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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李旺阳: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图)

2012-07-08 23:41 作者:茉莉 桌面版 正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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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旺阳先生“头七” 两岸同胞齐悼念
李旺阳头七,两岸同胞齐悼念(看中国配图)

获知李旺阳“被自杀”,我泪眼蒙眬。人类舍生取义的历史,在我们湖南那块灼热的土地一再上演。百年前谭嗣同毅然走上断头台,百年后久经摧残的李旺阳,被一根白丝带系于窗上。谭嗣同十八岁时,曾写下这样血性而刚烈的诗句:“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这两位湖南老乡都成为不朽的殉道士。在西方诗歌里,有一种美被称为“毁灭之美”。毁灭何以产生美?其美在于人对真实信念的执拗的坚守。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千回百折,但义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却是亘古不变的,例如自由、正义和真善美。

世界为李旺阳的命运而震惊,网上中国人纷纷悼念和抗议,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为李旺阳伸张正义。就像一道惨白而强烈的光束,李旺阳之死投向当今中国的重重黑暗,使黑暗显露出丑陋而残忍的原形。

我和李旺阳同时在邵阳判刑

我和李旺阳不但是邵阳老乡,而且是在同一时期被判刑入狱的政治犯。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李旺阳因组织“邵阳市工自联”并担任主席而被捕。六月十四日,我因为发表谴责李鹏政府镇压学生的演讲而被收审。

记得那年的一个秋日,我在邵阳看守所的女牢里,看守所范所长在铁窗顶上喊我,说:“莫莉花,今天工自联的李旺阳被判十三年刑期,你的影响比他大,可能会判刑更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旺阳的名字。

后来听我家先生傅正明说,李旺阳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开庭判刑的,那天他前去法庭旁听。法庭设在一个工厂的礼堂里,虽然是公开审判,但旁听的人寥寥无几。傅正明坚持听完了审判,告诉我:李旺阳在其“最后陈述”里,仍然坚持谴责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是一条硬汉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邵阳市委大礼堂开庭。在此之前,中共法院曾警告过我,如果我利用公开说话的机会继续宣传学潮中的观点,将被从严治罪。我的律师转告我,说家中亲人为此非常担忧。想到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我不得不讲究策略。后来我采取的法庭辩护对策是:回避六四屠杀的问题,只从法律角度为自己做无罪辩。

我的案子开庭的那天,市委大礼堂座无虚席。上千市民和大专学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陪伴我受审。他们屏息静听我的自我辩护,不断爆发出鼓励我的掌声。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庭只好把我的刑期压至原内定范围的最低,即有期徒刑三年。

事隔二十三年再来回忆这段旧事,我已经没有了法庭抗辩成功的自豪感,而只有深深的愧疚。我的刑期只有李旺阳刑期的零头那么多,是因为我不像他那样勇敢,不像他那样在法庭上坚持说出“六四”真相。同时,身为高校教师,我的遭遇在邵阳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受到的惩治因此远比一般工人市民为轻。当时,很少有人去关注一个被判重刑的普通工人。

根据多年的观察,我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最勇敢的是像李旺阳一类的平民和工人,最不争气的是不少知识分子。这些入狱的知识分子都低头认罪,有的甚至上电视作伪证,证明自己没看见天安门死人,以此求得当局的宽恕。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政治犯,大多都没有遭受过酷刑。而李旺阳,却承受了我们不能设想的最严酷的刑罚。

一九九三年我出狱后流亡香港,开始在一家餐馆打工洗盘子。当时我们几个朋友私人凑了一笔钱,捐给仍在狱中的李旺阳。我把钱寄给一个朋友,让朋友的朋友转到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那里。然而,好心帮忙的朋友却因此受到当局的追究。后来我几次找同是邵阳老乡的卢四清商量,怎样才能给李旺阳送点治病的钱。卢四清觉得这事很困难,他说:“茉莉,现在邵阳国安部监视得非常厉害,你找谁帮忙送钱,就害了谁。”那是一个救助无门的世道。

精神圣徒捍卫真实和尊严

由于我们的无能,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关注,中共当局在长期迫害李旺阳时毫无顾忌。“六四”过去的二十三年里,李旺阳竟然有二十一年在狱中。第一次入狱时,他还是一个健康的中年男子;第二次入狱时,他已经成了被人抬进监狱的残疾人了,最后成为一位疾病缠身、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的残疾老人。人生境遇惨痛如此,夫复何言!

