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忘痛背義的一代？

《知青》自CCTV–1開播以來，遭到最大的差評。儘管新華網、新浪網等主頁編輯們仍在吹捧，但仍掩蓋不了如潮的差評。這種差評不僅來自自由派網站，也來自喉舌網的獨立人士。新浪網的五毛澤東主編們吹捧道：「開播當日，《知青》的收視名列各大電視臺之首」這也許是事實，但「足見其對觀眾強烈的吸引力」就是胡說八道了。權貴們一直把持媒體，民眾有選擇權嗎？「對觀眾強烈的吸引力」能強大到文革時代的八個「樣板戲」？！

從如潮的差評可以猜測到，70後，80後乃至90後，報以好奇心偶爾看一兩眼或一兩集，發現問題，就做出差評。也有些和筆者一樣戴著口罩去看他們「胡說些什麼」，真正能耐著性子一直看下去的只有毛澤東左和當年知青了。

當年知青也分作兩部分。一是當年誓言「立志扎根農村一輩子」的知青，進了「廣闊天地」方知鍋是鐵打的，但命運已由不得他們了；眼巴巴地看著革委會幹部、軍代表等子女一個個「抽上去」，社隊幹部擠佔知青名額入城，只有哀鳴「青春無悔」的份了。二是如編劇梁曉聲們，「下鄉鍍金」幾年後，上工農兵大學，進電影製片廠，當大作家，獲大獎，浪漫無比。如今梁曉聲又是「抄寫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百位作家」之一，稿酬每個字10元錢，真正青春無悔。

扎根農村半輩子，剛抽上來沒多久就下崗了，也「青春無悔」，所謂何事？當年追隨「偉大領袖」，打倒劉少奇，做了替罪羊，那不是你們的錯。荒廢了學業，返城後年齡偏高，沒有一技之長，不能謀得一份合適的職業，又沒有好的下崗待遇或退休安排，淪為社會最底層，更不是你們的錯。錯在不能面對歷史事實，不能反思原因，怨自己父母不是高官，怨他們沒有「門路」。錯在被人賣了，還幫助數錢，還自我麻痺「青春無悔」。錯在不能向自己的兒女講述自己真實經歷，不能教育他們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錯在比毛澤東時代有更多的言論自由，卻不敢對迫害自己的人或繼承者說「不」。

也有一部分知青早就翻然醒悟，看破權貴們的殘暴和偽善面目。「拿起筆，做刀槍」，現身說法，口誅筆伐毛澤東政治遺產繼承者的利益集團。這部分的既得利益者，在毛澤東死後和「改革開放」之初尚能批判文革，廢除上山下鄉制度。但在世界民主大潮雄潮澎湃，席捲亞非的今天，前有以「唱紅」的方式為文革招魂，現有公然為文革的一部分「上山下鄉運動」塗脂抹粉，妄圖以自己的經歷和現有地位來證明毛澤東的正確性，藉以暗示自己既得利益的合法性。罔顧如潮的差評，繼續洗腦。

但歷史就是歷史，並不會因了塗脂抹粉就可以掩蓋醜惡。《知青》有不少激昂的旋律，下面就回顧一段真實歷史中的旋律——

1968年上半年，各級「革命委員會」紛紛成立，中國的「紅衛兵」時代宣告終結。當時的「紅太陽」宣布關閉所有大學，並且工廠也不招工。是年年末，「紅衛兵」的身份被改作了「知識青年」，開始被「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受批判，受壓制，受迫害的「地、富、反、壞、右、走資派」的「黑六類」子弟和曾經「砸爛舊世界」的天子驕子們終於在「廣闊天地」裡匯在了一起，享受相同的命運。12月底，「龍盤虎踞」的南京市也有一萬餘名知識青年被「上山下鄉」，送到農村插隊。其中，有一個南京五中的高中畢業生名叫任毅，插隊到江浦縣。1969年5月，任毅創作了知青歌曲《可愛的家鄉》：

