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庆代表团的媒体开放日，薄熙来做出了一系列的反击。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这些问题。
媒体开放日薄熙来的反击
在人大各个代表团开放日的那一天，可以说重庆代表团吸引了最多的眼球，然而重庆代表团又是大家把注意力关注在薄熙来一个人的表演之上。薄熙来在这次两会当中，先是在8日那天上午缺席，后来下午又重新出现。在9日那天原来说是媒体开放日不需要申请，结果又以没有申请（为由）把大部分媒体挡在外面。在开会的过程当中，又是由官方的媒体提问为主，而且还帮助薄熙来转移外媒那些很难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薄熙来可以说是对媒体作秀，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但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他重申了重庆的唱红打黑，而且说打黑是上面同意的，是上面指导下做的。特别提到了公、检、法、司、安全部门，不是公安一家做的，是这么多的司法部门在政法委的协调下面做出来的。因此他实际上是把政法委给抛出来了，为他的打黑辩解。另外还有一些，对自己的儿子、家人的事就公开撒谎。
结果大家也注意到了，就是那些高官，在前两天对他很冷淡的那些高官态度开始转变，都对他热火起来了。这样一来有人又通过海外媒体开始放风，说薄熙来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事了。这个事情现在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所谓“没有事”指的是中央就不再追究了，我想应该是这样子。但问题是薄熙来在这之前，他究竟挑战了谁？一般认为他作为一个地方诸侯，在地方上搞了这些唱红打黑的政治运动，是对中央进行挑战。但问题是今天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实不是中央，而只是利益集团的组合。这些利益集团他们可以组成不同的派系，也可能是独立的派系。长期的组合，哪些人可以长期的组合再形成集团，是重大的利益或者是重大的血债结合在一起的；而短期可以由于各种暂时的利益分配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组合。
薄熙来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在众目睽睽之下和世界和国内高度关注之下，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反击，就说他是有他的空间的，可以活动的空间的。这个空间就是中共整体统治，处于一个相对比较虚弱的阶段，它不是说对民众的软弱，而是对自己内部控制能力的减弱。这个是由什么决定呢？实际上是由中共整个所谓接班人的机制决定的。因为它的接班人选拔机制实际上是一种逆筛选的机制，它选的不是最能做好这个工作的人，而是最能讨好上级的人，而且是最不容易去否定上一代所犯的政治罪行的人。所以这样筛选出来肯定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显然在两会期间，这场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现在还不知谁胜谁负。在这种情况下处于一个表面上看似被动状态的薄熙来，要在公开场合进行表演，这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表演会动摇中间阵营的人。而对于不管是哪一方，他要识别谁是他真正的同盟，或者是他的朋友，或者是胆小的不敢靠拢哪一边的，或者是敌人，需要在这种场合下进行考验的。对于中共官员来说，他和民主制度的、世界上正常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他要察言观色，他要在政治斗争当中选择哪一方，实际上完全是一种随机的下赌注的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或者仅仅就是为了保命。这个是中共政治的特点，而且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你像在文革的时候，最先作为所谓“造反派”夺权的是上海，就当时1967年1月份成立一个“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改成“革命委员会”。当时就是张春桥和王洪文下的赌注，张春桥本人下的赌注，王洪文是参加的。因为他们当时并不知道毛泽东是怎么想的，所以当时是赌赢了，至少在那个阶段他是赌赢了。至于说若干年以后被抓起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六四以前，江泽民在上海镇压导报事件，一方面他是出于本能，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下赌注，因为那时候谁也不知道北京的局势会向什么方向发展。而当时各个省由于摸不准情况，表态时间是有差别的，所以各个省其实也是在下赌注。正是因为江泽民在上海镇压导报这个赌注下赢了，所以被元老们看中，把他提到中央去，作为下一届中共的领导人，其原因就是因为通过他对导报的镇压，这些元老们相信他不会去否定六四。
