會一樣，急不可待地奔向酒醉的意境。安樂業的酒膽大如豹膽，但是，酒量卻遠不如金聖悲。而他的醉像晴天霹靂一樣，令人猝不及防——十餘個葡萄酒瓶空了之後，事先沒有任何徵兆，他就會兩眼一翻，身體驟然向後倒去，轟然一聲摔在地上，彷彿醉倒了一頭氂牛，然後，便像一段墓碑，凝然不動地躺在悲哀的沉默中。當安樂業的軀體向後倒下從金聖悲的視野間突然消失的那一刻，金聖悲的神情也一下子變得格外荒涼，好像孤獨地行走在沒有人跡的黑戈壁間。

安樂業平常口吃。同金聖悲對話時，為把語句從嘴裡噴出來，他臉上的每一塊肌肉、皮膚，甚至每一根鬍鬚、毛髮，都激烈地震盪起來，那種時刻，他的神情生動得猶如強烈地震中的群山。然而，他朗誦詩句時卻毫不口吃，音韻自然起伏，宛似流暢的雪水河之波。因此，金聖悲相信，安樂業是專為吟誦屬於藏人命運的詩篇，才來到人世間。事實上，金聖悲也常有一個感覺：安樂業是撕裂陡峭的懸崖走出來的岩石之魂。他碩大的頭顱也確實像用古銅色的岩石雕成。

安樂業的眼睛中有來自智慧的威嚴，並留著格薩爾式的鬍鬚——鬍鬚似乎是他身體上唯一精心修飾的東西，那或許是因為鬍鬚意味著雄性的象徵；他的嘴唇輪廓豐滿，線條鮮明而英俊，酷似美麗的佛像；他長發濃密，紛亂中顯示出飄逸瀟灑的詩意。每次縱酒之中，金聖悲審視安樂業的形象時都確信，如果安樂業在西藏高原上，迎著紫色的風，走向彷彿青銅鑄成的落日，那一定是他最美的時刻——他的長發會像黑火焰一樣飄舞，他的心會因為詩意疼痛並燦爛著。

安樂業是「新學派」理念的持有者。不過，他不認為應當徹底否定佛教文化，而應當對佛教進行「揚棄」。他對金聖悲說，藏人的歷史應當分為三個時期，即遠古的英雄時代，後來的佛教時代，以及現在的佛教文化和自由精神並存的時代；他的一個志向就是撰寫一部西藏文化史。這個志向使金聖悲明白，安樂業為什麼不會贊同「新學派」中某些人棄絕佛教文化傳統的激進觀念——一個對民族的歷史一往情深的人，可以醫治歷史的傷痛，卻不會殺死歷史。

無論安樂業對佛教的態度如何，金聖悲都能從安樂業的觀念中領略到屬於佛的族群的那種深沉的智慧。他相信安樂業對端智嘉的崇敬和評價與真理一致。有兩個理由使他這樣相信，即端智嘉之死的方式和安樂業的人格特徵。

金聖悲讀過端智嘉的一篇小說，小說以一個假活佛為線索，揭示出藏人信仰和鬼神迷信的朦昧。端智嘉的文筆細膩而流暢，敘事中透出深深的憂傷。那憂傷似乎是從作者的骨頭裡飄散出來的芳香，它預言作者死的方式——自殺。

死，是人的宿命，也構成人的終極恐懼。從高踞於金色沙漠之上的埃及金字塔，到中國古代帝王華麗的陵墓，都通過最有權力和財富的人顯示出對於死亡宿命恐懼：他們甚至試圖以雄偉的墓室，向死亡索取生命的永恆。人對待死亡的方式有幾種。絕大多數人隨衰朽和病痛漸漸凋殘，無奈地湮滅在死亡的陰影中；有少數人會主動迎向並擁抱死亡。敢於主動同死亡訣別者，使他們的死由無奈的宿命升華為主體的選擇，並常會顯示出激情和生命之美。如黃葉漫天飄落，乃是等待死亡者所能達到的最美的生命意境；為理想和真情而主動擁抱死亡者的美，則屬於輝煌落日的意境。