藍藍的天上，白雲在飛翔，
美麗的揚子江畔是可愛的南京古城，我的家鄉。
彩虹般的大橋，直上雲霄，橫斷了長江，雄偉的鐘山腳下是我可愛的家鄉。
別了媽媽，再見吧家鄉，
金色的學生時代已轉入了青春史冊，一去不復返。
未來的道路多麼艱難，曲折又漫長，生活的腳印深淺在偏僻的異鄉。
跟著太陽出，伴著月亮歸，
沈重地修理地球是光榮神聖的天職，我的命運。
用我的雙手繡紅了地球、繡紅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會到來。
告別了你呀，親愛的姑娘，
揩乾了你的淚水，洗掉心中憂愁，洗掉悲傷。
心中的人兒告別去遠方，離開了家鄉，愛情的星辰永遠放射光芒。
寂寞的往情，何處無知音，
昔日的友情，而今各奔前程，各自一方。
啊……別離的情景歷歷在目，怎能不傷心，相逢奔向那自由之路。

應該說，就當時的政治氛圍，這首歌曲也並未離開所謂的「主旋律」。然而，當是時也，下鄉知青除了背《毛澤東選》、唱「樣板」並無其它文化的東西可以接觸，這首歌一掃沉悶氣息，與知青的真實情感融為一體。因此，此歌既成，不脛而走，立刻以驚人的速度在下放知青中極其迅速地傳播開來。在競相傳抄中，知青們又將其定題為《知青之歌》。有知青入伍，將此歌帶到軍營中，於是有了更大的傳播空間。1969年8月，莫斯科廣播電臺以《中國知識青年之歌》為名，以小樂隊伴奏、男聲小合唱的形式播放了這首歌。當時毛澤東反美、反蘇正烈，正在大批「修正主義」，於是作者任毅注定了要有滅頂之災。

《知青之歌》遂被「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定調為「黑歌」。1970年初，江青、姚文元對《知青之歌》作了「要抓緊意識形態的階級鬥爭，要查清作者情況，要對黑歌進行批判」的指示。毛澤東的心腹張春橋則發布黑令：「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1970年2月19日（陰曆正月十五）夜，任毅在知青點被捕，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作出《關於現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結案處理報告》，認定任毅編寫反動黑歌《可愛的家鄉》「流傳甚廣，危害極大，嚴重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決定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這就是說，為了一首這樣的自編歌曲，年輕的任毅將要付出他的頭顱了！

與任毅一起處理的還有24名「反革命犯」，均被判處死刑。判決形成後，報到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審批。當時的江蘇省革委會主任是上將許世友，許世友審閱判決書時，發現一個「上山下鄉」的小娃娃，別無罪由，僅因一首歌就判處死刑，似乎也有些太草菅人命了，於是提筆將「死刑」改作了有期徒刑十年。南京召開「公判大會」的那一天，其他24人均被執行死刑，唯有任毅一人活了下來。

就是這樣僅僅淺淺地抒發一下自己的情感而已的200餘文字，差一點讓一個人失去生命。「太陽最紅，毛澤東主席最親」的時代，竟有如此酷烈、殘忍的的文字獄，現在的年輕人誰能相信？但這是鐵案，已載入這段可恥的歷史。

總地來說，任毅還算是幸運的、不幸之萬幸。事實是，從1969年到1976年，有很多知青的頭顱被摘掉了，罪由大多是類如任毅這樣的案情：現行反革命。比如安徽壽縣地區，至少有3名插隊知青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1970年在壽縣窯口集大橋下槍斃的兩個知青只是搞了一次知青集會；被判死的還有一個最為無辜，因為「成分」不好，招工總是沒有他，他瘋了，神經失常了，把縣「革命委員會」的牌子扔到了護城河裡，就這樣他被槍斃了。如今50歲以上的壽縣人，都會知道並記得這些事。

