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五位终生不予改正的中央级“右派”(图)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图为游行队伍中的“反右派”标语（资料图片/看中国配图）

中国大陆在1957年和19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后绝大多数人给以“改正”，但是有96人“不予改正”，其中包括曾积极支持中共推翻中华民国政府的中央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5人。他们被打成右派后，均受到严厉批判，铺天盖地的揭发、批判与控诉接踵而至。

据《快乐老人报》和其它相关资料，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组织部长的章伯钧在政治上坚持与中共保持一致，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并积极参加并配合中共推翻合法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后，章伯钧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章伯钧在“大鸣大放”中提出批评共产党的政治见解，建议实行“两院制”，被《人民日报》指为要搞“政治设计院”，被毛泽东打成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章伯钧的社会职务基本上被撤销了，只保留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项。他的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文化大革命”中，全家遭受迫害。1969年，章伯钧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章伯钧的次女章诒和，就是著名作家、《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罗隆基自1920年代起就反对并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来往甚密，和中共密切合作，配合中共推翻蒋介石领导的合法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后，罗隆基出任中共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他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中共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

原本罗隆基不肯低头，发誓“把自己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社会主义”。但是，持续的批斗使心力交瘁、气血两空的罗隆基终于低下了高昂的头，他承认自己“企图把民主同盟造成一个大党，同共产党分庭抗礼”。罗隆基是于1965年因害心脏病突然去世的。据说，他白天还给相好的女人打过电话，晚上又请别人吃饭，夜里老病突然发作，想叫人来救助，伸手去按床头的小铃，只差半尺的距离，就断了气。

曾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的彭文应思想左倾，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曾资助过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周恩来。

彭文应被打成右派的主要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等。被打成右派遭批判之初，彭的病妻邓世琳就受惊吓身亡。1958年4月，彭文应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取消原有的工资津贴，生活陷入困境。然而，彭文应拒不认错。1961年12月，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服安眠药自杀。1962年12月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病逝，终年58岁，至死没说一句认罪的话。临终前曾写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万言书，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文革”时期，彭及妻、子之墓被红卫兵掘开一扫而光。

储安平是民国时期的著名评论家，曾经猛烈抨击蒋介石和国民党。1949年后，储安平任《光明日报》社总编、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57年，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被毛泽东点名为右派，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妻子与其离婚，同事纷纷“检举揭发”，储安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1957年7月，他不得不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发言。据他在检讨时的自述，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他“胆战心惊、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不久，储安平先后被免去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并被打成了“大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又被揪出来。8月31日，遭受多次批斗后的储安平投河自杀未遂，被造反派看管起来。9月后，人们再也没有看见他的身影。是自杀、被打死、出家……，至今仍无定论。

历史学家、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毛泽东点名。陈仁炳被打成章罗联盟上海右派集团骨干分子，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受到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陈仁炳也在会上被迫交代了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向人民低头请罪。”

陈仁炳是这5名中央级未获改正的右派当中唯一一个活着看到自己没有被平反的人。这给晚年的陈仁炳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心灵上的打击。他对“文革”期间他的家庭和他的家族遭受的苦难痛心万分，他曾对友人称自己是“还活着的真右派”。陈仁炳多次表示，他对有关方面既承认他解放前后“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又“不予改正”的现状耿耿于怀。

1990年12月9日，陈仁炳81岁时在上海去世。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给中共党外、党内大量人员确定了“右派”身份。对于反右运动，改革开放后，中共承认在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政府给大批“错划右派”者予以“纠正”，未被纠正的右派“维持原案，只摘帽子，不予改正，不予平反”。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文“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其中“右派分子”的标准，包括：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另有“极右分子”的标准：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简言之，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是右派，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

与其它后来被中国共产党自己否定的政治运动相比较，反右运动本身并未被中共视为错误，官方最终仍然保留了极少的右派分子。但中共承认执行过程中有“扩大化”问题，即“反右扩大化”：在具体执行中，尤其是在运动的后期，很多单位将标准简单化，为下级单位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造成许多人被冤枉。“一个单位应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只有 很少几个知识分子的单位和没有人鸣放的单位，这个指标也得完成。”

据1978年平反右派过程中的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全中国抓出五十五万名“右派”(分微右,中右与极右)。“估计有40万到70万知识分子失去职位，并下放到农村或工厂中劳动改造。”