端智嘉在遺書中寫道：「… … 我寫作的唯一目的是將西藏人民從心靈的酣睡中喚醒，但我失敗了。因此，為了西藏人民，我不得不以我的生命最後一次呼喚。」對於這位詩者，死使他走上生命的峰巔——他至死都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儘管他是由於理想主義的失敗才扯斷生命的蔓籐。不過，端智嘉的自殺方式卻沒有落日的輝煌。他是縱情狂飲之後，打開煤氣，在黑暗的房間裡死去。就像深紅如血的晚霞慢慢滲入鐵黑的夜色。那或許隱喻著中共鐵幕之下藏人自由靈魂的命運。但是，端智嘉以自殺實現的生命悲劇之美，使金聖悲確信，他的生命遺蹟，即詩、小說和思想，與崇高的真理一致。這就是哲人建立確信的方式——他相信理想主義的人格是真理之源。

安樂業用崇高的評價為端智嘉築起壯麗的墓碑。金聖悲願向這座墓碑獻一枝滴著鷹血的白菊，也是基於對安樂業的人格的信任。安樂業在一首詩中自詡頭上長出十八米長尖角的野牛，並狂放地逼問世界，「誰敢說這不是戳破黑夜、穿梭過極地的一頭野牛」！金聖悲怎麼能不相信從如此驕傲的自由心靈中湧出的對端智嘉的崇敬。

端智嘉的思想墓碑是「新學派」的精神源頭。端智嘉用生命為西藏人民作最後一次呼喚，「新學派」則把開拓西藏命運的新意境，作為理想。不過，在金聖悲的審視中，「新學派」的主要精神價值，集注於從批判的角度幫助西藏傳統文化走出歷史的陰影。面對中共鐵血強權實施文化種族滅絕的嚴酷現實，藏傳佛教文化為了生存，必須進行改革。在這個歷史點上，改革首先意味著藏傳佛教需要拭去古老的歷史凝結在他命運上的重重鏽跡，回歸佛的精神——回歸就意味著走出歷史的陰影。

附著在藏傳佛教上的歷史鏽跡主要表現為政教合一、僧人的政治特權、鬼神崇拜和巫術迷信。佛的精神，本質上屬於生命哲學，是生命哲學的宗教化。在佛學的範疇內，生命哲學宗教化意味著，要使「萬法寂滅，生命虛無」的哲理，升華為人的終極精神安慰。佛的精神最純淨的意境，由三項內容構成——關於豐饒虛無和因緣的哲理；利益天下蒼生、救苦解厄的大悲之心；符合心靈寧靜幸福的道德生活方式。除此之外，諸如權力、財富以及鬼神巫術崇信和朦昧，本質上都與純淨的佛的精神無關；像釋迦牟尼那樣離開權力和財富，離開鬼神巫術，就是訣別歷史陰影，回歸佛的純淨。

藏傳佛教的改革主要動力之源在於僧侶。不過，「新學派」無疑是幫助藏傳佛教拭去歷史鏽跡的一隻有力的手。儘管「新學派」批判佛教文化傳統某些觀點的真理性仍然值得討論，但「新學派」畢竟用自己的方式，撞向了對西藏傳統文化進行反思的暮鼓晨鐘。一個敢於直視自己歷史傷痕的民族，才可能擁有對未來的自信。某些躲在歷史洞穴中的守舊派僧人，詛咒「新學派」是佛教的背叛者。這種詛咒不僅不公正，而且違背藏傳彿教必須改革的要求——那是時代提出的關乎藏民族根本命運的要求。

藏傳佛教改革的另一個挑戰，就在於如何在政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科學理性充分發育的背景下，展現佛的精神魅力。達賴喇嘛已經為應對這項挑戰作出卓有成效的努力。「新學派」對西方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理念的推崇，以及西藏必須全面現代化的理念，也從壓力的角度幫助藏傳佛教推開走出歷史陰影之門。

「新學派」冷峻地審視藏傳佛教傳統，金聖悲則冷峻地審視「新學派」。他不讚同「新學派」中某些以現代化的名義否定藏傳佛教的激進觀念。「如果你們不能用藏刀斬斷雅魯藏布江的水流，你們又怎麼能斬斷西藏命運明天和昨日之間的歷史邏輯？即使能斬斷，你們又怎麼忍心用藏人的思想之刀，斬斷藏人母親河的雪水清波？」——金聖悲把這兩個問題刻在歷史之崖上，等待「新學派」中的激進觀念來回答。

金聖悲在沉思中發現，「新學派」的某些觀念就像狂風中的羽毛草，雖然起伏動盪，卻缺乏大海波濤的深邃內涵。西方的法治和民主制度，是迄今為止人類所能找到最富真理性的關於社會正義的表述，當然應當被視為普世價值。可是，「新學派」在推崇法治與民主的同時，卻要求西藏全面實現西方文化主宰的現代化。這使「新學派」踏著真理的石階，越上了謬誤的絕壁。