知青的歷史，不僅是苦難寫成的，也是生命與鮮血鑄就的，誰也顛覆不了。

1969那一年，全國所有的應屆中學生和以往兩屆畢業的所有中學生（俗稱老三屆）都「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到農村去安家落戶，「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不「響應」不行，中學生們的父母們都被叫到專門組織的「學習班」裡面去學習偉大領袖有關「知識份子同工農相結合」的偉大教導，要用實際行動來回答自己是不是聽偉大領袖的話。如果被認為不聽領袖的話，後果是父母在「學習班」長期學習，單位是不發工資，到最後派出所直接就將他的戶口註銷，轉到農村。沒有了城市戶口，就領不到糧票，在每個人都要憑糧票生活的時代，哪裡還養得起一個正處於發育期間的中學生。在那個時代，在城市沒有戶口就等於沒有活路。因此，家長都只好叫自己的孩子寫申請書，自願到農村去。而中學生們不能上學，沒有工作，連抬石頭、運磚塊河沙這樣的苦力活也不准干。眼看父母在「學習班」學習，也不忍心連累他們，只好寫申請報名下鄉。寫了申請的人統統批准，申請書一跤，父母們就從「學習班」畢業了，慰問品和慰問信馬上就送來了，所謂的慰問品就是一套《毛澤東選集》，叫做「雄文四卷」。慰問信上寫著祝賀中學生們「從此踏上了新長征的征途，接過了革命的火炬，扛上了南泥灣的鋤頭」，今後要在農村這個廣闊的天地裡「滾一身泥巴，煉一顆紅心」。

大多數中學生都是通過父母參加「學習班」這種方式下鄉的。這種方式很有用，偉大領袖也肯定了這種方式，他說：「辦學習班這種辦法很好，應該提倡」，這種辦法有的直到現在還沿用，如計畫生育學習班，黃賭毒人員學習班等。

農民對知青也是不歡迎的。時間一長，有的知青就難免有小偷小摸索行為，偷生產隊的玉米，偷農民的菜、雞等。偷竊的原因大約有四個方面，一是沒有菜吃，被迫去偷，二是發泄對社會不滿，三是同農民的矛盾，四是生活無聊尋求剌激。比如，在重慶在涪陵珍溪鎮雙河公社雙河大隊，重慶來的知青中偷生產隊和農民的東西，情況反映到大隊黨支部書記薛××那裡，大隊黨支部認為這是階級鬥爭的新動向，他們根據毛澤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階級鬥爭要天天講、月月講、年年講」，「樹欲靜而風不止」，「被推翻的階級決不甘心他們的失敗，他們時刻夢想恢復已經失去的天堂」等教導，決定打擊階級敵人的破壞活動。5月的某一天，正是趕集的日子，幾個知青趕完集到一處知青家聚會，負責偵察的農民立即把情況報告大隊黨支部，薛××認為這是聚殲階級敵人的大好時機。一聲令下，早已準備好的農民從四面八方趕來，他們高舉鋤頭、扁擔、釘鈀像陳勝、吳廣起義那樣，漫山遍野地衝向知青屋子。趕集來竄門的知青和當地的知青共有8人，還沒等他們回過神來，農民們就衝進來了，有6個人當場被亂棒打死，有兩個跑了出去，一個人慌亂中跌倒掉進水田陷著，正要掙紮著起來，一個農民趕到，當即用鋤頭將他挖死。一個人跑到一戶農民家中躲起來，被一個老太太發現，這個老太太也很恨知青，因為她家的菸葉被知青偷過。知青因不認識菸葉，以為是菜，偷來煲粥，結果又苦又澀不能吃，白白浪費了一鍋粥。偷菸葉本來是誤偷，但那個老太太不管這些，馬上出去報告，一大群農民趕來，把這個知青拉出來，在院子裡也當場打死。

消息傳出後，當地的知青全體罷工，分頭聯繫同學朋友，各地知青群情激憤，紛紛向雙河趕來，提出「踏平雙河」「血洗雙河」的口號，發誓要為死去的同伴們報仇。重慶市的知青家長們也紛紛來到涪陵，向當地政府討說法。當地政府部門非常緊張，派出大批部隊民兵，封鎖去雙河的各個路口，凡是外地知青模樣的人，嚴加防範，禁止進入。但出了這麼大的事，也不能過分強硬。在嚴加防範的同時，又對知青好言相勸，表示政府一定要解決好這個問題，要大家相信政府，不要激化矛盾。珍溪區革命委員會對知青家屬、同學進行專門的接待，每天都要殺兩、三頭肥豬，炒成大片大片的回鍋肉免費招待。這對於長期沒見過油水的知青們可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大好時光，都自稱是死難知青的同學朋友，去吃幾天肥豬肉，打了幾天牙祭。