在薄熙来事件上，像徐才厚和其他官员态度的转变，不一定就是胡、温这一派或者是习、李这一派要放过薄熙来，更像是由于高层到现在无法统一意见，而且行动迟缓，因此骑墙派、观望派就开始留后路，开始有可能转向。
两会在这个时候开，其实对于薄熙来来说，有利有弊。有利的是，有一个时间可以让他在公众面前表演，来争取主动；但它的弊端是，不得不在他个人政治生涯最狼狈的时候，必须到公众面前去露面，而有些时候是很难掩饰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媒体开放日和在两会中间，可以被照相机照到很多很多他非常狼狈的镜头。
对胡温来说，在发生王立军这么重大事件的时候，正好又碰到开两会，很难说有什么有利的地方。他固然可以通过这次会议，通过个人的表现来看到人们是不是忠于自己，但是如果说他为了保持两会能够顺利召开，而把这件事情向后推的话，他会把弱点暴露出来。而中共的政治就是“墙倒众人推”，就是有些原本可以投靠自己的，也有可能会通过这段时间倒向对方。在中共内部没有说哪个派系对哪个派系的人忠诚这一说，它只有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和利益之间的斗争。
有没有一个“中央”
下面就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被人们所称谓的“中央”。这就牵涉到薄熙来在这一场权力斗争当中，他所持的王牌。上次节目我们讲了一部分，就是讲薄熙来搞的唱红打黑，它符合中共正统的意识形态，也符合中共践踏法律的实践。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这一次我们就不花时间去讨论它了。另外一个王牌就是政治局常委当中，部分成员的支持。今天我们可以重点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中共的政治当中，最近这些年出现了一种多头的权力中心，而不是一个权力中心。我们分析一下中共统治它最高领导权力的变迁。在毛泽东时代他是绝对权威，他指谁打谁，别人只有被打的份或者帮助他打的份。到了邓小平时代，他仍然能一连搞倒两个自己最重要的改革支柱，胡耀邦和赵紫阳，但是在六四的时候，他仍然不得不需要找那些元老“个别谈话”，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能够这样做，所以他已经不是像毛泽东那样子绝对权威了。
而江泽民他在巩固权威的时候虽然说也斗倒了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但那个是用离间计让邓小平干的，不是他自己的权力干出来的。到了他搞倒陈希同的时候他已经完全不能跟毛、邓时期的权力斗争相比较了，而必须要用非政治的经济罪名来进行斗争，这样对中共来说就留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
我们这里想说明一下的就是我们在这里谈的是党内的路线斗争或是权力斗争，不是针对人民的迫害，就像江泽民发起的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他是针对人民、针对人民的信仰所进行的迫害，它的性质不一样。就是中共这个系统尽管在内部的权力斗争当中，它的绝对权威越来越低，但是它对民众的迫害从来就没有减弱过，而且从来就没有派系和分歧，总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这里不谈这一部分，主要谈的是党内的斗争。
到了江泽民退休的时候，他就面临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他的政治遗产，特别是保护它最主要的政治遗产，就是迫害法轮功这个罪行不被清算，他的家族不被清算，这是他面临的重大问题。为了保证他不被清算，他就做出这样的安排，就是在政治局常委中尽量多安排自己的人，这些人就是在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当中支持他的人，或者是积极参与迫害的人。结果就形成了政治局常委当中权力的分摊，每个人管自己的一摊，重大事件的时候谁都不出头，谁都不做决定的局面。
而日常的操作则是由分管的常委来全权处理，其它的常委不去管某一个常委分管的事情，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就出现了在常委内部自说自话的奇特现象。你像温家宝这几年来在公开场合经常发表一些政改的言论，而其他人对政改一言不发，就是这种现象。
这里就出现了有一些分管重要部门的常委，比如说分管政法的周永康，在这个过程当中掌握了超级的权力。在这次重庆代表团一个非正式的开放日，周永康出现在现场，就明显的是以他政法委书记和政治局常委的身分在为薄熙来站台。常委他本来不属于某一个省市，因此在人大讨论的时候他要参加哪一个团的讨论他必须加入到某一个省市去，一般来说，他是加入到一个自己曾经工作过的省市代表团里面去。你像贾庆林他就会去福建，周永康来自四川他应该参加四川的讨论，那是理所当然的。重庆已经和四川分开了，重庆是一个直辖市。一个从来没有在重庆工作过的政治局常委，到重庆代表团去参加他们的讨论，特别是媒体开放日的讨论，确实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因此只能把这个看做是他公开挺薄熙来的举动。
