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心态与健康型国家

“国民”是国家四要素中的一个，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有一定数量的国民生活于其中。我国是一个巨型国家，目前有十三亿六千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家运转健康与否，可以从国民的心态中反映出来。虽然，世界各国人口多寡不同，但都会有处于不同经历与社会地位的人，不同经历和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国现在正处于向工业化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国民的想法更为复杂，但不管如何复杂，都与世界各国一样有一个基本的心态，我们从能这一基本心态看出我国的运转情况。

现代文明型国家也是一个健康型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国民普遍爱国，比如，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什么都可以说，政府可以被批评，各政党可以被批评，公众人物都可以被批评，尽管人们的想法各异，但美国人普遍爱国，不管美国人处于何处，只要听到美国国歌奏响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会把手放在胸上树立静听。从这种心态可以判断美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美国是一个被美国人民热爱的国家，这是一个健康型的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与最自由的国家，作为美国人他们最感到自豪的，只要接触美国人都能体会到这种感觉。但现在的中国呢？中国的官员及其子女不爱这个国家，据说，有75%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已加入外国国籍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国籍，有95%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孙一辈都已加入欧美国家的国籍。中国的有钱人也不爱这个国家，据说，有75%以上拥有一千万以上的富人已办理了或正在移民手续。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不爱这个国家，从他们嘴里蹦出来的话语都诅咒这个国家，好像这个国家跟他们有仇似的。中国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也不爱这个国家，他们受苦受穷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不好，只要允许，他们都想移民。这么多人不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出了问题。这个国家的官员腐败不堪、有毒食品满街都是、环境污染不断扩大、居民的房子不断被强拆、不同政见人士不断被关押、上访维权人士连续不断。这个国家健康吗？肯定不健康，中国肯定不是健康型国家。

本来，爱国主义这一伟大理念在中华文化里有，历史上，中华文化是把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忠君爱国，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形态下是适合的，但在今天已不适合了。今天有今天的爱国主义内涵，今天全世界还是国家林立的时代，世界政权还没有建立，现在世界有193个各种类的国家。但没有一个国家公开提出不要爱国主义的。所以，中国不能不要爱国主义，但有这么多的居民不爱这个国家，这实际上是国家有问题，我国不是健康型国家，需要加以改造。

一般说来，现时代爱国是要爱土地、爱居民、爱主权和爱合法的政权，现代是工业化时代，工业文明形态在政治上的特征是民主，主权在民已是工业文明形态的理念。所以，现时代一个政权合不合法就在于是否民选。今天爱国与否也要看热不热爱民选政权，这种爱国标准应从美国建国开始算起，因为美国建立后开始了民选政权的新时代。在今天热爱国土、居民、主权与民选政权就是爱国，不是民选的政权由于其不具合法性，不爱它也不算不爱国，今天中国的共产党是统治党，但它不是民选的执政党，所以今天的中国民众不热爱它也是正常。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上下五千多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求民众爱国，中华政治文化不缺爱国主义。但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应该现代化，接受爱国土、爱居民、爱主权与爱民选政权的现代爱国主义新理念。

现代文明型国家其居民大多既关心自己也关心别人，国民心态很健康，比如，到过美国的人回来都说，美国人既爱自己也爱别人，在美国问路，不仅不会收费，而且还常常有美国人用车把你送到目的地。在现在的中国，绝大多数的人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比如，在大城市问路，除了深圳居民较热情之外，其他各大城市居民不是不理睬就是要问路费。中国人遇到困难很少有人帮助，比如，有老人、小孩摔倒在地很少有人扶起，佛山的小悦悦被车碾过有18个人路过不理睬。虽然这里也有一些客观原因，但总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这么多人有这么反常的表现，应该说，这个国家有问题，国家肯定不健康，这不是一个健康型的国家。

