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拉萨起义与博民族的前途
三十年前的拉萨起义的确是决定博民族命运的伟大事业决战。正是因为拉萨起义的失败，决定了博民族此后到现在的悲惨命运，这就是：流亡和被奴役。我们完全有理由假定：三十年前的拉萨起义以及当时所有的博民族的反抗斗争汇合在一起取得完全的胜利，那么，博民族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真正当自己的家，作自己的主的独立自由的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地描绘自己繁荣发展的蓝图。
尽管，中共执政当局利用博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矛盾”，危言耸听地宣传什么“如果拉萨叛乱得逞”，或者说现在的“分裂主义分子的妄图得逞”，那么，“藏族人民就会重新陷入最黑暗、最反动、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尽管，中共执政当局掩着猴子屁股上的烂疮宣扬什么“社会主义中国使藏族人民生活在幸福的天堂”，“共产党的解放使西藏人民走上了光明的繁荣发展的道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使西藏人民完全当家作主了”等等，等等。但是，只要我们作如下的比较，我们就会清楚：究竟在哪种情况下博民族经历着光明？究竟在哪种情况下博民族经历着黑暗？究竟在哪种统治下博民族得到了发展或能得到发展？哪种统治下博民族遭到了扼杀和毁灭？
三十年前，由于中共政府出兵武装侵占整个博国，博国各地的反抗斗争和拉萨人民的英勇起义相继惨遭中共侵略军的血腥镇压，迫使博国自己的中央政府流亡国外，数十万计的博民族同胞被迫逃离自己的家园，被抛入难民的行列，流落异国他乡。他们在极端艰难困苦的难民生活中，克服巨大的困难，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而生存下来。在被迫抛弃自己的家园、土地、资源的情况下，博国中央政府以流亡政府的形式存在了下来，在国际面前博国独立和主权的大旗始终没有倒下来，而且在当代国际政治环境的强力影响下，博政府早已形成了一种坚实的在达赖喇嘛领导和鼓舞下的现代内阁制民主政治。流亡的博民族人民在充分民主的权力下选举自己的代表共同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民主政治的进步和完善与当代国际民主政治的进步状况相适应。同时，在二十六个难民聚居区内创办自己的各类学校五十余所，在1979年在校学生按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各层次综合计算共有12，732人，都是使用博民族自己的语言文字教材。在二十六个难民聚居区内建立各教派寺院145余座，并且在北美和欧洲不少国家中创建各类传播和研究博民族文化及其宗教的机构和寺院、开设博语言文字课程的院校等共有213处。同时，还在流亡中逐步建起手工业中心二十八处之多，使流亡的博人民得到经济自救和互助。如此等等。要知道，这一切都是在博政府及其难民们完全脱离自己的家园、自己的土地，在异国他乡逐步生存过程中取得的奇迹般的成就。他们一没有领土权，二没有资源权，三没有任何博民族文化积淀的环境作为基础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完全白手起家的。通过他们长期的艰苦努力，克服重重困难生存下来并且发展起来，影响了整个世界，从而使世界上许多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了解了博民族的历史及其文化，对博民族的正义事业寄予了同情和理解，给予了多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事实表明，博政府早已不是如中共当局所说的“封建农奴制”，它的民主政治远比中国当局自己的政府还要成熟得多、完善得多、彻底得多。博政府流亡在外，也根本不是如中共当局所说“投靠外国，仰人鼻息”，而是由于中共当局的非法侵占后被迫流亡国外时，博国友好邻邦和国际善良的人民、团体和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等伸出救援之手，才使他们能够在别人的国上得以生存下来的。中共政府的污蔑和颠倒黑白、抵赖事实真相的手段如此下流，以至于连最起码的事实它都可以置之不顾。
然而，在中国铁蹄下的博民族本土上，三十年来的历史却是极其悲惨的，极其黑暗的，只要看一看下述铁的事实即可证明这一点。
