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万古长青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优良精神，比如，法兰西民族有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等法兰西精神。中华民族与世界各伟大民族一样也有优良精神，这种优良精神一直都在鼓舞着中华民族前进再前进，从汉代以后，中华民族只要是统一时期，都是农业社会里的世界超强国家。只是从近代以来，我们落伍了。我们落伍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不行而是在历史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在坚持中华民族优良精神的同时跟着时代一起前进，抛弃已经不符于时代的精神，吸收或创造符合于新时代的新精神。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精神，在这些种类繁多的精神中，从现在来看，虽然有许多精神已经过时，放在现代条件下来已很明显能看出其中的错误，比如，专制主义、人治、等级论，等等，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中有许多就是放在现代条件下也属于正确的东西。这些正确的精神具有超时代的特点，被称为超时代精神，这种精神一定会万古长青。

（一）何谓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仁爱”是也。

“仁爱”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数千年来，对中华民族影响很深，中华黄帝建国时就以“仁义”治天下，发展到孔子时，孔子把“仁”的内容系统化构成仁学。

“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其涵义宽泛而多变。但“仁”的最本质的规定则是“爱人”(《论语·颜渊》)。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通过对“仁”作为一种普遍化亲情的解释,孔子把仁看成人类的本性，是生命的意义,比如，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还把“仁”概括为人的最根本的品德和衡量人是否有道德的最高标准。孔子说，人只要能做到恭、宽，信，敏、惠这五点，就可以称之为志士仁人。孔子的仁，不是一种空虚的理论，而是人人都可以实践的德行。

其实，世界各优秀民族其先哲发明的学理大多都提倡“爱”，《圣经》与《古兰经》都讲“爱”，但中国的孔子讲的“爱”在来源上跟它们不同，《圣经》与《古兰经》讲的“爱”来源于神（上帝或真主），人间没有爱与公义，孔子讲的“爱”来源于人类内心。因为孔子不信神鬼，他常说，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从人类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现在科学发达，信鬼神的人已不多，所以，我国孔子讲的仁爱既比《圣经》与《古兰经》讲的“博爱”早又比它们讲的实际。

从现在看来，这是我们祖宗的高明之处，但有些人偏要信邪，不信祖宗的好东西。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信仁爱，就信阶级斗争，从1927年杀到2002年，开头是国共两党之间相互残杀，1949年中共执政后先杀“反革命”，后杀知识分子，杀到知识分子下跪喊万岁，以后在中共内部自己杀自己，再后来就是杀学生和法轮功。中共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邪教”，走火入魔，“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样的思想支配大脑焉有不疯癫的？中华文化好好的，非要铲掉，搬来什么马列主义，实行马克思主义化，其结果是我杀你你杀我，杀得中华天下几十年不安宁。现在马克思主义不灵了，有些人还是不信中华民族文化中好的东西，又要来什么全盘西化，全盘基督教化。当然,西方好的东西，比如，”自由、民主、法治和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我们要学，但不好的东西我们有必要学吗?比如,自由主义主张的”换妻群交”有必要学吗?我们应该好好学习我们先人发明的普照人类的”仁者爱人”思想,团结互爱,不分阶级、阶层、民族、种族等，只要人人付出一点爱中国和世界都会更加美好。

仁爱实际上是实行民主宪政的心理基础，民主宪政绝对不可能在刑事犯成堆的监狱中和中学里的极差的班级建立起来，为什么?因为前者不善后者之善还没有挖掘出来和培养起来。所以，学习孔子整理成系统学理的仁学在今天以及将来还有意义。

（二）何谓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正义”是也。

“正义”也是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中国的正义观在孟子的学说里表达得最充分。孔子也论"义"，他的"义"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在"义"、"利"两者的关系上，孔子把"义"摆在首要地位。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的学说突出“义”字，他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大凡在义利冲突，必作选择时，孟子是取先公义后私利的立场，但并非不顾私恩、私利。孟子不否定利益财富，他要强调的是不能只讲利不讲义。孟子还强调，做为人不能失去尊严，与其丧失人的起码尊严而苟活，毋宁为保持人的尊严而死去。孟子论“义”的范围涉及生存权、“制民恒产”论，涉及养老、救济弱者与社会保障的制度设计及其落实，涉及教育公平，平民参与政治的制度安排及作为村社公共生活的庠序乡校，涉及尊重民意、防止公权力滥用的思想及革命论，等等。

孔子“贵仁”，并且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强调“仁”与“礼”的有机统一，孟子继承了孔子“贵仁”的思想，但不突出强调“礼”，而是格外突显“义”。孟子把义比作“人之正路”，在孟子看来，“义”是自觉地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加以限制，出于羞耻感而有所不为，自觉控制自己不去做道德上不适宜的事。正如孟子所说的“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忍，义也。”(《尽心下》)