当然，人本是个体，人有自利之心，这也很正常的，但是每个人又都在组织中生活，比如，在正常情况下每个人都首先在一个家庭中生活，家庭也是一个组织，它是血缘组织，其次，在正常情况下，人的一生都会有一段时间在单位中工作，这个单位也是组织。由于人在组织中生活，必须要有团队精神，否则，事情也办不好。这个团队精神就是要求有利他主义。所以，正常和健康的社会一般都要求国民既要关注自己也要关心别人。比如，美国是一个现代文明型国家，是一个健康型国家，它的国民既爱自己也爱别人。可是，我们中国，由于处于病态之中，国民自私自利，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现代文明型国家由于实行民主宪政和法治，社会公平正义有保障，为富做官都是有能力与有品德的人，居民对他们基本没有仇视。他们也比较热心公益事业，经常捐款救贫。但是在我国由于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制度，掌握公权的人享有特权，做官为富的人大多靠的是关系和买官卖官获得，他们又往往官商勾结谋取社会资财，这样，普通居民就自然普遍仇富仇官。

中国人仇富仇官与贪官污吏多有关与为富不法者多也有关，但也一定与马克思主义的入侵和中华文化的被践踏有关。中华文化历来提倡“以和为贵”“仁者爱人”“以仁爱之心待人”，但马克思学说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基础和核心的。马克思没有亲历阶级斗争的实践，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跟他不同，他们把阶级斗争理论运用的得心应手。从俄国十月革命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列宁、斯大林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在苏联杀人一共杀了两千多万人（《二十世纪的俄罗斯》），这些人主要是资本家、地主、富农与官僚。毛泽东革命胜利后，从1949年到1976年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共肃整了两千多万人。这个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就是仇富仇官理论。阶级斗争指对抗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马克思指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阶级矛盾，表现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就阶级斗争发展程度最为充分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必须开展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根本目标和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通过十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人类为此付出了一亿条生命的代价。

系统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系统与系统的之间是通过竞争与协同来演化与发展的。在现实的社会中，各阶级也就是国家的各个大系统，正是各阶级之间的竞争和协同才共同推动社会动态有序地发展。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没有系统论的思想，以为可以存在一种或竞争或协同的局面，难于存在既竞争又协同的局面。所以，在毛泽东时代，从1956年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被消灭了，在农村没有了地主和农民的竞争，在城市工业领域没有了资本家和工人的竞争，在农村与城市只有农民与工人的机械协同。其结果是生产力遭到空前的破坏，这种局面维持了二十九年后最终还是被改革开放所打破，又回复到阶级竞争与协同的局面。这说明阶级斗争理论是错误的，正常的社会应该有不同的阶级甚至是对立的阶级在进行竞争与协同。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华民族应该恢复中华“仁爱”的理念。

中华国民的不正常心态，与现代文明型国家的国民心态不同，这反映出我们的国家处于不健康状态。从1978年以来我国在中共一党专政制度下改革开放已有三十四年，三十四年来，我国已从毛泽东时代的简单社会演化为复杂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也有所壮大，有了阶级分化，富人和中产阶级都已出现，贪官污吏也越来越多，道德退化也越来越严重，等等，这些都会使得国民心态发生变化。现在国民不爱国、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和仇富仇官等等都与现在的情况相关联，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有关，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最根本的根源还是一党专政制度，正是因为有这一制度赋予官员特权，他们利用手中权力令自己及其子女、亲属谋取私利形成权贵，他们又官商勾结胡作非为，令一些人为富不仁，这就自然令国民心态失衡失常。

我国国民心态处于病态之中这一现状需要改变，由于主要是一党专政制度造成这一状态，而要改变就必须首先改造一党专政制度，实行民主宪政。只有首先改造一党专政制度实行民主宪政才会有公平正义，只有有了公平正义有能力有品德的人才会有所作为，他们做官和发家致富民众才会接受，这样就不会造成那么多人有仇官仇富心理。只有首先改造一党专政制度实行民主宪政，民选的政府才会实行仁政，既爱国民又保障人权和尊重基本自由，并保证官员不能不法，这样，国民才会爱政府，爱国家，既关心自己也会关心他人。当然，光做这些还不够，还要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使得国家自由而强盛，从而使得国民有自豪感。当这些都完成的时候，我国就一定会成为健康型的国家。

201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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