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信力危机
在新加坡与酷爱新闻的中国“80后”年轻人聊天，突然问她：你在海外，看境外网站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不为人知的官场黑幕，你会相信吗？
CH的双眼突然闪过一丝挣扎，然后平静地答说：“开始我是不相信的，后来当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家人身上的时候，我就都信了。”
我内心一阵触动，听她娓娓道出：10年前她申请到海外奖学金出国念书，才刚离家，正直的父亲就因为拒绝受贿，坚持将市内某领导一个聚赌的亲戚逮捕入狱，结果自己反而被双规了半年。
家人设法瞒着她，但她能够感觉到出事了，因为每次打长途电话回家，都听不到爸爸的声音。好不容易熬过了半年，学校放假时她焦虑地回国去，没想到在家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爸爸打来的。爸爸叫她让妈妈赶紧筹两万元（人民币，约4000新元），来赎换自己的自由。
原来，被得罪的市领导反指CH的父亲贪污，但纪律部门查了半年，什么问题都没发现，又不能白白把人放了，就让他自缴两万块，作为他招认收到的贿金，这才放人。
这还不止，CH的父亲是刑警支队队长，他们全队，连带做文书的文员都被带走。最终，所有人都交了数额不等的“罚金”，其中一些同事人就对CH父颇有微词，怪他连累了所有人。
CH说：“我回家前其实做了心理准备，但是一接到爸爸的电话，就崩溃了。”听她说，父亲出来后，单位领导知道他的冤屈，就让他办理了提早退休。近年，父亲将精神寄托于宗教。
出于职业本能，对于听来的故事我不一定全信，但很清楚的，CH没有编故事的必要。而且事实上，今时今日听到这样的故事，我已不再特别意外。
几年前在丹东，我也认识过一个倒霉的警察。他喊冤说，2001年他作为当地打黑专案组副组长，逮捕了私藏枪械弹药的涉黑商人。此人在看守期间猝死，虽然法医最初鉴定犯人是胆囊炎感染中毒，但犯人有省内高官给他撑腰，两年后，警察被控刑讯逼供，为此入狱一年。
那个警察大哥当时对我感叹：不怕黑社会，只怕社会黑。
在欣赏中国经济的增长，看中国航天技术一再攻关，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我们也总是不由得看到这类社会不公，公民受屈辱，权利被糟践的故事。
它们的具体表现形态，可能是一个受屈的警察、被盗卖的土地，即将开建的污染工厂，被软禁的山东盲人，或者是北京奥运期间、深圳大运会期间被“清出”城市的流动人口，等等。
可以想象，这些故事里的是非曲直，很可能不像一方当事人所叙述的那样黑白分明，其中可能有外人不理解的隐情，官员的为难或民众的贪婪等等。但是，上层权力没有边界，官权与民权的高度不对等，却也是中国“基本国情”。在这个前提下，人们相信什么都可能发生，同情心也自然倒向弱者。
尤其是，不时有鲜活的例子，告诉人们怀疑是对的。像CH父亲出事后，她就开始用另一种眼睛审视自己的祖国。
人们都说，中国政府面对着公信力危机，怎么样挽回公信力，答案也很简单：踏踏实实给民众办好事，限制官员的权力。只要做到了，就不必怪责外界抹黑，不用怨自己不懂得宣传，官媒也不用走出去，到时中国软力量自然会与经济实力齐飞。
反之，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更举步维艰。现在的90后、甚至00后都已懂得上街游行，他们将亲身体会到的不公与网上消息结合起来，反抗意识由此滋长。
当公信力危机与社会矛盾都在加剧，中国怎么样实现和平崛起，或者说，它怎么说服外界，中国的“和平”与“崛起”能同时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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