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告子上》)“义”是“理”，是“心之所同然者”，是普遍的道德理性，肯定心具有理义也即肯定人具有内在的道德观念。

正义问题，现在仍然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可是我们的祖先在五千多年前中华黄帝建立国家的时候就把正义树立为立国原则，孔孟在两千多年前也就更系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祖先以及孟子的学说虽然不可能解决有关正义的所有问题，而且正义问题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其内容，但由此却可知，中华祖先是多么的有智慧和多么有洞察力，能够超前提出今天及未来人类仍然需要关注的问题。

正义问题虽然中共的“官学”——马克思主义也有涉及，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和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及措施却无法使社会达到公平正义这一目标。从现在看来，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理论是邪恶的，它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是非正义的，所以无产者应该团结起来结成政党——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并利用政权的力量剥夺他们的财产，如遇反抗就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建立起有计划的公有制经济。这种邪恶的“正义”理论其错误主要是：（一）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是在社会发展中的竞争协同关系，资本家与工人共同创造的生产利润如何划分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应通过法治来解决而不应通过暴力革命来解决，当时的情况是，资本家对生产利润的过多占有应属于道德问题而不是刑事犯罪问题，不能通过非法治的方式来剥夺财产更不能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二）马克思时代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是民主社会可以通过自由选举获得政权，这个时候鼓吹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夺权已经是一种罪恶；（三）社会主义建立后不仅缺乏效率不能维持社会运转而且由于政治上的专制致使政治特权不断滋生，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公平正义。

现在，罗尔斯认为只有在民主自由之下才会有正义，这当然是对正义内容的发展，我们在学习正义理论时也应该随着时代一起前进。我们的祖先已懂得正义的重要性，正义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并在五千多年前把正义树立为建国原则，要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入侵我们中华社会必定会是充满浩然正气的社会。可是，现在的中国社会乌云瘴气，官员腐败不堪，权贵横行不法，特权泛滥，根本就没有公平正义，当然，这些都是一党专政制度造成的，我们必须建立起民主宪政制度，为正义原则的实现创造政治环境，以便使到我们祖先提倡的正义精神能够在中华大地重新发扬光大。

（三）何谓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精神，“伐无道”是也。

中华民族向来是以仁义治天下，“仁义”已成为伟大的中华道统，“仁义”表现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倡的“行仁政”。按照我们祖先的看法“行仁政”就是有道，就是“王道”政治，不“行仁政”就是“霸道”政治，发展到至极就是暴政，暴政就是无道，无道就必须讨伐，这就叫“伐无道”。

“伐无道”其实也就是反抗暴政。中国儒家的说法是"无道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雠也。""无道与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圣王攻伐。""大为无道不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圣者当伐。""以有道师伐无道，曰仁。"什么叫无道？儒家的说法就是"谓无道是杀无罪之民。""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徵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

儒家从来没有对政权的盲从，国家及其执政者，在儒家看来，从来不是儒家伦理的最高标准，孔子将终极标准确定为“礼”和“仁”，孟子确定为“仁义”。即使是董仲舒，也是以“天”作为这一最高标准，“天”与政权的关系，是政权顺从于天，而非反之。宋明心、理之学分门别立，到黄宗羲将理、气、心合为一体，至此，实际上儒家理想的政治结构已经成型：在内心为天生良善的恻隐之心，外发为合乎“礼”的“仁”、“义”精神，上升至制度层面是契合于“道”的行“仁政”的制度，“道”是国家行政的最高准则，“道”上合天理，下基人心。但不合于“道”的政权当如何呢？孟子讲解的最为透彻，“邦无道，天下共伐”，“君无道,伐之”，“圣王攻伐。有道伐无道，解民于倒悬，天地经义。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的核心意思就是否认不合于“道”的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对于这样的政权，天下有“伐之”的权利和义务。

孔孟的“伐无道”思想与西方的“人民有反抗暴政的革命权利”的思想是一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举起的革命大旗没有任何人能够否定和撕毁，当然，美法革命者看得比孔孟高，他们“伐无道”追求的是制度的变革，由专制变为民主宪政。孔孟的革命只是换一群人，没有想到改造制度，所以，孔孟的“伐无道”最终也解决不了问题。

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在“道“中加进新的内容，当今“道”的核心指向应该是对人权和公民基本自由的尊重，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与逻辑就是不断的强化对个体权利的尊重，不断强化旨在对个体自由和个体经济、政治、社会权利加以有效保障的良性民主宪政制度，遵循这一逻辑，就是要“讲理”，国家与政权必须以“讲理”的精神去决定自己的政策与制度、选择自己的行为、正确理顺与公民的关系，所以，在当今时代一切违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否认普世价值的政权，都是“无道”的政权。当今中国权贵横行、官僚腐败、特权泛滥、人权无保障等等，已经是很无道的政权，当有被伐之理，因为孔子说"有道伐无道，天理。"

(待续)

201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