自从1950年中共当局武装占领博国到1959年的拉萨起义失败以后，中国殖民当局残暴地镇压了博国各地的武装反抗斗争以后，在长达十多年的“剿匪”中，中共殖民当局以“肃清叛匪”为名，残酷地杀害了数以千万计的博民族人民；与此同时，在实行所谓“土改”、“民改”中，凡是稍有知识的和精明强悍一点的男性博人就被罗织莫须有的罪名，毫无任何审判手续就惨遭枪杀或投监入牢，甚至很多人连罪名都还没有来得及罗织，就被莫名其妙地抓捕枪杀；有些人作为押解“犯人”的人，到了目的地连同押解者一起被投监入牢；有的村寨以“扫清叛匪”为名，被军队包围后，谁出门谁就遭到枪杀，连妇女、儿童、老人都不放过。当局还在各地开办“管训队”、“劳改队”等等名目不同的没有任何法律程序就可以摧残人的组织或机构，将活佛、喇嘛及其有知识、有影响的人物被扣上“反革命分子”、“叛匪嫌疑分子”、“同情私通叛匪”等等罪名，被押解集中到这些场所监管起来，强迫非人力所及的劳动量进行所谓“劳动改造”，致使惨死在“劳改场”的不计其数。实际上这就是法西斯的集中营。那时，成千上万的博民族人民，不是死在中国殖民军队的枪口下，就是死在殖民当局在各地的集中营——“管训队”、“劳改队”和修筑公路的地方，等等。因而，在当时博国各地的村寨男性锐减，迫使妇女盘发扶犁，挥斧砍柴，当局却还美其名曰“妇女解放”。不仅如此，殖民当局还对残存的老弱妇幼不放心，强迫实行并村，把边远分散的村寨合并到一起便于监管保押，将边远村寨强迫搬迁并村或放火烧毁，这就叫做“断绝接济叛匪”。
1969年，中国内地的群众组织间进行派别武斗，被占领的博地区也同样受到波及。然而，中共当局对博的做贼心虚，立即将博地区的派别武斗宣布为“新叛”，国务院发布命令，调集大规模军队进行血腥镇压，再次大量残忍地屠杀无辜的博人民群众。据当时亲自参与军事镇压的一个中国军人后来曾炫耀地谈道：他所在的那个班曾对一位博妇女轮奸后，将一枚手榴弹塞进生殖器，然后引爆。如此残暴的行径何止数件？！中国殖民当局的某县官员曾对所谓“新叛”进行“平反”时，为说服属下对“平反”的理解，曾列举了该县某乡的一个例子：当一辆汽车载着一个排的中国军人开到这个乡时，善良纯朴的牧民群众穿着大皮袄，手捧《毛主席语录》站在公路两边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而这帮军人一下车就不分青红皂白，将这些牧民全部剥掉大皮袄，五花大绑，甩到汽车上拉到县城“管教队”看管起来，要知道那正是高原寒冬腊月时节！那时的县城监狱不仅人满为患，而且将县城机关的许多房子腾出来关押“管教人员”，残酷的肉刑、非人的虐待，使人非死即伤即残。要知道，这都是没有任何法律程序的！这三十多年来，惨遭杀害、关押、批斗、折磨的岂止是“剥削阶级”，其中更大量的倒是“贫下中农（牧）”、甚至曾经是“积极分子”、“爱国主义者”、“革命干部”、“优秀党员”等等。可见，这是一场灭绝民族的“革命”！
与上述同时，在“反封建”的幌子下，对整个博文化采取了毁灭政策。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对各地的寺院进行强迫封闭、扯毁、强迫僧人还俗、经卷佛像焚烧捣毁、寺院金银财宝铜佛铜器及寺院财产悉被强行没收，运往中国（中共建政时，中国的国库全部被蒋介石运往台湾，中国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也大部分转移到国外，中共战后恢复经济建设的全部资金来源于从博国和蒙古“没收”来的金银财宝，远远超过当年满清给外国的赔款）；不仅如此，而且使博民族光辉灿烂的建筑艺术、绘画艺术、手工艺术和医药、天文历算等等科学典籍和各地各种形式的历史、地理资料统统被扣上“封建文化”、“宗教迷信”、“四旧”等等帽子全部遭到严重的毁灭；博民族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也遭到肆意践踏蹂躏。在中共当局占领之前，整个博国有两千余座寺院，到1979年仅剩八座，而这八座也是残缺不全的！反动的殖民当局在对光辉灿烂的博文化进行这种毁灭性摧残的同时，就把博民族宣布为野蛮、落后、尚未开化的民族，于是以“帮助”、“支援”博民族“繁荣进步”的名义，在整个被占领的博土地上强行推行汉文汉语学校，进行奴化教育。致使现在博本土上的博民族人口中四十多岁以下的人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懂不识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那百分之十的人中大多数还是偷偷自学来的。尽管自从八十年代开始对被占领的博民族地区实行所谓“放宽政策”，宗教得到部分恢复，本民族语言的教学也有所实行。但是，这一切仅仅是中共当局为了抵消达赖喇嘛及其流亡的博中央政府在国际上的影响，出于宣传上的需要所采取的临时外交手腕和权宜之计，而绝不是改变它们的同化政策。
