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钟：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重判谷制服薄
原标题：薄熙来可能的结局
编者按：本文指出，薄案将有党内与司法的不同处理，薄不入狱也将软禁，失去自由。习近平接班的地雷已被拆除。
薄熙来事件，从二月六日王立军私闯成都美领馆案发，迄今半年来相关的消息议论无日无之，不仅涉及薄家的谋杀、贪腐，更牵连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与政治倾向，问题既广且深，其震撼力为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所仅见。
一个爆破性的大新闻，在没有透明度的极权制度底下，官方的正式消息便显得格外重要。当局对薄案只有两次宣布：三月十五日，薄熙来不再担任重庆市委书记、四月十日免去薄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委员，对薄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薄妻谷开来与勤务员张晓军涉嫌故意杀人罪，移交司法机关。
薄双规以来，近四个月没有官方消息，评薄的“拖延论”盛传：薄案判不下来，甚至要放在十八大之后，因为薄已被“打倒”。
处理薄熙来的“切割论”
七月二十六日新华社报导打破闷局：当局已正式对谷开来及张晓军提起公诉，将在合肥中级法院开庭审案。于是主流评论变为“切割论”：先判谷开来的谋杀案。此案不涉薄，薄将得以从轻发落。理由是判薄涉及政治路线与权力之争，复杂而艰巨，甚至贪腐问题也难以下手，高层人人不干净，家族经济问题累累。
切割有方，最大先例是毛泽东。江青是祸国殃民的大反革命，明明是后台的毛，却安然无恙，毫无鞭尸之虞。在一党遮天的国度里，他们指鹿为马的能力从未动摇。据说九常委间已有一条互不侵犯的潜规则，一入常就万无一失，邓有遗训：后继无强人，常委要集体领导，若打起来，头破血流事小，党的分裂事大。这也是胡习两班子最害怕薄入常的原因之一。
因此，前后两次发布都咬死谷开来是“故意杀人”，这是谋杀罪，可以判死刑。但就如江青主谋致死无数人而不必偿命，赖昌星被朱鎔基定性杀几次皆可，也以无期徒刑结案。谷开来绝对是已发免死护照，不会上断头台。至于是死缓、无期还是二十年都不重要了。
关键还是在如何办薄天王？传薄和刘源、习近平是八十年代三名重点培养接班人。刘因涉杀父之仇，格外高调忠党，但升到省级就被换跑道，入警界进而军界，人缘虽好，政治局未进便罹癌症（据说晋升此级，中央要作严格体检）。习近平凭埋头拉车，不惹事的功夫，步步高升，终于拿到中南海的金钥匙。
其实，三人赛跑，薄凭背景、能耐都高于刘与习。薄心高气盛，犹如当年陈良宇瞧不起胡温一样，决心据守山城，做个样板以昭天下，若不是“用人失察”，王立军坏了大计，薄已收买人心，赢得国际观瞻，各国政要访华都要去重庆看看。代表太子党挂帅，非他莫属。
处置薄熙来，很可能在下一个中央全会，即在北戴河分权后，八九月之交的七中全会。预测这个处理，也许是当今最难的政治试题。如果海伍德之死可以和他撇清，其他命案也与他无直接关联，那么，薄案就无异于陈希同、陈良宇案的翻版。现在北陈已在“众口烁金难烁真”，南陈翻案也不无可能。薄家“六十亿美金”之说，中纪委可以座实吗？“严重违纪”四字千钧，违纪早已是贪污腐败的代义词，没有多少亿，多少二奶，如何违纪？
以重判谷开来制服薄熙来
更何况切割论和半年来一个中心论点相悖——从权力场、从战略上考量，搞掉薄熙来是为了保障习近平顺利接班，掌权十年。江胡两代有共识：对薄不放心。因此，当务之急是防止薄十八大入常。否则薄入常后随时可以取习而代之。甚至认为，倒薄一不做二不休，非置之死地不可。打而不死，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反攻倒算，胡温也不得好死。
从薄的铁腕打黑来看，此说不似夸张。共产党对“野心家”的防范，历来不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个系列，无论怎样左瞧右看，他们都没有野心家气质，都是不折腾、毫无创意的庸夫俗子，循规蹈矩的驯服工具。
因此，逻辑的评估，薄不可能和伍海德命案完全切割。事实上，薄至少是个知情人，那么，案发后，企图隐瞒，不报中央，就是一大违纪。换言之，谷开来定得越重，越有利于制服薄，对薄不利。然后，再加两个贪腐、打黑的配菜，办薄之案，功成矣。处理的轻重则和二陈先例不分上下，或者轻一点，亦无妨。重要的是清除出党，不能拖过十八大。
司法处分则可以拖一拖。可以预期的是，薄未来若不入狱，也免不了软禁。那是显示人治智慧和威慑力量的传统方式，不仅薄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他将失去自由。这样的先例很多，从赵紫阳、刘晓波到高智晟这样的基层维权人士，当局认定具“危险性”，便可以采取各种法外的手段压服之，薄熙来无疑具有这种危险性与威胁性，一党专政岂可放过他？
从中纪委重拳出手的罢官处理，可知薄已经钉死在专政的墙上，他不可能翻案，也没有负责人有勇气给他翻案，他欲利用甚至领导的这个党已经抛弃了他。在审判陈希同的法庭上，陈最后高呼：“我还有话要说！”不可一世的北京市长、政治局委员立即被押走，长达十七年，没有他的声音。薄熙来面对“末日审判”时，会不会比陈希同更幸运？
习近平接班的这颗地雷无疑已被扫除。十八大他可以黄袍加身，不必担心夜长梦多。
常委“七改九”是必然趋势
这里仅就近期一个热门话题略陈鄙见：政治局常委的人数。现常委为九人。中共在邓时代基本上为七人或五人。八九年“六四”后，江时代为七人（即十四大、十五大），自二○○二年起，胡锦涛当政增为九人。
常委会是中共一党制的权力最高层，统驭全国的内外政策，被网民称为“九皇”。虽然宪法并未授予这样的绝对权力，但中共唯我独霸，不容非议。这是一个冷酷的现实。十六大当时的说法是，七改九，是因为权力分配摆不平，不如增加席位以求制衡。今天的说法则是，鉴于薄熙来、周永康可能结盟的潜在威胁，必须将政法委赶出常委，缩小编制后也不会有更多的竞争，以强化习近平的权力集中。
这种“弱势思维”，是唯权主义的模式。弱主上台，当然有排斥异己的倾向，但是，从政治管理学的角度来看，七改九乃是一种必然趋势。共产党既要垄断权力，这样大一个国家，面对如此日新月异的内政外交的挑战，而中共新一代接班人的素质公认不济（“知青治国”已成为大陆的敏感词！）即使如毛周邓一代强人管治也多有误国（毛不必说，邓打桥牌失职酿成河南溃坝死人二十万是典型一例）。
摆脱权力崇拜模式去看待中共常委体制的改变，应该是一个理性的取向。
实际上，现常委会并非智库型参谋总部，而是一个分工负责、各管一方的寡头决策班子，传九人各有高度独立的决策权。并无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可言，中共常委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实体，应该集思广益。
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统治理论早已过时，而且在中国的实践已彻底失败，如果中共有意在党内实行改革尝试，常委班子的科学、专业和问责制，是不容回避的选择。六四事件后，邓从抗拒三权分立角度指定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的权威体制，这是政治上的明显倒退。八十年代的党政军大权一直是分立的，却被误认为是引发自由化的体制原因。
结论是，常委九人优胜于七人。除非权迷心窍，相信十八大常委不会倒退到七人制。
二○一二年七月三十日香港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