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李新政突破口何在？

后十八大的中国，进入“习李新政”时期。尽管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良好，取得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但全球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不仅出口减速，而且面临巨大压力；此外，经济结构调整缓慢，高投资低消费、工业增速快于服务业、部分行业存在“国进民退”、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急需解决。

面临这些挑战，唯一出路是加快经济转型，即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由制造业向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作用转变。这些转变，需要产业结构调整、企业结构调整、要素结构调整；具体改革来看，又有推进城镇化进程、促进西部发展、高技术与新能源以及低碳经济、国企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改善民生等等。

如此多的任务应该从哪一点下手，或者说哪一点是政策核心呢？正如李克强所说的“深化改革，千头万绪，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化繁为简，突出重点，积极寻找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找准了突破口，就会事半功倍。”那末，什么是突破口呢？是打破垄断吗？是政府体系改革吗？是国企改革，鼓励民营经济吗？是城镇化吗？是要素市场开放吗？或是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吗？这些都很重要，但笔者认为，新一届领导层的经济政策应该以还富于民作为突破口。

今后，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动力必须由投资转向消费。只有政府把财富还给居民，使得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加，让居民自己主导消费，而在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贸易中，最稳定、最长效、最可持续的拉动力是国内居民的消费；而居民消费率上升以后，即消费需求增加后，企业则会相应加大相关领域的投资，资金也会真正往稀缺的、投资收益率高的地方跑，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形成良性的持久的经济增长。

而需求结构由政府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调整,也可以抑制投资冲动，解决国进民退的问题。之前，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代替市场主导投资，采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尽管这对于应对外需下降对经济的巨大影响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过度投资造成了国企大幅扩张产能，投资的边际回报率不断降低。“十一五”期间，中国的投资率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6.2%，远远高于“十五”期间20.2%、“九五”期间11.2%的增长水平。

城市化的核心也就是使农民转变成市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割据，是收入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土地制度缺陷在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流转制度不健全，农民不能享受土地增值带来的收益，而户籍制度令农民工落地难生根。同时目前的社会保障税制度又对民工保护不足。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本是为补偿经济发展过程中被削弱的保障功能，然而现在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便携性差，使大批社会保险资源沉淀下来，这不仅是对农民工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侵犯，更是另一种形式上的社会不公。

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更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2011年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差3.13倍。而据商务部的调查显示，占全国人口10%的最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只有0.66，10%的最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高达0.99。而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率是远远低于低收入者的。

还富于民还需要降低税负，尤其是低收入者的负担。2007年到2011年，中国个人所得税平均增速为20.8%；远高于名义GDP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居民税赋负担的增速高于其收入增速，即税赋负担在加重。此外，我国社会保障对低收入职工的负担是比较重的，五险一金加起来大概是工资水平的40%左右。而另一方面，我们大量国企分红率低，大量盈余被投入到扩大在投资上面。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中，只调出资金5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数目少得可怜。如果在今后五年，国企分红率能达到20%，全部进入社保，即使国企利润与前五年持平，就会有约为1.7万亿投入到社保基金，可使低收入者免交社保，对改善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犹如雪中送炭。

李克强近期讲话明确表达了改革的方向和策略：“调整利益格局，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作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这样可以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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