在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之后，正在反右运动中的中共领导人们认为在经济计划上也要克服“右倾”，即要相信群众的力量，用比资本主义更快的速度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加上同年在农村迅速开始的人民公司和“大跃进”，合称“三面红旗”。全国的中心任务从反右转移到了大跃进，反右运动逐渐停止。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为批评大跃进运动而受到批判，引发主要限于清洗军队中彭支持者的反右倾运动。

1957年的青岛会以期间，毛泽东提出了处理右派的原则：一是“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一是“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除了少数知名人士外，把一些右派都搞去劳动教养”。邓小平在7月23日书记处会议上提出，关于右派问题，“组织处理不忙，人大、政协、党团都不忙处理，等人大改选再说”，“但要积极做准备工作，统战、宣传、组织部赶快研究，12月必须拿出方案。政协、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统战部负责”。7月26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核批准。8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个决定，同时发表社论解释：“于这些坏分子，一般地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是无效的；采取简单的惩罚措施也不行；在机关、团体、企业内部也决不能继续留用；让他们另行就业又没人愿意收留他们。因此，对于这些人，就需要有一个既能改造他们，又能保障其生活出路的妥善办法。根据人民政府长期的研究和考虑，把他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就是最适当的也是最好的办法。”

1958年，中共中央对划定的右派分子按照罪行的轻重作出六种处理，由重到轻依次为劳动教养、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免于行政处分。被处以前两类处罚的右派分子被迫离开原来的工作，到边疆、农村、监狱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超负荷的劳动和不久之后到来的全国性的饥荒，这些被发配的右派分子大量死亡。留在城市的右派分子则被处罚从事没人愿意做的体力劳动，如清扫厕所等，或者在被歧视的情况下继续原来的工作。个别人由于不堪侮辱自尽。一般来讲，受到中央点名的，在国际国内有一定影响并在中央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大右派受到冲击较小，大多是降低待遇，撤销行政职务等，而来自基层单位默默无闻的众多右派分子，很多都经历了比较悲惨的命运，一些人因此客死他乡。从1958年派们逐渐被取消此身份，叫做“摘帽右派”。在文化大革命“右派”和“摘帽右派”被再次冲击。在经历过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整治运动后，加上时间因素，二十年后活到1978年右派平反的仅有十万余人。

1977年，胡耀邦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工作，并开始着手进行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的教师编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作为社论在1977年10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刊登；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落实》，这两篇文章在全中国取得了空前的反响，宣告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调任中组部部长。1978年春，中央在山东烟台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反右运动遗留问题的处理。在烟台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保守派认为对于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的群众和干部，只要摘掉右派帽子，妥善安置不再歧视就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平反关于右派的冤假错案；但是胡耀邦等认为，必须对反右中的冤假错案予以彻底的完全的平反。最终保守派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978年4月8日中共中央批复了统战部上报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将其作为1978年的第11号文件转发全党。这份文件指出“1957年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对于错划的右派要落实政策妥善安置，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但是报告没有提到对错划右派的平反。

烟台会议后，胡耀邦继续推动对右派的全面平反，1978年5月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展开，保守派的势力受到压制。在这样的背景下，五大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右派问题的第二次会议，会议上的交锋仍然激烈，但是主张完全平反右派问题的主张最终得到支持，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转发《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相比于5个月前的请示报告，实施方案对落实右派安置政策作出了明确和细化的规定，最重要的是，实施方案指出：“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经批准予以改正的人，恢复政治名誉，由改正单位负责分配适当的工作，恢复原来的工资待遇。”“原是共产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的人，应予恢复党籍；原是共青团员的，应予撤销开除团籍处分。”

1980年5月8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平反，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中国共产党1981年在11届六中全会上给反右运动定性为：“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当年支持和主持反右的邓小平在80年代对反右运动也持这一看法。被平反的右派中很多人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岗位或得到升迁，如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极其重大，有学者认为“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和“文革”是社会创伤最深、最持久的两次灾难”。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从此压过了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共产党及其政府，政治斗争从共产党对党外势力转变为共产党内部不同路线的斗争。经过反右运动后，中共的政策重新回到以政治挂帅，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路线上来，中国共产党人对“右”唯恐避之不及，“紧跟”毛泽东的指示，政治路线从此严重左倾。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这些变化为之后的“大跃进”、“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

在各个民主党派方面，经历过从“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到“引蛇出洞”的骤然转变，各党派参政议政不复1950年代初期的热情，在政治生活中不敢发声，造成这些政党一步一步愈发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