中共殖民当局在对博民族文化进行毁灭性摧残，大肆进行奴化教育同化教育的同时，对博民族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三十年来中国殖民当局打着“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旗号，在被占领的博土上修筑公路，然后对森林资源、矿藏资源进行疯狂掠夺。除了侵略和掠夺以外根本没有什么建设，因为，到目前为止，整个博地区没有任何重工业，仅有的一点轻工业也是早在中国占领之前奠定的基础上略有扩大而已。而且，这些仅有的轻工业、城镇建设等也不过是为殖民当局自己受益，是它们殖民统治所必需，对博民族的发展毫无意义。整个博地区完全是中共廉价的甚至是无价的原料产地。就连中共当局自己也深知博土地是个飞来之物，能赖多久，实所难料，所以在占有期间就是要刮够，能刮多少就刮多少，同时决不能奠定任何现代工业的基础，这正是中共殖民当局潜意识中的指导思想。所以，它们在朵康地区的森林资源的砍伐完全是毁灭性的；对畜产品的掠夺也完全不顾流动性生产资料的再生机会，高指标、重任务，致使千万计的怀孕母畜也残遭宰杀；许多矿藏资源在生设施很不健全的情况下，既不管生产设施的建设，也不管生态平衡的保护，一味地抢原料。如安多地区的铀矿开采，根本不顾放射性物质对当地人和畜以及生态的伤害，一味地抢夺铀矿原料，完全是强盗的疯狂掠夺。
如此等等，罄竹难书！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中共殖民当局的滔天罪恶吗？！事实证明：这三十年来，整个博民族生活在法西斯恐怖的阴影中，挣扎在民族存亡线上。如果这一切尚不能算作民族的侵略、压迫、征服、同化，那么，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任何民组侵略、民族压迫、民族征服、民族同化的事实！
从上述流亡和奴役的两种命运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三个结论，这就是：其一，我们博民族其内在地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其二，在现实状况下确实经历着悲惨的命运，走向毁灭的深渊；其三，只有争得自己的独立，恢复自己的主权，才能制止正在滑向毁灭性深渊的现实，迎接独立存在，自由发展的光明前景。
说我们博民族其内在地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我们民族这三十年来即使遭受被迫流亡和被奴役同化的悲惨命运，但是始终显示出顽强的自我生存能力：被迫流亡的，即使在被迫抛弃自己的家园故土，离别几千年来博文化积淀的环境，流亡异国他乡的情况下，不仅能够生存下来，而且能够发展起来；不仅在一个根本不存在自己的文化环境的环境里保存了自己文化的根系，而且使这个根系在国际上传播延伸，不断地开拓并且扩大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面，赢得了世界更多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理解、同情和支援；被奴役的，即使在自己的家园本土上使博民族的文化遭受到中共极其残暴的毁灭政策，即使整个博民族遭受到全面的无孔不入的大汉族化，但是，博文化始终在秘密地存在和传承着，对于博人民来说，学习和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就意味着始终掌握着打开自己历史真相的一把金钥匙。中共殖民当局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恨不得将博文化几于根绝而后快，一方面无孔不入地推行汉文化，另一方面将博青少年送到汉区读书，迫使从小脱离博文化的土壤。但是，博人民从来就把自己的博文化作为自己民族内在地凝聚在一起的粘合剂，不管走到哪里，只要看见博文字书写和镌刻的文物就肃然起敬；只要看见穿着博服，听见用博语对话，就顿时生起亲切的家人之感，立刻就会成为朋友和兄长姐妹。许多博人在保存、保护自己的文化免遭绝根时甘冒批斗杀头的风险，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是这种精神，才在那极端恐怖状态下使自己的文化得以顽强地生存和传承下来了。可见，我们民族在极其艰难曲折的悲惨命运下显示了自己惊人的自我生存能力，表明了自己民族是个有着强大生命力的伟大民族，她不仅能够独立自存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也完全有能力使自身按照自己自古以来的面目，当今世界的环境里得到发展的自由和自由的发展。
说在现实状况下我们博民族确实经历着极其悲惨的命运，走向毁灭的深渊，是因为，这三十年来（而且目前仍然一样）我们博民族完全失去了整个民族以独立的人格力量来存在和发展的任何现实的可能。我们博民族一方面被迫流亡，另一方面被奴役和同化，在这样极其艰难的环境里生存了下来，显示了自己无穷的生命力，但长此下去却是令人担忧的，结局是可悲的。因为，任何生命力再强大的事物，当遭到外力强制扼杀时，又如何能够避免死亡呢？我们博民族被迫流亡的，只能借别国领土来暂时生存，而不可能得到充分地永久地以严肃的国家和历史主体的资格得到全面发展，其原因就是这是借来的领土，而不是自己的领土，没有领土权，没有资源权，怎么谈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发展呢？能够暂时寄居生存，这都是友好邻邦和国际正义组织的人道原则给予的最大同情和援助。无限期长期下去，其结局恐怕只有两种，要么就地加入它国国籍，成为它国公民，要么就是遣返本土。