大約兩個星期後，事件逐漸平息，策劃打死知青的薛××等幹部、主要成員都被逮捕，政府對死難知青進行安葬，開追悼會，說他們最聽毛主席的話，緊跟他老人家的戰略部署，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們的死，比泰山還重。每個死難知青賠了一千多塊錢（那時候還是很值錢的）。在那個狠抓階級鬥爭的年代，什麼事情都要往階級鬥爭上扯，這麼大的事件更不例外。事件最後被定性為「階級敵人精心策劃的一起有預謀、有組織、典型的階級報復反革命事件」。薛××等幹部都是三代出生貧農，根紅苗正，不能說是階級敵人，只能說他們受了階級敵人的矇蔽。那麼誰是階級敵人呢，剛好參與者中有一個地主的兒子王××和他的堂兄王××，王家兄弟只是一般參加人員，根本沒有直接打死人。在那個時代，家庭出生不好的人都要表示同自己的反動家庭劃清界線，大隊黨支部部署的事情他們不敢不參加，這一參加，他們就成了元凶，成了破壞偉大領袖戰略部署，破壞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達到實施階級報復，復辟資本主義的首要分子。幾個月後，涪陵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王家兄弟死刑，立即執行。黨支部書記薛××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其他幹部分別判處10年、8年、5年等有期徒刑。宣判之後，王家兄弟被五花大綁，押到涪陵長江邊龍王沱刑場槍斃。王家兄弟只是比知青稍微大一點，大約20歲左右的青年人。行刑人員用的是56式衝鋒槍，每個人被打了4發子彈，連續發射，一共8發子彈，代表8個知青每人一顆復仇的子彈。家屬不敢收屍，屍體在長江邊擺了兩天，被一些小孩用江邊的鵝卵石亂砸，整個頭都砸沒了，後來叫幾個「四類分子」用兩張破蓆裹上埋在城外荒山。當時還要犯人家屬交子彈費，按實際使用數交，比一般死刑犯多四倍。

在今重慶市涪陵區珍溪鎮長江邊上，還有8座長滿荒草的野墳，已經沒有家屬來祭祀了，人稱「知青墳」，三峽水位蓄水如今還沒有達到170米，如果達到這個水位將被淹沒，也沒有什麼人提出遷移，王家二兄弟的親屬都是老實巴巴的農民，也不知道去申訴，此事也就成為年長一輩飯余的談資，慢慢淡忘。

在此，不能不使人想起鄧拓當年關於要「專治‘健忘症’」的說法，確實大有遠見，大有深意。為了與「遺忘」作鬥爭，他付出的代價卻是自己的生命。為了死者，更是為了生者，請記住人類、國家、民族和自己的苦難與罪過……。
文革期間，男知青要上大學，要以錢物通關，而女知青則要獻上身體。不只上大學，下鄉知青要上調回城，請假回家，甚至僅僅是為免受刁難、欺侮，男也要獻錢獻物，女也要獻身。許多回憶文章都寫過這種事。

「文革」期間，取消了高考，大學從工農兵中直接招收學員，沒有文化考試，甚至對招收對象沒有文化水平方面的要求。對招收對象的唯一硬性要求，或許就是政治上的「根正苗紅」，然而，「根正苗紅」的工農兵很多很多，誰能成為幸運兒呢？這時候，潛規則就起著史無前例的作用。

「文革」期間，大學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招生權，只有接納權。決定工農兵中何人上大學的「正式規則」是「工農兵推薦」。而在農村，「貧下中農推薦上大學」是十足的空話。大學招生，在農村是以公社為單位分配名額。比如，某公社今年可推薦兩人上大學，這兩人是誰由公社的最高領導公社書記說了算，連「推薦」的過場都不會走。全公社的貧下中農推薦，就變成公社書記一人推薦。書記推薦誰，就看誰與書記關係最親，就看誰的賄賂最有檔次。在能否上大學上，潛規則如此起作用，也是史無前例的。