周永康他虽然只是个常委，但是因为他掌管了政法委，而政法委的权力在中共这十多年来迫害法轮功和侵犯人权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发展起来的。再加上现在的“维稳机制”它都是由政法委负责的，使得政法委一方面是中共控制司法系统的工具，来维持中共的统治；那另外一方面它又变成是党内派系，甚至是个人进行内部斗争的工具，它同样也可能成为加速中共崩溃的因素。
讲到政法委呢，我们就要讲到中共革命实际上是依靠着两杆子，就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笔杆子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没有多大区别，基本上就是宣传部门；而枪杆子就是暴力和镇压的工具。所以在战争时期主要是军队，而在和平时期主要的表现形式并不是军队，而是国家机器当中对内镇压的司法系统。
正如薄熙来对媒体说的，打黑是公、检、法、司、安全部门在政法委的协调下进行的，所以他至少证明了一点，他的话说明打黑并不是在执行法律，而是执行中共的政策，或者是执行政法委的政策。如果说它是执行法律的话，那根本就不需要一个党的政法委来协调。
刚才说中共中央政法委的权力，是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当中强力的扩张和膨胀起来的，又在维稳的方针政策下继续巩固和加强。这个“怪胎”，就是中共中央政法委的这个怪胎，它是由中共反人民的这个属性制造出来的，但是由于它权力不断的扩大和不受党内权力的制衡，同样的也就可以成为个人或者集团的工具，反过来对中共的统治造成威胁和伤害。这个不是说哪一个人想出来的，当然也就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就是说在设置政法委的时候它们只想到的是控制司法系统来维护中共的统治，它们不会想到它会反过来伤害到中共的统治。即使说现在想到了，它已经不是中共内部人为的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我们上次讨论了中共内部由周永康所控制的武警发动准军事政变的危险有多大。薄熙来这一次提出来的打黑是政法委统一协调的，其实就是用中共的“盾”来挡中共的“矛”。因为要整他的话肯定也是中共出面来整他，而他就用中共自己的这个系统来抵挡它：这个可是中共中央政法委领导下进行的，你要打我的话你也要连政法委一起打。而他知道政法委就是中共的命根子，中共不能打，也没有这个力量打。实际上他的策略就是，既然不能够分享权力，那么就同归于尽。其实走到这一步，明摆着就是摊牌了。
重庆何以能越过底线顶风作案
我们再看一下，这次重庆有哪些越过底线的行为？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在北京遭到重庆派去的公安人员控制，这件事所牵涉到的中共危机其实比外界想像的要大得多。这里面反映了几个问题，都是和维稳有关系的。
一个就是上访对地方当局政绩的影响。开始于1999年中共对于法轮功的迫害，在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来都没有过的民众大规模的到北京上访。从1999年7月开始到2001年1月，在北京长期保持有数万到数十万法轮功学员上访，当时中央对这种状况非常恼火，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把这压力压到省一级，就是上访人员多的省份主要领导的仕途就会受到威胁。《华尔街日报》的记者伊恩．强森在他获得“普利策奖”的系列报导当中，有一篇就提到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由于山东省上访人数众多而受到批评。为了保住他的官位免受中央的批评甚至是降职的威胁，他就采取一种方式，就是对下面的官员层层转移责任和压力，所以导致了在迫害的第一年，山东省成为打死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省分，就是预防性的关押和殴打法轮功学员，不让他们到北京去。伊恩．强森在文章当中提到的法轮功学员陈子秀，就是在那种情况下被打死的。
为了不影响政绩，不至于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各个省都到北京派驻代表，专门用钱去买通北京的警方，把本省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被北京警方抓捕的人用钱赎回来，这样就减少了本省在中央挂号的法轮功的上访人数，这就是现在蔓延全国的截访的开始。当然后来当局终于想出了办法，就是制造了一个“天安门自焚”，以为这样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法轮功到北京上访的问题，结果就是彻底的打消了一部份法轮功学员向中央讨公道的想法，转而向民众讲真相，那是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的人所始料不及的。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