「新學派」似乎處於生命哲理缺失的狀態。人在本質上是精神的存在；民族首先不是生理意義的，而是文化意義的存在。民族文化消失了，民族在心靈的意義上便已經滅絕。如果像「新學派」的激進觀念追求的那樣，藏人徹底否定佛的文化傳統，通過西式現代化，從文化上變成美國人，或者歐洲人，那就意味著藏民族的另一種意義上的滅絕。難道「新學派」的激進者真希望歷史得出這種結論？

更重要的是，「新學派」似乎對「西方需要拯救自由」這個時代精神的命題毫無感覺。這種感覺的缺失可能基於中共思想專製造成的知識缺失。但無論如何，它都可能使人走入幻想。

生命的意義在於個性，美是個性的存在——無論對於個人或者族群，都是如此。精神和文化形態的多元性是民族個性之鷹棲息的高崖。如果世界只有一種文化，而所有的民族都變成同一種文化的表述，那麽，即使那種文化美得像上帝，人類也會變得單調乏味至極，太陽都將由於人類的單一性而在無聊煩悶中患上憂鬱症。所以，在生命哲學的意義上深愛藏族的人，最終絕不會斬斷西藏文化的歷史之河。

由於一些表達「新學派」觀點的文章能夠在中共專制體制之內公開發表，「新學派」的開創者加扎，曾經一度被心胸狹隘的守舊派僧人認為是中共的官方學者。但這是一種誤解。中共的思想檢查制度允許公開發表嚴厲審視藏傳佛教文化傳統的文章，只是想以此加深藏人思想的分裂，而並非要給藏人思想和出版自由。「新學派」創建人加扎終究由於為藏民族利益申張正義而被關入黑牢。這個事實告訴世界，每個良知未泯的藏人，無論其觀點如何，心底裡都日夜迴響著一支西藏自由的歌，都是西藏自由之夢中盈盈閃動的一滴殷紅的鷹血。

導致加扎被捕的直接原因，在於他用「學懂」的筆名撰寫的一部藏語政治著作。這部著作圍繞二零零八年藏區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英勇抗爭展開。加扎最初將這部著作命名為《開天闢地——土鼠年和平革命》。從書名便可以看出，加扎對二零零八藏人抗爭暴政的運動給予崇高的評價——對於藏人的歷史命運，這次運動意味著精神上的「開天闢地」。加扎認為，這是藏人第一次以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為價值基礎，進行悲壯的抗爭。

金聖悲是從安樂業處得到這部著作的翻譯手稿。他沐浴淨身，焚香薰衣之後，才翻開手稿。對於所有需要用失去自由為代價書寫的思想，他都當作精神的聖典來閱讀。金聖悲從加扎的著作中發現了三項對藏人未來的命運至關重要的理念。

其一，加扎通過對中共暴政極權本質的深刻理論分析，以及藏人在中共暴政下經受的無盡苦難的揭示，凸顯出藏民族所面臨的險惡而殘酷的命運挑戰。其二，加扎明確提出，革命，即徹底否定中共極權暴政，是藏民族獲得自由的唯一之途。其三，加扎提出了抗爭暴政的基本策略原則：以甘地的理念為精神基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現在，人類處於一個風格猥瑣的時代。世界各國的小政客和文人，甚至包括像米奇尼克這類前東歐共產國家的所謂「自由人士」，為了各種利益，均泯滅理性和良知，爭相粉飾中共，對極權暴政採取卑微的綏靖主義態度。西藏流亡政府的某些官員，也把同中共極權暴政談判視為藏民族獲得自由的唯一之途，甚至愚蠢地幻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真正自治」。在這昏冥晦暗的時刻，加扎的理念更加顯出真理的孤獨和力量——正因為孤獨，才鶴立雞群，出類拔萃，從而吸引民眾的關注；民眾的普遍關注，便意味著力量。

金聖悲像風一樣自由，但是，自由的風也有原則。金聖悲的原則之一，便是永遠都要堅守思想的真實。因此，儘管對加扎鐵幕下的寫作懷有深深的敬意，他仍然願意袒露出對加扎理念的不同認知。