为什么李旺阳要承受这样的磨难?这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着某种不可摧毁之物,即对于自由和尊严的信念。他真正实践了哈维尔的理想:“生活在真实中”。“我今天受迫害,不过是我骨子里流的热血要比你多一些而已。”李旺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

最初,李旺阳和我一样,都曾事先获知“六四”后将要抓人的消息,当时我们都拒绝逃走。李旺阳的理由是:如果逃跑,就对不起邵阳工人。但我在出狱后,因一个采访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由于不愿再次入狱,我选择了逃亡海外之途,而后在瑞典一直过著自由和安宁的生活。

李旺阳本来也有机会逃避更多的厄运。中共当局曾多次要求李旺阳写悔过书,承诺只要认罪就放他出狱给他自由,但李旺阳写出来的却是批判中共的檄文。由于骨子里流淌的热血和信念,这位工人兄弟宁愿把牢底坐穿,也绝不向中共当局示弱妥协。

据他的狱中好友张善光先生说,李旺阳是读过不少书的,他知道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知道渴望光明、自由和尊严的人们将要面临的种种凶险: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还有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尊严是人的本性之一。人的这种本性,可以让所有的极权制度都失效,因为拥有尊严感的人不甘匍匐在极权的脚下。因此,极权主义千方百计要摧毁人的尊严。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揭露极权主义的暴力以“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摧毁人们良心的抵抗;第三步是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把人变得像行尸走肉。

为抵抗如此残酷的专制暴力,李旺阳丧失了一切:视力、听力、健康和本应有的家庭。在他去世前,香港记者采访他,只能在他的手上或大腿上写字。但是,当中国人在邪恶面前丧失抵御的意志、普遍变得麻木不仁之时,李旺阳维护了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尊严。

白居易曾有诗云:“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作为一位充满尊严的精神圣徒,李旺阳将长存于我们心中。

坚持公开言说“六四”至死不渝

对自己的人生,李旺阳曾有一个平凡而美丽的梦想:出狱后卖掉自家的老屋,拿这笔钱开一家餐馆,做有品牌的大饭店,前有停车场后有草坪。朋友们来了,就在草地上品茶、喝酒、聊天、晒太阳,不亦乐乎。这些梦想,是他与好友在狱中医院住院时谈到的。

然而,李旺阳没法摆脱厄运去追求他的美丽梦想,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在言说“六四”。一九八九年李旺阳到北京受到学潮感染,在军队戒严后他组织工人声援学生,在“六四”镇压后他发动游行示威,在公审法庭上他仍然言说“六四”。直到临死之前,一身残疾、不能独自行走的他还在医院里接受香港记者采访谈“六四”。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六四”尚存于他们的记忆之中,他们也在私下里谈论“六四”。但是,公开言说与私下谈论是很不相同的。公开言说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对禁锢言论的权力的挑战。尤其是在人们对某个公众事件集体保持沉默的时候,公开言说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刺破权势者刻意隐瞒的真相,因此需要更大的勇气。

米奇尼克曾高度评价公开言说的意义:“词语有他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词语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于“六四”屠杀,言说本身就是行动,因为言说可以呼唤人们的正义感,足够的言说可以形成一个推进社会进步的话语场,促使人们思考并解决问题。

正因为言词有如此力量,所以中共当局要以严厉的手段惩罚公开言说者。不肯放弃言说“六四”的李旺阳,在狱中曾有二十多次被关小号,那种又黑又臭的囚室被称为“棺材仓”。他遭受的酷刑多种多样:手铐铐进骨头、牙齿被撬光,还有电棍和毒打。

当一百个享受优渥生活的中国御用文人抄写毛泽东延安讲话,因其道德上的虚伪怯懦成为专制制度的共谋者,当嘲笑英雄的犬儒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通病之时,我们悼念因精神高贵而遭受苦难的勇士李旺阳。对李旺阳的命运心怀愧疚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像李旺阳那样,继续不懈地公开言说“六四”。

写到这里,我想起广州维权的朋友在河边放二十三艘点上蜡烛的纸船,悼念在“六四”后遭受了二十三年厄运的李旺阳。那里烛光点点如星星闪耀,本不信神的我默念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经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二○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于瑞典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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