以后就随着社会各方面矛盾的激化，由于其他各种原因的上访民众越来越多，因此早年那个雏型最后固定成了专门截访的驻京办，驻京办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最后导致中央到去年下决心要清理。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各地地方政权在北京执法的问题，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大忌，罗马帝国时代，军队和那些没有交出军权的统帅是不能够进入罗马城市的范围的。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没有出现过允许地方政权的力量和武装进入京城去执法的，除非是造反了打到京城，或者是奉召勤王的军队，只有这二种情况才能进京城。只有在中共的统治下，才会出现从上到下人人掩耳盗铃的现象，就说只要闭上眼睛，只要不写在纸上，不写在报告上，上访的事情就好像没有发生过。
你想想看，在历史上哪一朝哪一代会允许在皇城脚下遍地开办驻京办，每个驻京办都有部分在北京执法的权力，在京城任意抓捕良民，私设刑堂，私设监狱，在历史上有没有？从来没有过。然而这种对中央在首都权力的蔑视，又是来源于中央对地方维稳的要求和阻止上访的要求，因此这种事情没有解，它是个死结。
这又导致权力的扩大，不受制约的权力它都有一个无限扩张的趋势。既然在北京执法，中央睁个眼闭个眼，那么这些执法范围就会越来越扩大。从一开始的时候，各个省驻京办在北京对本省上访民众的执法，逐渐的扩大到地方官员派警力到北京去抓捕披露本地官员丑闻的北京记者，抓的已经不是本省的访民了。你像辽宁西丰公安局最出名的，就是由于一篇对县委书记的负面报导，而县公安局派警察到北京去抓捕北京《法人》杂志记者朱文娜的事件，当时这个事件是轰动一时，被人称为是“ 最牛县委书记”。当然党中央它可以认为抓的是记者没有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官官相护。但是这种事情效果是有两个方面的，一方面他威胁了媒体不要去报导官员负面的消息，这个是符合中共统治的利益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不管是官场还是民间，他也注意到了地方官员只要有一个“维稳”的名头，他就可以到京城去，到北京去胡作非为，而在实质上挑战中央的权威。
跨省抓捕是这种现象的另外一种表现，不是到北京是到别的省去执法，这种事情在一般的国家是没有的。你像在美国这种跨省抓捕的事情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警察完完全全是地方的，每个地方警察只对自己这个市的市长负责，他根本就不管别的城市的事情，不同城市警察之间没有隶属关系，没有平级互相交换的关系，也没有上级部门。在州一级为什么有州警察呢？州警察其实是高速公路的巡警，他解决的是高速公路上开车违法，很快的就会超出城市管辖范围，所以必须要有州警察能够跨城市的执法。而在联邦一级，他有联邦执法官，他跟地方警察没有任何上下级关系。就像电影 The Fugitive里面所描述的，在中文有的翻成《亡命天涯》，也有的翻成《绝命追杀令》，这个电影里头实际上就是联邦执法官在不同的州执法的问题。
这一次薄熙来和黄奇帆所代表的重庆当局，至少有二次直接犯了过界的大忌。一次是涉嫌派警员跨界到四川成都企图包围领事馆，绑架或者劫持王立军。当然黄奇帆后来否认了，说是四川警察，但是四川当局一口否认，而黄奇帆他至少承认了是有警车把美国领事馆围上的。围领馆的这件事情，不管是谁，总得有人出面承担责任，不可能有第三方派警车去把领馆围上的。
中共自己说的“外交无小事”，即使是美国政府不说，美国国会也不一定就会放过它，一定要叫美国政府说清楚，为什么外国政府可以出动警车来围美国领事馆？因为这是一种外交上的冒犯，即使美国国会不介意，中国方面也不能不给一个交待，因为这种事情一犯的话，各地都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在印象当中除了文革期间围攻外国领事馆以外，真的还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即使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当中，他也不是说出动警方或者是政府方面来抗议，而是通过学生以群众自发抗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另一个跨界就是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在北京，就是刚才提到的，被派到北京的重庆公安人员去抓捕的。在这种风头上，就是在重庆的警察头子王立军已经被调查，而且这个案子要追查到薄熙来，甚至追查到更高周永康的时候，仍然要派人到北京去执法，按照中共自己的话说这就叫作“顶风作案”。这种顶风作案不是一天形成的，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是中共这个政法系统为了维稳无限扩大权力，不断的犯规，不断的碰撞底线，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个事情在中共的系统之内同样是无解的，中共最终是被它自己的这个制度给整垮掉的。好，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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