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官员的政治命运可能瞬息万变。今年，中共党内高官薄熙来的倒台似乎让一位长期与他竞争的对手获得了跻身中共最高权力团体的有利机会。
不到一年之前，薄熙来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是成为政治局常委的有力竞争者。之后，薄熙来被免去党内职务，被指“严重违纪”，他的妻子被控谋杀。
薄熙来的遭遇为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扫除了一个障碍。西方及部分中国精英人士都认为汪洋是改革派领导人，如果他能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可能就释放了一个中国新任领导班子将力求加速向市场化方向改革的信号。
薄熙来是前重庆市市委书记，他主要依靠国企来带动重庆的经济增长，并试图恢复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精神。而汪洋则寄望于私营企业来重塑广东地区的经济，力求减少国家在劳资纠纷和社会服务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汪洋是个很健谈的人，今年57岁，出身于工人家庭。上世纪80年代，当时在中国东部采矿城市铜陵任职的年轻官员汪洋引起了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注意。2007年，他被任命为毗邻香港的出口大省广东省省委书记。
研究中国问题的分析人士表示，现年63岁的薄熙来是中共元老薄一波之子，这种“太子党”的身份让他轻松步入仕途，但他自我推销、与权力人士结交的做法让中共领导人产生了提防之心。2012年春，薄熙来被免去一切党内职务。他倒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重庆市前公安局长到美国驻华领事馆寻求避难以及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卷入英国商人死亡事件等。
中国官方媒体上周四说，谷开来以谋杀罪被提起公诉，这说明中共对于如何处理这个在薄熙来丑闻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案件已达成共识。薄熙来与谷开来尚没有就针对他们的指控发表公开评论。
相比之下，负责制定广东省政策以及负责处理该省与中央政府关系的汪洋喜欢的口号是“幸福广东”和“经济转型”。汪洋认为，随着低薪工厂向该省发展落后的内陆地区转移，该省最现代化的城市特别是广州和深圳将成为创新和高科技中心。广东省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功与汪洋巧妙处理社会骚乱的方式让他受到全国的关注，他也因此成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之一。
但汪洋的过往经历表明，想要推进变革并不容易。汪洋此前提出的一些建议遭到搁置，其中包括增加深圳直选试点的数量。他的支持者则指责广东较低级别的官员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破坏汪洋此前的种种努力。上海师范大学(ShanghaiNormalUniversity)法政学院教授刘诚说，较低级别的官员表面上高喊汪洋提出的口号，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什么也没做。刘诚曾参与中国劳动法的修改。广东省政治分析人士透露，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汪洋因为在帮助出口企业这一问题上行动不够迅速而受到中央上级领导的否定。汪洋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是在罢工和村民滋事等群体性事件中用谈判而非武力来解决。
但汪洋能否在北京发挥作用则是一个答案未知的问题。如果他得到晋升进入政治局常委会，那么他将成为一名资历较浅的常委。政治局常委看重共识，通常将抗议活动解读为对权威的挑战，必须用武力打击。
记者此前曾多次要求汪洋为本文置评，但他都没有做出回应。在书面答复记者在薄熙来事件前提出的问题时，汪洋说，改革之路总是需要艰苦跋涉，这是因为你会遭遇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缺乏创新以及知识和人才的不足都加大了改革的难度。
广州中山大学(SunYat-sen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肖滨说，危机总是为改革提供机会。他说，汪洋不是天才，挑战迫使他做出反应。
2010年广东省内发生的一波罢工潮给了汪洋一个展示才干的机会。由于广汽本田汽车(HondaMotorCo.)的罢工事件一拖再拖无法解决，汪洋把工会和政府官员叫到了一起。汪洋说，工人是在理性行事，他们的要求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经济诉求。这意味着罢工工人不必担心警方以维稳的名义对他们进行打击（中国其它地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据参会的广东工会负责人陈伟光说，在中国，经济诉求和政治诉求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如果是经济诉求，那么政府会用和平方式解决。
广汽本田最终同意给员工加薪30%。此后又发生了多起罢工事件，并在汪洋和其他广东省政府领导的干预下得以平息。与此同时，广州市率先开始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自2009年以来广州市最低工资增幅累计达到70%），其它城市随后也纷纷效仿。
尽管广东省内很多企业支付的工资已经高于最低水平，它们还是得提高工资以竞相争揽工人。成本上升加大了低利润制造企业的压力，迫使它们迁移到广东省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打造的工业园区。此举正与汪洋的战略相符。
华南美国商会(AmericanChamberofCommerceinSouthChina)会长赛亚丁(HarleySeyedin)说，一系列罢工的结果就是，企业和政府开始关注工人的诉求，工资上升到本应达到的水平。
当地官员说，汪洋了解与当地企业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广东蒙娜丽莎新型材料集团有限公司(FoshanMonalisaIndustryCo.)的董事张旗康说，汪洋经常与广东省佛山市的企业家团体举行会谈。
张旗康说，汪洋向他们解释，企业需要改进技术和设计，减少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因为亚洲其他国家拥有更廉价的劳动力。张旗康说，我们认识到低端制造商的生命力不会长久，只有创新型企业才能存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汪洋未能承诺向香港制造商提供救助，这些制造商直接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求助。根据香港市场研究公司数库财务咨询有限公司(ChinaScopeFinancial)的数据，香港的制造商在广东提供了1,100万个就业岗位。
2008年年末，广东开始推出一些救助措施，包括信用担保、进口关税减免以及取消此前增加的部分税负。官员们说，他们是在按照温家宝的授意行事。当地观察人士认为，这种说法相当于打了汪洋一记耳光。汪洋当时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后来，香港制造商旨在阻止一项立法的游说也获得了成功。这项由汪洋支持的立法要求给工会代表在公司董事会一个席位。制造商们说，他们无法信任这些工会代表可以保守公司秘密。广东省政府目前搁置了一份力度打了折扣的法案，这份法案将使得工会能够更容易地强迫对方进行集体谈判，广东省官员正等待北京方面发出支持上述改变的信号。
在等待北京方面首肯的过程中，各企业的工会（工会是由企业组建的）最近很少就迫使企业老板就工资和其他问题进行谈判采取行动。渣打银行(StandardChartered)三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广州和深圳地区的204家制造业企业中，只有9%的企业称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与工会举行了集体谈判，仅14%的企业表示他们预计将在2012年进行集体谈判。
广汽本田发生的罢工事件是推动劳动用工制度变革的开始，而去年底发生在广东乌坎的抗议事件则提供了一个试探汪洋对直选态度的机会。
愤怒的乌坎村民指责当地中共官员抢占并出售自己的土地，这一指控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同情。在中国，非法占用农田建造豪华公寓大楼的现象普遍存在。汪洋派了一名副手与村民进行协商，让他们直接选举一名信得过的领导者来处理土地问题。
乌坎事件之后，汪洋为非政府组织(NGO)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提供了更大的空间，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比如向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帮助。分析人士说，NGO的参与旨在确保居民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代表，确保他们的投诉能够得到更快的处理。
汪洋并没有试图在广东省其他地区推行乌坎的直选模式。这样的改革需要北京方面的批准，在政治动荡和经济前景不确定并存的一年里，几乎没有人指望中国的领导人会去触动中国的治理模式这样一个引发争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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