「潛規則」似乎已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無需解釋。狹義，則似乎專指年輕女性以肉體從權勢者手中換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當有人說某位「美女」被領導「潛規則」，別人都明白是什麼意思。這種狹義的潛規則，「文革」期間是普遍存在的，甚至程度更甚。戴嘉枋的《樣板戲的風風雨雨》一書，就披露了一點江青的紅人劉慶棠這方面的「事跡」。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檔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深得江青寵信，以一個演員之身而居政治高位，是「九大」代表和主席團成員，在「十大」上成為中央委員，後來當上文化部副部長。劉慶棠「潛規則」女演員一事，戴嘉枋是這樣說的：「到了‘文革’中大權在握，風流成性的他更肆無忌憚地到了淫邪無恥的地步。一個比他小20來歲的姑娘，長期被他霸佔；而任何一位女演員，無論是你想爭取在戲中當主角或領舞，還是給丈夫落戶口、安排工作，甚至處在恐怖的威脅之下為免遭批鬥，只要有求於他，都有可能成為他的掌中玩物，滿足他的一逞之快。到後來，劉慶棠索性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女浴室近旁，除辦公桌、文件櫃外，還有一張大床，美其名曰用於加夜班休息。他時常在辦公室窺守於門邊，見浴後的女演員經過，便以各種名目請她入內談話，然後誘脅相加邀其同枕共寢。不少懾於權勢的女演員，不得不忍辱任其擺佈。」劉慶棠的此種做派，其「頂頭上司」江青、張春橋並非不知，而認為是「無害」的「小節」，「絲毫無損於這個色狼的毛髮和仕途。」……

中國知青一代，確實是很特殊的一代。

知青一代的最大特點就是，儘管他們的個性、資質和家庭背景有著很大的不同，但卻有著一段極其相似的命運。他們都遠離城市，遠離父母，進入中國社會的底層，從事繁重的勞動。這一段共同的經歷刻骨銘心，終身難忘。

在我看來，這部《知青》，就和許多知青回憶錄知青文學知青藝術一樣，有一個巨大的缺失，那就是被知青稱為鄉親的農民，直到今天，他們仍然是這個國家的二等國民，繼續承受著制度性政策性的歧視與壓迫。

作為當年的知青，有多少人為他們申張過正義與公平？！

不要說什麼「國情」，城鄉戶口二元制絕對算不上「國情」，因為在所謂「舊中國」並沒有什麼城鄉戶口二元制。不要說什麼政府已經在著手戶籍制度改革了，有些城市已經開始試點了；問題是，廢除城鄉戶口二元制無非是一種回歸，就像當年恢復高考，哪裡還用得著試點？讓這種罪惡的制度多拖延一天，就意味著讓億萬農民多受一天的苦難，多受一天的侮辱。今日中國，從政界到商界到文化界以及其他各行各業，都有知青一代佔據要津。以他們早就擁有的決策權力，如果還把農民當作平等的人，城鄉戶口二元制早就廢除掉了。

知青為什麼不為農民大聲疾呼？畢竟在今天，我們都有或多或少的話語權。呼籲幾聲並沒有多大的政治風險，為什麼還躲躲閃閃？如果我們自己就沒有強烈的衝動為農民鳴不平，如果我們自己骨子裡就把農民當作下等人，那就別再奢談什麼對農民鄉親的感恩懷念什麼厚誼深情了。事實上，直到今天，中國的農民仍然沒有擺脫二等國民的地位，知青一代已然愧對鄉親。

據《東方日報》報導，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在洛陽揮鐮勞動時，情不自禁地感嘆似乎回到知青歲月，相信這是他的肺腑之言。1969年，盧展工隨浙江省第一批知青到黑龍江富錦新立屯插隊，經歷了3年難忘的知青生涯。

知青這一代，年輕時上山下鄉吃過苦，而立之年又遇到改革開放，既有強烈的本土意識，亦有開闊的國際視野。體驗決定深度，知識決定廣度，能夠脫穎而出的知青，往往兼具務實與開明兩種特質，他們一旦掌握國柄，勢必對現在的政壇產生一定的衝擊。溫家寶曾在3月14日人大會議後的記者會上指出了政改的迫切性。他說，為避免文革悲劇的重演，要繼續中國的經濟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

所以，儘管梁曉聲們還在歌頌文革，但筆者以為，對於即將上任第五代領導人來說，所受教育、世界潮流對他們的影響會使他們思想進步，再加上他們又都有過上山下鄉的經歷，預計十八大會在政治路線及政改上作出安排。港媒也認為，中國這艘巨輪由他們掌舵，勢必給大陸政壇注入不同的元素，徹底改變政治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