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我们的命运就是一种始终处于难卜祸福的境地，当一些国家的亲华势力一上台掌权博国难民就成为他们政治交易的筹码。被奴役的博本土上的人民无时无刻不是处在民族同化的氛围之中。由于自己的主权被剥夺，从而不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自己的文化得不到发扬光大而要被强迫接受中国的汉文化；自己不能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在自己的本土上发展现代工业，而使资源无偿地被中国殖民当局掠夺。正因为这样，博民族的儿女们不懂自己民族的真正的历史（因为没有这种真正历史的教育机会），只能接受被殖民当局早已歪曲和篡改了的历史；只能殖民当局强制推行的奴化教育、同化教育；只能接受殖民当局单方面的造谣宣传。因而他（她）们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自己民族的历史逐渐形成扭曲了的变态心理（相当多的青年虽然能够在这种变态的环境中感愤而觉醒起来，但是更多的人却在麻木中生活，生活中麻木了）。在这里，任何一种按博民族自身的历史的本来面目去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研究历史、谈论历史都是一种“犯罪行为”，而那些按照当局歪曲和篡改了的历史去“学习”、“了解”、“研究”、“谈论”历史的才是“进步的”、“爱国的”，才可以将“成果”列入“评优获奖”的范围。那么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环境里，处在这样的环境里的这样的民族又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以自己地面目存在呢？又能存在多久呢？要知道，中国殖民当局看重的并不是这个博民族的人民及其文化和历史，而是这一片广袤的领土和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此看来，作为民族的博其前景当然是非常暗淡的，可悲的，长此下去，只能走向灭亡的深渊！
说只有重建自己的独立和主权，才能制止正在滑向毁灭性深渊的现实，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人类普遍可以理解的一个道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只有当它独立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得到作为自身民族的自由发展。我们博民族尽管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被外界的非正义力量残暴地剥夺独立自由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状况下，显示了惊人的顽强的生存能力，但从长远的历史总体发展的眼光来看，我们博民族的这种顽强的生存能力由于遭受不断的阻力、残害、扼杀而逐渐趋于萎缩，这正是中共殖民政府所期望的结局。要想阻止历史的脚步继续滑向这种可悲的结局，避免这种可能的可悲结局变成可悲的现实，就必须也只能使全民族觉醒奋起，坚决果断地恢复自古以来就享有的独立和主权。只有从民族的国家实体上争得独立，真正掌握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政治国家的权力，才谈得上博民族按自己本有的面目独立地存在和自由地发展。三十年前拉萨人民的英勇起义及其前后博民族各地的反抗斗争，正是从实际行动上来证明这一道理的。我们完全有理由作这样的假设，即如果说国际上没有流亡的博国中央政府及其影响，那么，中共当局会对整个博地区实行“放宽政策”吗？宗教场所的恢复、博语言文字课程的勉强开设等都不过是权宜之计，不过是钓达赖喇嘛“这条大鱼”的鱼饵，绝对不是中共当局的什么诚意，更不是它们的必需。同样有理由再作这样的假设，那就是，如果达赖喇嘛真正像中共当局所希望的那样轻易地“钓”回来，那么，所有的“放宽政策”将会怎样呢？因此，博民族的独立斗争决不取决于中共当局对博民族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上，最根本的则是取决于博民族自身本有的历史及其长远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所有的博民族志士仁人都必须思考这个问题，认识这个问题，并由此提出我们的理论，确定我们的路线，制定我们的战略策略，从而才能使博民族真正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自己选择自己的未来。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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