首先，金聖悲認為，達賴喇嘛引領藏民族走上的精神流亡之路，是當代西藏自由運動的源頭，而上個世紀中葉藏人的全民大起義，才配稱為西藏精神和意志的「開天闢地」之舉。二零零八年的藏人抗暴運動雖然更富於人類的普世價值，也極其英勇悲壯，不過，它依然不具有精神上的「開天闢地」的意義和地位。金聖悲之所以願意指出這個區別，是因為他不希望割斷西藏自由運動的歷史進程——割斷歷史有時候比割斷血肉深情更冷酷。

其次，金聖悲不認為把甘地的抗爭理念引進西藏的命運，會有利於西藏的自由。理由在於，甘地當年面對的，是以自由民主為基本政治原則的英國政府；當代藏人面對的，則是極權暴政。把屬於一種參照系的原則，用於另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參照系，這是思維邏輯的錯失。然而，思維邏輯的錯失如果成為現實政治運動的主導，西藏的自由命運必將遭受重大歷史挫折。因為，中共極權暴政只相信鐵血強權，它不會被和平理性所說服，也不會被非暴力良知的宣示所感動；惟有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前蘇聯東歐地區的人民那樣，通過全民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能讓它退出歷史地平線。

另外，金聖悲真誠期望，加扎把對甘地的崇敬轉為對達賴喇嘛的崇敬。這不僅是因為他相信達賴喇嘛比甘地更偉大——甘地只是世俗政治範疇的聖雄，達賴喇嘛則是人類心靈領域的聖者和精神導師——更是因為，雖然西藏自由運動的直接目標，無疑在於使藏民族由中共暴政的政治奴隸變為自由人，但西藏自由運動還有更深刻的精神目標，即推動圖博文化的復興，重建西藏文化的祖國，而不是把西藏印度精神化，不是按照甘地的理念塑造藏民族的未來。

不過，無論有多少理念不同，金聖悲都認為加扎的這部著作都構成「新學派」的精神榮耀，因為，這部著作畢竟開啟了關於西藏自由的現實道路的理論探索之門，而探索和討論，是趨近真理的前提；無論有多少思想的分歧，金聖悲也都對加扎懷著英雄相惜之情，只因為加扎把他的生命當作一滴為思想而流淌的血，迸濺在中共黑牢的鐵門上。

合上加扎的手稿，金聖悲對加扎的情感，猶如美酒滿溢的鐵杯。他只願有一日，能攜三萬斛美酒，用如斗的巨杯，與加扎狂醉於安多草原。然後，一起放聲痛哭，讓烈酒化作英雄鐵漢的無盡淚滔，淹沒這個在物慾中腐爛的時代。

有一個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聲稱：「我們不會出版加扎的書，因為，他反對佛教。」聽到友人轉述此言，金聖悲不禁悲從衷來。他讀過的加扎的文本證明，加扎並非反對佛教，而是用艱難的思想為藏傳佛教拭去歷史的灰塵，這對於藏傳佛教走出歷史陰影至關重要；加扎關心佛教的純淨，就像關心他自己心中的血的純淨。讀過《開天闢地——土鼠年和平革命》書稿的人，只要不帶偏見，都能感覺到加扎那一顆為西藏自由而跳動的心——那個西藏流亡政府官員為什麼感覺不到？以宗教的名義來否定自由思想的創作和出版，這又是一種多麼陰暗的心理？

中共暴政的鐵幕和鐵牢，都不能阻止加扎的自由寫作，一個西藏流亡政府的官員又怎麼能阻止加扎作品的流傳——自由的寫作都有風的天性，可以越過一切阻礙，飄向世界，飄進歷史。金聖悲決意幫助出版加扎的這部政治著作，不為任何具體的世俗原因，只為讓這個庸人都很自信的時代明白：還有自由的靈魂，願為書寫真理而承受屬於英雄的悲愴命運。

從端智嘉的自殺到加扎被捕，這幾十年的時間中，難以計數的西藏自由靈魂在中共思想專制之下枯萎凋殘。這些血淚和屍骨昭示一個真理：達賴喇嘛撕裂中共鐵幕，引領藏人走上的流亡之路，是藏文化的唯一生存之路。否則，如果被封閉在中共暴政的東方巴士底獄中，藏文化將像中國境內的漢文化、蒙古文化一樣，因窒息而死——西藏文化之魂將被中共裝入鐵棺，深深埋進血淚浸透的大地。正由於達賴喇嘛的流亡在時代之巔，在歷史的中心，為西藏命運開拓出一個自由呼吸的空間，中共鐵幕下的藏人自由思想者，也包括對藏傳佛教持揚棄或者嚴峻反思態度的「新學派」，才獲得艱難喘息的可能性。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