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Citigroup)亚洲业务首席执行官卓曦文(Stephen Bird)一定为今年夏天花旗与东方证券(Orient Securities)成立合资公司的剪彩感到自豪。这家美国银行终于也像高盛(Goldman Sachs)、瑞银(UBS)、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和摩根大通(JPMorgan)一样，取得了在中国股票市场直接从事交易的资格。
卓曦文在讲服务于客户与建立卓越新标准的套话时，也提出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数据。
他表示：“2011年，中国债券和股票发行规模仅占全球发行规模的约5%，比前年增加1倍；我们预计，未来12至18个月这个比例将增至约10%。”
10%听起来是个很可观的数字——尽管美国的占比高于40%，但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并有望继续增长。
然而，由于中国不允许西方银行在国内设立独资券商，因此它们发现在中国赢得业务的难度越来越大，也没有几家银行表示愿意在提高合资券商外资持股比例的法律生效后，将持股比例由33.3%提高至49%。
为一家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公司撰写的内部研究报告显示，在更多合资券商成立之际，它们在中国投行业务中所占的比重却一直在下降，尽管本来的比重就低得可怜。
前述内部研究显示，在华成立合资券商的外资银行占中国投行市场的比重在2007年初达到顶峰（接近35%），随后一路下降至去年底略高于10%的水平。与此同时，在截至2008年的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内银行占投行市场的比重介于15%至20%之间，到去年底已上升至约45%。
麦格理(Macquarie)驻香港分析师王瑶平(Victor Wang)表示：“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之一，但在合资券商近期能有多大赚头的问题上，我并不乐观。”
国内企业纷纷挤入证券业，中国证券业协会(Securities Association of China)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总共有112家券商。随着股票发行因全球疲软而陷入枯竭，券商们开始转向债券发行业务，这让合资券商中经验丰富的发债业务人员十分恼火，他们多年来一直在等待中国债市的起飞。
蜂拥而上的结果是，上市券商的股本回报率目前已达到多年来的低点。麦格理分析师Rachel Li表示，中国内地最大券商中信证券(Citic Securities)今年上半年的股本回报率仅为5.3%。
中国证券业协会资料显示，国内券商源于二级市场交易的利润大概为新发行承销业务的3倍。除瑞银和高盛之外，其他外资银行的在华合资券商都没有资格在中国从事二级市场交易。西方银行在为自己辩护时表示，中国证券业务根本不是其合资券商的关注重点。
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执行官邵子力表示，合资券商目前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能使摩根大通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
“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支持客户。如果我们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在香港、纽约和伦敦为他们提供支持，但在中国不能，这样的话很难讲出口，”他表示，“代表处既不能在当地从事任何业务，也不能向当地客户提供咨询服务。”
摩根大通正用真金白银推进上述策略：继去年刚成立合资券商之后，该公司今年再向其注资4亿美元，邵子力表示摩根大通正考虑增加持股比例。
在中国市场对内对外并购活动领域，西方银行的业绩比中国同行漂亮得多。Dealogic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公布交易数量最多的是高盛，而第二位就是花旗，这表明旗下设有合资券商对并购业务的辅助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高盛亚洲区联席主管兼中国区投行业务负责人韦达文(Matthew Westerman)对此并不认同，他认为与中国券商建立合作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为何非得在中国提供咨询服务呢？现实情况是，如果我们没有跟中国券商合作的历史以及跟其他中国国企打交道的经验，就不可能拿到单子。”
韦达文还表示，过去几年，股票市场业务收入对高盛中国业务的重要性大为降低。他表示：“如今中国区的收入构成跟其他地区更相像，在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之间实现了平衡，随着中国企业离岸业务的大幅增加，衍生品和对冲业务的重要性提高了。”
对于西方银行的投资者而言，问题在于不清楚这些合资券商的成本有多大，又能带来多大回报。目前来说，他们的投资不啻于一种盲目的信任，就像这些银行押注中国市场的未来表现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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